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十二章经》梁启超认为是伪，汤用彤认为是真，现在学术界接受的一般是后者的意见。汤先生经过细致的考证得到了这样几点:1.《四十二章经》出世甚早，东汉桓帝以前已经译出。2.前后共有两个译本。这一点笔者稍有异议，1.《四十二章经》因东汉桓帝而有，因皇命而成。2.《四十二章经》只有一个初本，有季老的“浮屠”语言学研究为证，后期的“佛”版《四十二章经》是因为西域佛法传入后，由当时的高僧重新编译而成，目的是统一文字，方便传阅。
在《季羡林谈佛》这本书里，季老详细解释了“浮屠”和“佛”的区别，佛教初传中国，并不是有备而来，仓促间找来的两位高僧摄摩腾、竺法兰，并未带来什么典籍，所谓的白马托经，实际托的正是《四十二章经》，它本就不是现成的佛教经典，而是两位高僧在去洛阳的路上（抑或是在大月氏即开始记录，《理惑论》里记载的“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却也有其真实的部分）蔡愔、秦景边走边记录下来的类似于《法句经》这样的一些耳熟能详的口口相传的佛教典籍。我们知道，古代印度教和佛教都是崇尚口口相传，少有记录，法显也好，玄奘也好，都是亲自到印度寻访名僧大德听译佛经，而非信手拈来。蔡愔、秦景奉刘庄之命寻佛取经，这是圣谕，完不成是要杀头的，这是必须完成的任务，他们会怎么做呢？当然是去印度找人找经啊，他们确实找到了人，却找不到经，那边也没纸啊，最早记录佛教的“纸张”是树叶，今称之为贝叶经，法显在狮子国见过。蔡愔、秦景来到时已被大月氏占领的北印度，寻访到两位尊者已经难能可贵，他们立刻回程奔赴洛阳，途中听取两位高僧口授佛经精髓，写在竹简上，这也是季羡林先生疑惑的为什么《四十二章经》多印度俗语。从四十二章经的经文去看，摄摩腾、竺法兰两位高僧却并非一本同源，他们俩个似乎一个接受小乘佛教教义，一个对大乘佛教有所研究。总撰成书，倒也算是学习佛法的入门书了。汤用彤先生说：“且《四十二章经》乃撮取群经而成，其中各章，颇有见于巴利文各经，及中国佛典者，但常较为简略耳。”汤老说的没错，只是二者唯一不可比的就是时间，前后差异一百多年。而后者的出现却恰恰是前者的因缘。
襄楷曾上疏桓帝说： 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遗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其守一如此。
《四十二章经》里面也有差不多相同的句子：日中一食，树下一宿，慎不再矣。使人愚蔽者，爱与欲也。天神献玉女于佛，欲以试佛意、观佛道。佛言：“革囊众秽，尔来何为？以可诳俗，难动六通。去，我不用尔！”
从语言上看， 襄楷行文相当朴拙，当是从原本《四十二章经》直接引用而来。后《四十二章经》乃一百多年以后，因西域来的佛经都已经译成了中文，那些高僧们才顺便把《四十二章》重新浸润，使其语句严谨简约。此经终融入西域佛法之内，而蔡愔、秦景初传佛法之白马托经，也渐渐在这浸润中失去了原始朴拙的懵懂味道。
那么，张骞出使西域比蔡愔、秦景早了不下二百年，也接触过大月氏，他为什么没有带来佛法呢？《理惑论》说：“于是上悟，遣使者张骞、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这份记载是颇为谬误的，概因张骞的影响力使然。
《前汉书》九十六上，《西域传》说： （大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单于杀月氏，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约在西汉文帝至武帝时。 公元前139年至公元前122年之间，张骞两次西行，历经疏敕、大宛、康居，抵达大月氏，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这个时候，大月氏正是“西击大夏而臣之”的时候，佛法虽然已在佛国于闐，然而，张骞却只带回了胡麻、葡萄、胡萝卜、蚕豆这些原产于大月氏的农产品，并没有带回佛教典籍，因为此时佛教正在于闐酝酿生发中，它不断的和西域诸多的信仰、语言融合嬗变，然而，关于佛教的风闻肯定是有的，不然，到了公元67年，桓帝夜梦金人，也不会有大臣说到“佛”。这个“佛”字又却是可信的，因为张骞到过的大月氏，正是现今新疆境内的西域诸国。而蔡愔、秦景去的大月氏，却已然是北印度境内了，无论是时间、地理位置，此大月氏非彼大月氏了（见大月氏迁徙图）。从北印度传来的“浮屠”和从西域传来的“佛”就这样因缘和合地凑到了一起，“浮图”“复豆”的来源是一种印度古代方言，“佛”的来源是吐火罗文等西域方言。也就是说，汉桓帝时期，东传佛法是破天荒头一回（以传经而论），也是最后一回，而西域佛法的传入却因此而大行其道起来。
然而在四川一带，却是另一番景象，《大唐西域记》中，玄奘幼年在四川游历时接受的佛法和在洛阳的佛法出入较大，使他颇感困惑，这才有了西行求法的念头，而为什么他走的是西域线而非身毒线或者海上丝绸之路，这是因为他困惑于长安，这里恰恰是西域佛法传法之地，顺着这条线自然而然就去到了丝绸之路，然而玄奘对真正的发源地于闐似乎一无所知，所以他才绕了一大圈，从吉尔吉斯，阿富汗绕道去了印度，回来的时候就好了很多，然而却没有足够的信息跟八戒一样，从罽宾月余而返，倘使玄奘有手机百度之类的话，西行求法或可节省七年的时间。
事实上，远古时期有一条从印度经我国云南直通蜀地的“身毒道”。它比著名的“丝绸之路”还要早一百多年，乐山早期的佛教即由此传入。《史记.大宛列传》：“﹝大夏﹞东南有身毒国 。” 司马贞索隐引孟康曰：“即天竺也，所谓 浮图胡也。” 张骞在大夏时，已得知由蜀（今四川盆地）西南取道身毒（今印度）可通大夏，汉武帝即举兵攻打西南夷、夜郎、滇等国及许多部落。历经十余年，结果仅打通了从成都到洱海地区的道路，官方使者未能超过大理至保山一带，只能通过各部族、印度作中介与大夏商人间接贸易。一百多年之后，明帝夜梦金人，派遣蔡愔、秦景取佛经，因目标明确（是天竺而非西域），自然是水到渠成了。从这一点来看，张骞却是穿越时空帮了二人一把。
综上，佛教传入中国分为三个部分，西传于西域，中传于西藏，东传于洛阳。而东传这一部分，如夜空中的流星，转瞬即逝之余，却开启了中国佛教新的篇章。
今到白马寺，想到《四十二章经》，神思飘渺，悠然千年，有此感悟，谨以记之。
又记:
在游览白马寺时，赫然见到了朱士行也曾在此修行和翻译佛经，因时间有限，未能找到悟空的踪迹，但是摄摩腾、竺法兰的形象，或者就是沙僧的原型，再加上白马，玄奘。吴承恩是否到此一游，在此萌发灵感，不得而知。不过吴承恩晚年由于看不惯官场的黑暗，愤而辞官，倒是让我唏嘘不已。
——尼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