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鄂豫山中播地火

（1）

一九二七年十月中旬，黄麻地区从九月二十六日开始的暴动正在如火如荼的时候，国民党第三十军魏益三部，突然派兵来镇压。据说，这是黄安县程卜畈的地主兼律师程子鹏为了给被杀的程瑞林报仇，用一千块大洋请来的。

就在麻城县的邓天文带队攻打反动红枪会会首王润先大院的那天，魏益三的部队已经开进了黄安，至少有一百多人，大概是一个连的兵，在劣绅程子鹏的引领下，穷凶极恶地向暴动农民杀来，进行疯狂报复。

他们以向导在前面引路，大兵在中间跟进，后面紧跟着地主豪绅的武装还乡团。当官的骑着马，当兵的扛着步枪，抬着机枪，大摇大摆地走在乡间的大道上，而那些还乡团，则背着大砍刀，抬着大铡刀，紧紧跟在后面。每到一个村，当官的一声令下，当兵的就把机枪架在村口，而其余的人则去挨家挨户抓人，然后把被抓的人驱赶到村口的铡刀前。如果有谁分过他们的财物，或者攻打过他们的宅院，一旦被认出，死亡就难以幸免，不是被大砍刀砍死，就是被按在铡刀上，当众铡死。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黄安县委书记郑位三、农民自卫军大队长潘忠汝只好宣布，暂时停止暴动，先避开敌人的锋芒，该躲的躲，该藏的藏，保住革命力量要紧。然后得再去武汉一趟，找省委汇报，并请示下一步的工作。

主意拿定后，郑位三准备带着戴季英，秘密去武汉。他把写好的汇报材料通读了一遍，觉得没啥问题后，谨慎地装进了口袋，然后依然像八月份去武汉那样，把自己乔装打扮成商人模样，而戴季英则扮成他的伙计。为了保障二人的吃住，大家还凑了十一个大洋，来做他们的盘缠。在一个天不亮的清晨，他们出发了。

哪知，刚到武汉，郑位三就病倒了。他只得与戴季英商议，由戴季英出面去找省委，他住在客店里等候消息。十一块钱的路费，郑位三留下了两块，其余的全部给了戴季英。他嘱咐戴季英，此次使命关系重大，一定要找到省委。

戴季英比郑位三小四岁，本来是来协助工作的，突然间，重担就落在他的肩上，使他感到压力很大。但作为一个党员，他没有临阵退缩的理由，而且记住了郑位三的话，拿到大家凑来的钱，开始寻找省委。

郑位三给的几个地址，戴季英都去了，可早已物是人非，根本对不上暗号。一时间，戴季英陷入了茫然。正在一筹莫展时，他意外地碰见了曾在黄安来过的省委领导刘镇一的妻子朱国君，通过朱国君的关系，才找到省委。但是现在的省委已经不叫省委了，而叫长江局，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自中共中央秘密迁往上海后，在武汉临时成立了中共中央长江局，以代行中央职权。这个长江局的书记就是省委书记罗亦农。一时间，罗亦农管辖的范围马上就扩大了很多倍，除了原来的湖北，还有湖南、江西、安徽、河南、陕西、甘肃、四川等省，而且还兼任这八省的军事特派员。

这些事情都是保密的，戴季英不会知道。不光这些事情他不知道，就连接待他的人是谁他也没搞清楚。和他接头的人自称是“郭亮”，其实他根本就不是郭亮，因为郭亮参加南昌暴动已经去了广东，这个人显然不是郭亮，而是借用“郭亮”的名号行事。

戴季英把郑位三写的材料递给了“郭亮”，两天后，他被通知在另一个地方见面。接待他的，还是那个“郭亮”。他把黄安县九月暴动的材料看了后，给戴季英的回话是先回黄安七里坪去，黄麻的问题，待省委研究后，即刻派人来与他们联系。这人还给戴季英一封用米汤写的密信，要他回黄安后仔细去看，并告诉他怎么才能看到这封信。然后，他们就分手了。

这人究竟是谁已经无从查考。根据各方面的材料分析，他有可能是组织部长陈乔年。因为那时，省委书记罗亦农主要在负责长江局的工作，而省委的工作只有落在组织部长身上。陈乔年是前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次子，那时他大病初愈，马上就投入了工作。和哥哥陈延年一样，陈乔年也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2）

戴季英离开省委后，省委对黄麻地区的“九月暴动”非常重视，并明确提出，仅仅停留在“围杀”地主豪绅的层面上是不够的，还需要发动更大规模的暴动，以夺去政权、建立政权为目的。至于地主豪绅来进行报复，甚至国民党军来“围剿”，那是意料中的事，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即建立强大的工农革命军。

此时，省委书记罗亦农并不在武汉，而是去了长沙。他所担任的长江局书记，还兼任着八个省的军事特派员，一听说中共湖南省委要举行紧急会议，就和中央军事部秘书王一飞一起去长沙出席。于是，湖北省委的工作基本上是陈乔年在负责。

