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天赋，精明的犹太人善于经商、热情的拉美人擅长足球、俄罗斯被笑称战斗民族，而中国人的天赋，就是种菜——这似乎是数千年农耕文明带来的、深入基因的能力——中国家长陪孩子出国留学，在国外校园开垦出一块菜地，竟然成了当地的风景线；普通的中国百姓，在阳台、楼顶、甚至只需要一个花盆，就能种出蔬菜；科学家还把蔬菜种到了沙漠、南极、甚至太空……可以说，只要有土壤的地方，勤劳的中国人就能种出水灵灵的蔬菜和水果。

虽然“中国人有种菜天赋”这一说法，有些玩笑成分，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耕社会，在没有天气预报的年代，出于对大自然的敬畏和生活智慧的总结，中国人很早就发明了二十四节气，特别是在“二分二至并四立”这八个节气，举国上下都会通过占卜和祭祀。

古代中国每年都要举行最盛大的祭祀社神的活动，社神其实就是对各路土地神的统称，祭祀社神源自人们的土地崇拜，古人认为，我们生存的土地，乃至在土地上收获的每一份食物，都来自于土地神的恩赐，但是土地神太多了，包括黄天、厚土、社稷、五谷等等众神，人类不可能一一祭祀，因此便在播种和收获的时候，封土立社，一块儿把各路土地都祭祀了。

中国人在这样的农耕文明中，自强不息了数千年，真正产生具有历史意义的改变，是在唐朝。唐朝的老百姓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勤劳作一辈子；诗人则用他们浪漫的笔触，写下无数美丽的田园诗歌；在国家层面，也推出了一系列政策，通过稳固农业，来稳固税收，进而稳固国家的运转，唐朝在农业方面的创新，甚至影响了后世中国1000多年的农业制度。

均田制

农业关系到老百姓的生存，也关系到国家的命脉，而农业的根基在于土地，国家自然要对土地进行妥善的管理，让天下百姓都有自己的耕地可以劳作，养活自己，同时也为国家纳税。唐朝的土地制度，继承了隋朝的均田制，这是一种按人口分配田地的制度。

均田制又分为永业田和口分田，永业田就是私有土地，可以世代相传，而口分田是国有土地，你只有使用权，可以在你的有生之年耕种，去世后国家将其收回。值得注意的是，均田制虽然会按照人口分分配田地，但并非每个人都有资格获得田地，不同人群获得的土地数量也各不相同，唐朝人杜佑编撰的《通典》，是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其中就详细记录了均田制度：

“丁男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老男、笃疾、废疾各给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各给口分田三十亩，……黄、小、中、丁男女及老男、笃疾、废疾、寡妻妾当户者，各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二十亩。”

丁男就是成年男子，按照《通典》的记载可知，唐朝的成年男子，可以得到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合计一百亩。老年男性、病患、残疾人只能得到四十亩口分田，寡妇可以得到三十亩口分田，除成年男子之外，包括未成年男子，如果他们是户主，则永业田、口分田都给二十亩。

当然了，这些只是针对普通老百姓，如果你对国家有特别贡献，或是身居高位，获得的土地又不一样：

“亲王百顷，职事官正一品六十顷，郡王及职事官从一品各五十顷……”

皇亲国戚和官员的土地，是以顷为单位，按唐朝时的度量衡，大约100亩为1顷，也就是说一个亲王一生得到的土地，相当于100个普通丁男。因此有人表示，与其说是人口分田，倒不如说是按身份分田了。

国家既然给了你田地，那么纳税就成了你的责任，唐朝农民需要交纳三种农业税——租、调、庸：租就是纳粮，调是指交绢，庸是指服役：

“每丁岁入租粟二石。调则随乡土所产，绫、绢、絁（shī）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兼调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凡丁，岁役二旬。若不役，则收其庸，每日三尺。”——《旧唐书·食货志》

唐朝人纳粮以粟为主，每个成年男子一年要交粟2石；调是根据当地所产来交，可以是绢，也可以是绫或絁，都需要交2丈，还要交棉3两，如果是交布，则需要加五分之一，并交麻3斤；每个成年男子，每年还要服役20天，不过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不愿意服役就交绢，每天3尺。

