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说，书非借不能读也，那是老理；我认为，藏书方可深读，是为新癖。
天生爱书，倒不是有多么爱读，而是捧着就喜欢，摆着就踏实。
上大学时，学的是当年炙手可热的国际金融专业，听上去很高大上，是吧？本科毕业后，多数同学都去了省内外的银行类金融机构，我则借助一直当班长的优势留在了学校。
说来话长，爷爷奶奶都是退休教师，四个姑姑中也有两位是教师，老爸是公务员，我的大家庭也当算是乡镇上的书香门第。受环境熏陶，我从小到大文化课学习还比较让人省心，顺顺利利考到了省城不错的大学。细数起来，从小学发表习作，再到高中选学文科，我与书和文学还是颇有渊源的。工作之后，我渐渐承担了处室大量的文字材料撰写任务，小到通知公告，中到方案总结，大到十#五规划，虽说是又俗套又八股，有时会厌到作呕累到麻木，可是我对文风还是有所坚持的。犹记得2004年末关姓的新处长（如今已是某高校党委书记）到任，在审阅我写的一份材料时，随口问了一句，你大学是学中文的吧？这工作总结怎么写得有那么一丁点儿抒情意味呢。
由此可见，我的公文写作水准，与党委宣传部和学校政研室的那些“大笔杆子”们相比，多少有些不伦不类的文艺范儿。不管怎么说，笔耕不辍给我带来的不仅仅是“有才和能写”这样的好名声，而且也有过实实在在的裨益。至今引以为傲的是，2011年参加单位100多人报名的公选竞聘，我的笔试成绩名列第一，力压了一众的哲学博士、思政硕士，而分值不菲的最后一题——政论文，肯定居功至伟。
因为写，更要读。而我的怪癖是，书非买不能读也。是故身在高校，图书馆的馆藏不可谓不丰厚，身为教师，借阅图书不可谓不方便，但从上学到工作25年下来，前前后后去校内外各类图书馆的次数较为有限，除非我要读的书已经绝版或一时买不到。
下面聊聊买书和藏书的好处。
首先，买书有很大的自由度。从前，逛实体书店是我借出差之便去每座陌生城市的额外福利，因此，我便拥有了于南京新华书店购买的《三毛从军记》（张乐平），于苏州诚品书店觅得的《岁月静好》（蒋勋），于某机场书店挑选的乘机读物《绝对权力》（周梅森），等等。几乎与每本书的冥冥邂逅，都有我幸福满满的回忆。后来，网购图书成为主流，一般是先选选作者，接着挑挑题材、体裁，再看看策划方和出版社，最后还不忘浏览一下版本和装帧。总之，这种随时下单买书的自由度绝对是借书无可比拟的。另外，对卫生要求不大苛刻的自己在看书上还多少有那么一点儿洁癖，尽管没有什么在图书上勾画和书写的习惯，可是捧着供人借阅和任人翻阅的图书，心里仍是不免有些小小的不自在。
其次，藏书有较大的成就感。和买书一样，买回来并拥有它的快感，也是借书无可比拟的。搬到郊区的大宅以后，有间心仪的书房以供藏书的愿望得以终偿。于是，把美式书柜装好填满，用一室书香沁脾提神，成了几年来矢志不移的品尚追求。而选书下单、到货取回、拆开谋面、逐页品读的过程，也像是和恋人从对视到爱慕直至迎娶到家的经历，浪漫玄妙，甜蜜温馨。轻抚着读过和待读图书的书脊，随目光所及顺手取下来几本，检阅一番有色彩和温度的封面，整理几下宽窄不一的腰封。如若仔细地闻吸几口，更有墨香阵阵，怡情悦心。
再次，书房有极大的治愈性。这里不但是我和妻工作学习的场所，更是调节情绪、治愈不快的港湾。每当烦事缠身，或是郁结不断的时候，我总是一个人静坐在书桌前或是躺靠在沙发上，手执一本《苏东坡传》（林语堂版）或《人间草木》（汪曾祺）或《树犹如此》（白先勇），哪怕只是对着书页空想、发呆，也是极好的疗愈。冬日里，端一杯热茶或咖啡步入书房，不动声色地放到妻子面前，然后转身坐回沙发，或看书，或看她，皆是人间值得和岁月美好。
最后，读书有更大的紧迫感。借来的书，到期需要续借和归还，不具备长期占有的条件。而花了钱买回来的图书，已经烙印了你的物权和属性，不抽空好好读似乎小有压力。例如，有两本书年初购进至今尚未阅读过半，总让我有种暴殄天物的负疚。还有，我乐意在办公桌、茶几、床头柜上甚或枕边都放着近期啃读的新书，随时随地，形影不离。这种俯拾即是的感觉，与其说是无处不在的紧迫，不如说是无时不有的快乐。
从前多是交换借阅，那是缘于或一书难求，或囊中羞涩，或无处存放；现在多是购置珍藏，可细读慢赏，可携游伴梦，可装点书房。其实，借书也好，藏书也罢，不过都是敦促阅读行为的某种方式而已，适合为好，恰当就好。而不论曾经的翻看纸质书，还是如今的网络“泛阅读”，都不必拘泥于嗜学早晚、环境好坏和时间长短，开卷有益，不劳无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