《史记》中的《伯夷列传》主要记载的是伯夷、叔齐兄弟俩的事迹，伯夷、叔齐是商朝时期的人，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

可见，二人因“让国”和“饿死”两次高风亮节之举，得到了天下人的称赞，所以司马迁将该传记排在史记列传中第一的位置。

所谓的“让国”，是怎么回事呢？

伯夷和叔齐二人出身高贵，都是孤竹国国君的儿子，妥妥的白马王子。

孤竹国是商朝的附属国，大约的位置应该在今天辽宁省的西南部地区，孤竹国国君在世的时候，就确定了死后把国君之位传给叔齐。

可叔齐倒也奇葩的很，父亲在世的时候并没有拒绝当储君，等父亲一死就反悔了，无论大臣们怎么劝说，就是不肯继位，还提出要把国君的位置让给伯夷。

对叔齐的让位，伯夷当然是拒绝接受的。伯夷倒不是不想当国君，而是因为不敢违抗父命，无奈之下，伯夷就就逃走了。叔齐一看，你既然可以逃走，那我也逃走算了，于是就和伯夷一起逃走了。

孤竹国的臣子一看，这两个王子都跑了，无奈之下，只好立了孤竹君的“中子”当国君。

这就是二人的“让国”之事。

其实，上古时期的国君，责任大权力小，当国君是一件苦差事，作为王子，不愿当国君，不顾国计民生，在关键时刻溜之大吉，倒也没什么值得夸耀的。

毛主席就曾说：“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摘自《别了，司徒雷登》）

看来，伯夷叔齐所谓的“让国”，无非是当了一回逃兵而已。

所谓的“饿死”，又是怎么回事呢？

话说这二人都不想当孤竹国的国君，于是一起逃跑了，逃到哪里去了呢?按理说，孤竹国是商朝的附属国，本应该逃到自己的宗主国商朝去才对。

但二人也不知怎么想的，从辽宁地区一路爬山涉水、翻山越岭，千里迢迢跑到了商朝的敌国（也是附属国）——位于陕西地区的周朝去了。

当时周朝的国君是周文王，见二人来投靠，很是高兴，很隆重的接待了他们，他们二人也成为了周朝的座上宾。后来周文王死了，周武王继位后，想推翻商朝的统治，于是计划伐纣。

二人一看这可不行，我俩可是商民啊，于是就想阻止武王进行伐纣，武王当然不鸟他们，他们就骂武王不忠不孝，武王倒也宽容，没处置二人。后来，武王伐纣成功，商朝被推翻了。

商朝灭亡后，二人倒是很有气节，隐居在首阳山，不吃周朝的粮食，天天吃野菜度日，最后野菜也没了，二人宁愿饿着，还是不愿意吃周朝的粮食，最后就活活饿死了。

听过这个故事的人很多，对伯夷和叔齐的高尚气节，佩服的人也很多，宣扬这种气节的人就更多了，其中不仅有平民，有文人，甚至还有统治者——哪个统治者不喜欢这样的忠臣呢？

然而对这个故事，我是一直持怀疑态度的，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两点：

第一，首阳山的野菜难道也不也是周朝的吗？

首阳山位于周朝的范围内，不仅首阳山的粮食是周朝的，长出的野菜不也是周朝的吗？吃野菜和吃粮食有什么区别呢？有本事什么都不要吃啊！再说了，二人难道不能返回自己的故国——孤竹国去吗？那里又不是周朝的地方，可不用活活饿死哦，所以“饿死”一事挺可疑的。

第二，《史记》中关于伯夷叔齐的记载，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同时也与其他史书的记载存在矛盾。

在《伯夷列传》的记载中，二人阻止武王伐纣时曾批评武王“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意思是文王死了，你武王作为儿子，不安葬自己的父亲，反而这么快就大动干戈伐纣，这是不孝的行为。

可是，《周本纪》记载的武王两次伐纣时间，一次是在武王九年，一次是在武王十二年，这么多年过去了，武王怎么可能没还有安葬文王呢？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今日的首阳山已经成为旅游景区

另外，《史记》中虽然记载伯夷叔齐“不食周粟”，但其他史书是怎么记载的呢？

《战国策·燕策》记载：苏秦曰：”伯夷不肯为武王之臣，不受封侯“。《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序曰：”武王迁九鼎于洛邑，伯夷、叔齐薄之，不食其俸“。

可见，根据《战国策·燕策》和《汉书·王贡两龚鲍传》的记载，伯夷、叔齐只是不愿当周朝的官员、不领周朝的俸禄而已。

而到了司马迁的笔下，”不食周禄“变成了”不食周粟“，虽然只换了一个字，但意思可就大大不同了。从人性的角度看，我倒是更相信《战国策》与《汉书》的记载。

其实，伯夷、叔齐作为商民，在周灭商之后，能不做周朝的官员，不领周朝的俸禄，已经算是很有气节的爱国者了。司马迁把他们美化成“因爱国而饿死”的忠臣，反而有画蛇添足之嫌，实在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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