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开头的话：

母亲于去年五月过世，享年90岁。

母亲走后，时常来我的梦，白天的梦和黑夜的梦，梦中的我，每每泪水涟涟。

母亲是极其普通的农村妇女，她养育的五个儿女也极其平凡普通，然而，她勤劳善良，为人直率又心肠柔软，遇事宁愿委屈自己也不叫别人为难。

很想为母亲记下点什么，可我一直不敢动笔，怕不能写出母亲的百分之一。

我已迈过半百之年，体能与记忆都在走下坡路，那就照着记忆的一束余光，回头看看来时的路

        棉花绳打毛衣

印象中，我第一次被母亲打耳光，是在十岁的那个夏天，我用了大嫂的毛线。

割猪草、搓麻绳之余，日子无聊，我爱在家前屋后捣鼓花花草草，也喜欢编织一些毛线零件。

所谓的毛线，不过是手工捻搓的棉花绳。

圆圆的陀螺上，茆上一根光滑细细的长木棍，就成了捻线团。

有时更简易。

母亲的捻线团坏了，父亲又没有时间做新的，我用小刀，削铅笔一样削平木筷四四方方的棱角，再用砂纸打磨光滑之后，直接戳在半截圆圆的胡萝卜上，崭新的捻线团应运而生。

板凳摞板凳，站上去，把母亲吊在屋梁的布袋够下，揭开，撕扯开一团洁白的棉花，再把布袋挂上屋梁。

母亲在家，见不得闲人，会指派我干活，只有趁她下地，我搓了几圈麻绳后，赶紧拿出捻线团和洁白的棉花，捻搓一圈一圈的棉花线。

其实，不能叫线，说成棉花绳更准确，因为我手工捻出的线，既不光滑，又粗细不均，还有棉花疙瘩夹在其中，不比母亲捻的线既细又匀。

可是，田头家里周年有干不完的活，母亲哪有多余的时间坐下来，静静地捻上一段线?

取下捻线团上缠绕的线，扩成圈，放进有染料的水中浸泡一天一夜，再挂到太阳下晾晒。

等不及棉绳晒干，我就取下来打（方言：编织）手套。

毛线针现成，讲究一点的话，就把木筷削细磨圆，当毛线针。

母亲舍不得浪费筷子，骂我不学好，我就扒拉出几根细细的芦苇，撅断整齐，再把两头在地上磨光滑，毛线针大功告成。

线针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而且取之不竭。

记不得从什么时候学会用棉线打手套，但是第一次萌发打毛衣，却记得清清楚楚，是在十岁那年的五月。

春暖花开，我给自己和姐姐各自打了一副手套。

看看还有棉线剩余，我开始学习打毛衣。

按照打手套的方法，增加针脚数，打了拆，拆了打，比划一下，终于达到我的身形围度。

不敢想象，打一件毛衣需要多少的毛线，也不去纠结毛线不够怎么办，反正就是一个劲地往前。

这几天捻线，那几天染色，过几天编织，遇到不会的地方，就请教大嫂。

日复一日，不知不觉，毛线衣有了雏形，我越看越喜欢，而且喜形于色，颇为骄傲自得，我居然会打毛衣。

到了正身完全成功，只差两个长袖的时候，棉线没了，吊在屋梁上的口袋空空如也。

一向粗枝大叶的母亲，终于发现我的秘密，没有发火，只是轻描淡写地骂了几句，她内心也许觉得我了不起的吧。

趁着邻居夸我心灵手巧，母亲心情大好，我跟母亲要钱，去供销社买几团正儿八经的毛线，织补两只长袖。

母亲立刻变脸，钱要还鸭债，赊账卖鸭子给父亲的人明天过来拿尾款，说话不能不算数。

我跺脚甩手不答应，母亲大声训斥，说就是新棉花收下来要弹被子，也不能乱捣鼓。

我噘着嘴，哭出声。

大嫂上来说和，要把箱子里的新毛线拿几圈给我。

母亲断然摇头，那是大嫂的陪嫁，说什么也不能要，大嫂的彩礼基本用在给大哥身上了。

大嫂背着母亲，拿出陪嫁的毛线，偷偷塞给我。

大嫂以为，等我偷偷把毛衣打成功，母亲也就顺水推舟，不会再说什么。

哪知道，母亲是个犟脾气，发现了我即将收尾的毛衣，红着脸，当即拆线。

我死死抓母亲的手臂，母亲甩手打了我一个耳刮子。

我抱着拆散的毛衣，心疼得嚎啕大哭。

大哥大嫂从东房间出来，大哥跟母亲吵，指责母亲把好心当做驴肝肺，大嫂气得抹眼泪。

我见事情闹大了，赶紧住嘴，乖乖地躲到一旁。

第二天早上起来，不见了母亲，我以为母亲早早地下地收麦子了。

天色乌漆麻了，母亲没有回来，半夜时分，母亲才提着马灯走进家门。

她去小姨家拿棉花，小姨家没有，又去舅舅家，来回走了有八九十里路。

一大包棉花，给我一些捻线打毛衣，剩余一些给大嫂做新棉袄。

尽管如此，大嫂内心存有的疙瘩，还是久久没有消散。

母亲认为，我小孩子家家穿得破烂一些，没有关系，但大嫂是老师，必须穿得体面。

再说，用了大嫂彩礼，再用她的陪嫁，不得被大嫂的娘家人笑话死?

小孩子，狗记性，三分钟。

我穿上自己织的第一件毛衣，开心得要蹦上天，所有的不愉快早就被风吹散。

尽管疙疙瘩瘩，坑坑洼洼，而且，棉花绳的颜色染得深深浅浅，但我仍然骄傲得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