看见湖北农民运动逐渐高涨起来，陈乔年就十分兴奋，决定对鄂东举行暴动进行讨论。而且，他还拟定了一个计划，待鄂东暴动成功之后，将举行武汉大暴动。

在中共历史上，罗亦农所负责的这个长江局，只有一个多月就被撤销了。之后，书记罗亦农也调到中央去任组织部长了。

准确的说，罗亦农的组织部长，是中央在撤离武汉前，即九月二十三日，就让罗亦农兼任了。长江局的成立，是在中央组织部长罗亦农的建议下促成的，并于十月二日开始工作。

在这一个多月里，长江局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表现在各地党组织来找中央，几乎都是由长江局出面承接。这实际上是代替中央在工作。因为当时中央正在迁移途中，所以就成立了长江局来代行中央职权。

那时候，中共湖北省委接到黄安方面的汇报材料称：“七里坪地区群众二三万人，快枪四五百支。杀了很多土劣，没收土劣之财产，即用以打梭镖。有同志戴季伦、戴克敏及党校学生在那里指挥”。这里，郑位三做了一些夸张，关于枪支，并没有那么多。实际上，那种被称为“汉阳造”的步枪是很少的，有的也只是少量的来复枪和撇把子枪。但是，省委组织部长陈乔年看见这个数据后，却兴奋异常，觉得黄麻地区群众基础很好，武装力量比较雄厚，有发动更大规模暴动的可行性。

同时，省委也获悉麻城县来的消息，说那里“能号召群众二万，行动时能听指挥者一万人”。这些有“万”字的数字，给陈乔年一个信号，那就是鄂南暴动没搞好，可以马上搞鄂东暴动，说不定会搞出一个局面来。据此，省委决定派常委符向一专程到黄麻去巡视，并组织领导鄂东地区的暴动。

十月二十一日，当省委获悉黄安、麻城两县逃到武汉的土豪劣绅正在请兵镇压暴动，而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已决定派兵这个情报后，马上决定把鄂南暴动撤回来的吴光浩、刘镇一、黄赤光等军事干部派到黄麻，去具体指导那里的军事工作。

（3）

戴季英办完事，再去客店找郑位三时，居然发现郑位三不见了。他马上去找客店老板了解情况。客店老板说，郑位三病重起不了床，被来看他的人带走了。

原来戴季英走后，郑位三病得不轻，根本下不了床，他只得托老板去找他的一个亲戚，那个亲戚来后，就把他从客店带回家照顾。据郑位三后来回忆说，当时得到了那个亲戚的帮助，为他雇了一顶轿子，把他亲自送回老家马鞍山调养，可这一病就是四十多天，所以没能赶上在黄麻地区举行的大暴动。

但是，当时处于复杂的环境，对戴季英来说，找不到同伴加领导郑位三，却是个沉重的打击。承担此次重大任务的主事人病在客店，后来却不知去向。这个结果放在谁身上，心里都是一个结。他究竟去哪里了呢？是被敌人抓了，还是自己不想干临阵脱逃？在还没有搞清楚事实真相前，真还有些说不清。至于第三种可能，也就是郑位三后来回忆的那样，戴季英根本就不会想到。

尤其重要的是，省委已经给黄安县委下达了新的指示，这个指示是什么内容，戴季英却不知道。具有拆信资格的县委书记郑位三已经失踪，又该由谁来拆这封信呢？拆了之后又该由谁来落实呢？这可把戴季英难住了。

在慌乱之中，戴季英想到了还在七里坪的农民自卫军大队长潘忠汝。于是，他马上有了主心骨，决定回黄安，找潘忠汝去。

（4）

九月暴动被迫停止后，黄麻地区的农民们马上就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许多人都在为逃避土豪劣绅的“追杀”东躲西藏，特别是那些被土豪劣绅们亲眼看见分了他财物的人，一旦被抓住，就在劫难逃。不是被铡刀给铡了，就是被枪弹给崩了。

十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在七里坪文昌宫门前那块宽敞的平坝上，农民自卫军大队长潘忠汝不知来回地走了多少遍。他紧锁着眉头，一直在想，郑位三他们去了这么久，怎么还不回来？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同时也想到，这个“九月暴动”正搞得红火，却因为土豪劣绅勾结魏益三的兵疯狂报复而停止。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军队，斗不过国民党的正规军。

但是如果没有魏益三的兵来，暴动继续下去，又会怎么样呢？好像也没多大意思。大家都在“围杀”地主豪绅，杀光了以后又该怎么办呢？可能没人想过。我们革命，难道就为了分一点财物了事？好像也不全是这样。

革命的目的是什么？按照潘忠汝的理解，应该是让天下劳苦大众都得到解放。怎么样做才能是“解放”，这个问题就有些艰深了。按照潘忠汝目前的水平，还不能想得那么透彻。所以，他看着黑暗的星空，心里一直在想，眼前的路就像这夜空一样，黑而渺茫。应该往哪里走，只有靠省委的指示来指导了。