另外我们知道，唐朝有许多胡人（外国人）居住在长安城等繁华城市，他们不会种地织布怎么办？很简单，直接交钱，如果长期居住，则拿牛羊相抵：

“蕃户内附者，上户丁税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附经二年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户三户共一口。”——《旧唐书·食货志》

比较人性化的是，统治者考虑到了农业社会人民都是靠天吃饭，天灾难以避免，因此制定了一套免税规则：

“凡水旱虫霜为灾，十分损四已上免租，损六已上免调，损七已上课役俱免。”——《旧唐书·食货志》

此时的大唐百姓，是有国家分配的土地，税收也不严重，遇上天灾还能减税，也算是封建社会的一种福利吧，虽然农业劳作很辛苦，但生活至少还是有保障的，安居乐业的百姓，也成就了大唐的辉煌。

两税法

一切的崩溃，源于安史之乱，国家动乱，贵族豪强趁机兼并土地，农民四处逃亡，无地可耕，按照人头收税的“租庸调”名存实亡，国家能收到的税急剧减少，大唐帝国濒临破产，皇帝也是心里有苦说不出，直到唐德宗年间，在宰相杨炎的建议下，废除了均田制，改变“租庸调”的税收制度，改行“两税法”。

所谓两税法，是指在夏、秋两季征税，按耕地面积收地税，按贫富等级收户税。唐朝廷进行了全面的人口普查，按照每个人的实际居住地入户籍，再按照每户人家财产分等级（包括土地、男丁数等），你家要交多少税，就按照你所在的等级缴纳，一目了然：

“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旧唐书》

由此可见，两税法虽然不再按人口收税，但它与老百姓的家庭、甚至个人的关系，反而结合地更加紧密，因为你的户籍所在地、你家里的每一分财产、每一个成年男丁，都与税收直接挂钩，因此唐朝廷也有相当严格的管理制度。

每三年，会对全国家庭进行一次评级，每年，要进行一次“貌阅”。

貌阅非常有意思：“阅其貌以验老小之实”。翻译成现在话就是，我目测你的年龄。貌阅始于隋朝，也是用于整顿户籍和税收，目的是为了防止有人谎报年龄，以达到漏税的目的。唐朝继承了这种制度，通过貌阅把人定为黄、小、中、丁、老四个年龄等级：

“凡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有一为丁，六十为老。”

貌阅关系到税收，税收关系到国家存亡，因此这种制度非常严苛，以乡为单位，但凡乡里被查出有一人作假而未上报的，对不起，凡是涉及的官员通通免职，乡长和里长一起流放，造假的人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先打一顿，再定罪。

在整顿户籍的人群中，有一类人例外，那就是商人，他们常年游走于全国各地，没有固定的户籍，咋办呢？很简单，按照收入的三十分之一收税，这大概是最早的个人所得税了吧：

“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在郡县税三十之一。”——《旧唐书》

“以贫富为差”，是两税法的核心，可别小看了这一改革，它改变了自先秦以来的人丁税收制度，而“唯以资产为宗”，也开辟了以货币计税的先河，在安史之乱后的中晚唐，调动了农民耕种的积极性，恢复了帝国的农业发展，同时也奠定了后世税收制度的基础，影响了中国1000多年的农业税收制度，直到2006年，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

田园生活

说完枯燥无味的税收制度，我们还是回到让人向往的田园生活吧。

唐朝一个成年男子的百亩田地，承载了一个家庭的所有梦想和憧憬——在每个夕阳西下的傍晚，父亲放下锄头，坐在家门前喝一碗茶，看着儿女在膝下承欢，母亲也不再织布，怀里抱着刚出生几个月的小儿子，一家人在夕阳的余晖下，其乐融融。

当年诗人白居易路过朱陈村，就看到了这样一幕，村民们世代守护着自家的田地，他们可能一辈子也没有出过村庄，没见过什么大世面，但过着安稳自足的生活，联想到自己虽然混迹于官场，却一生飘零，都到了两鬓斑白的年纪，还要被贬来贬去，连普通人都能享受的天伦之乐，都与自己无缘，不仅悲从中来，感叹地写下了《朱陈村》诗：

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

生为村之民，死为村之尘。

田中老与幼，相见何欣欣。

……

悲火烧心曲，愁霜侵鬓根。

一生苦如此，长羡村中民。

那时的人们，虽然物质生活不如现在千万分之一，但好像比现代人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岁月静好。

男耕女织，是普通农家人的日常生活，男人穿着汗衫、外袍、裈袴（kūnkù），多为粗麻布制成，头戴幞头、脚踩皮靴，就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女子则是穿着襦、裙、裤三件套，脚下一般穿麻鞋，南方人则更多喜穿木屐鞋，现今日本人依然爱穿。

但是对于特别穷困的家庭来说，这些基本的行头可能都置办不齐，诗僧王梵志作《贫穷田舍汉》就描写了这样一个家庭：

贫穷田舍汉，庵子极孤恓。

两共前生种，今世作夫妻。

……

幞头巾子露，衫破肚皮开。

体上无裈袴，足下无复鞋。

这老和尚也是非常调皮了，把穷人家的窘态极尽描写不说，还调侃道““如此硬穷汉，村村一两枚”，像这样的穷人，每个村里都有一两枚。现在网友喜欢用“一枚人”来调侃，殊不知这个梗早在唐朝就被这个调皮和尚用过了。

据记载王梵志生活在隋末到贞观年间，天下刚刚经历了一番战乱，老百姓生活艰苦也很正常，这对穷苦夫妻如果再熬些年，等到贞观治世出现，甚至到盛唐，我想，凭他们的辛勤劳作，一定可也以过上自给自足的生活吧，就像孟浩然《过故人庄》中写的那样，偶尔叫上三五好友，一起喝杯小酒，也是生活中的一抹光亮：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诗中描写了一个典型的唐代村庄，按唐代对村庄的定义：“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城里人租住的地方叫做坊，长安城有一百余坊，而城市之外叫做村。根据唐朝制度：“四家为邻，五户为保，百户为里，五里为一乡”。由此看来，唐朝人的村，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是一种聚集而居，随之形成的群居形式，并不是一个行政单位，和我们现在意义上“村”相对应的是“里”。

孟浩然诗中描写的村，有“郭”围绕，大概就是围绕着村庄的土墙，可能是起到一定的安保作用，就像城市周围的城墙一样，被称为“城郭”，孟浩然走进古人家里之后，还看到了“轩”，有人说轩是轩窗，也就是窗户，也有人说轩是指带有窗户的长廊。不管有没有长廊，反正孟浩然是打开窗户之后，看到了“场圃”，就是菜地和打谷场，这里种植着许多桑麻。

在这祥和宁静的农家小院中，孟浩然和古人一起饮酒，话桑麻，并约定等到来年重阳节，还要一起赏菊花，自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之后，菊花在古代文人心中的地位，可是首屈一指的，特别是在重阳日，如果不喝酒赏菊，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文人。

像这样描写田园生活的唐诗还有许多，比如王维在《渭川田家》诗中写道：“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和老白一样，都是在偶然间看到农家生活场景，有感而发，但诗歌的美好，毕竟有诗人善于发现美的眼光和浪漫的笔触，而对那些真正以种地为生的农民，诗人笔下的美好，不过是日复一日的生活罢了。

你看，白居易的感叹，是路过所见；孟浩然的约定，也是因为偶然被邀请；王维的田家情怀，也是在渭水边偶然发出……若真要叫他们去过那样的生活，恐怕很难做到，陶渊明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不为五斗米折腰，跑去种地，结果“草盛豆苗稀”，连生存都难以维持。

我们如今向往田园生活，大抵也只是向往诗人笔下的美好，在和平的年代，唐朝诗人写下田园诗，来寄托对田园生活的眷念，我们则把自己代入诗情画意中，其实也是对田园、农家、小桥、流水的眷念罢了，在那片美好的田园中，是我们这个拥有数千年农耕文化的民族，对宁静与安定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在现实压力下，对自由生活的渴望。

毕竟，我们的民族天赋，就是种菜嘛。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