终于，戴季英只身一人回来了。他把郑位三失踪之事告诉了潘忠汝。潘忠汝也担心起来。一个大活人，他究竟去哪里了呢？凭潘忠汝对郑位三的了解，他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在大革命失败后，黄安的党组织几乎已经瘫痪，是郑位三勇挑重担，代理县委书记，去武汉寻找省委，所以他是绝不会临阵脱逃的，这一点应该肯定。

至于被敌人所抓这种情况，不是没有，而且可能性很大，他们第一次去武汉时就险些被抓，但侥幸逃脱。可这次，潘忠汝还是不敢肯定郑位三就一定会被敌人抓去。所以，他安慰戴季英不要难过，这个事情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接下来，他们共同思考，现在黄安县委的工作该怎么办，郑位三不在了，谁能胜任这个县委书记呢？想来想去，没一个合适的，最后潘忠汝决定，既然戴季英已经见到了省委，并获得了最新指示，就让他暂时代理书记，把日常工作搞起来。至于黄安县委没有书记的情况，待省委来人后再汇报。戴季英听后也不推辞，马上投入了工作。

戴季英拿出省委的最新指示，与潘忠汝先进行了阅读。这个指示说的很详细，把潘忠汝一直疑惑的问题，说得清清楚楚，那就是举行“暴动”，不光是要“围杀”地主，更重要的是要分他们的土地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这样才能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为了要达到此目的，就必须要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自己的政权，要推翻国民党政权，就得建立一支强大的革命军，这样才不怕敌人来进攻。

读了这些最新指示，潘忠汝终于明白了过来，原来革命就是用一种暴力手段去争取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并保护这些利益，这就需要建立政权和军队。为此目的，可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做出重大的牺牲！但前景是乐观的，理想是光明的。

（5）

却说在鄂南暴动中打前站的那个海南人符向一，自“新店事件”逃脱叛贼刘步一的“追杀”后，与鄂南特委书记吴德峰失去了联系，只得往武汉撤退，并把经过直接向省委做了汇报。

“新店事件”是一起轻率相信反革命分子刘步一“持枪来投”的恶性事件。两面派刘步一一面答应要加入革命队伍，一面却与国民党十三军相勾结。为了邀功请赏，刘步一企图把鄂南暴动总指挥部一网打尽，他先杀了前去接洽漆昌元等人，然后正准备诱捕总指挥吴德峰时，被符向一中途发现，其阴谋才没有完全得逞。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符向一回到省委后，被省委书记罗亦农留下继续负责各地暴动的联络工作。那个鄂南暴动的总指挥吴德峰回到省委后，一直都在为暴动失败反省，后来逐渐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许多人可能以为吴德峰犯了错不再被重用，甚至被开除出党了。其实，这些都是猜测，而实际是，他又奉了新的使命，专门去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从此不再公开露面。

一九二七年十月中旬，符向一奉省委指示，作为巡视员，开始到黄麻地区去巡视。他先到达麻城，准备对麻城县进行考察，然后再到黄安。在麻城，符向一见到了前县委书记蔡济璜。从蔡济璜那里，他了解到了麻城县农民运动的一些情况。

蔡济黄出生于一九〇五年，今年才二十二岁。他年龄虽不大，经历却蛮丰富。他是麻城县夫子河蔡家大湾人，幼时在本湾念私塾，后来转到宋埠上公学，十八岁时，才考入麻城县高等小学。

在高等小学，蔡济黄遇到了同学刘文蔚、王树声、徐其虚、桂步蟾等，他们同在一个老师王幼安的影响教育下，秘密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开始阅读进步书刊，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后来，他到了武昌启黄中学就读，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符向一一来，蔡济璜就给他讲起了麻城县的革命历史。在麻城县传播革命火种的人是王幼安。王幼安又名王宏文，是最早毕业于董用武创办的武昌启黄中学发展的第一批学生党员之一，所以后来又在他的影响下，他的一些学生也积极地入了党，像蔡济黄、刘文蔚、王树声、徐其虚、桂步蟾等。

一九二五年，中国的农民运动正方兴未艾的时候，蔡济璜就利用暑假回乡，作为麻城党的工作组成员，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开展革命活动。到了寒假，他们这些在武昌读书的党员学生，就正式接受党的派遣，回乡开展起农民运动来。

在蔡济璜的带领下，麻城县成立了中共麻城特别支部，并在农村秘密发展了一批党员，为革命播下了火种。当又一个暑假到来之时，也就是一九二六年夏天，北伐军已逼进武昌，各校只得提前放假。这时，蔡济黄等奉党的派遣，回乡领导革命。他和刘文蔚等先建立了一批秘密农民协会，又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并接管了国民党麻城县党部，任书记长。

蔡济璜他们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在四乡到处领导“办党”，建立各级农民协会，同时将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秘密吸收为共产党员。

一时间，麻城到处都有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的旗号下积极工作的情况，农民运动如雨后春笋，到处都在发芽。时间不长，许多农民即被唤醒，一场暴风雨般的农民运动已经来临，它席卷了麻城县的高山平畈，把土豪劣绅们吓得东躲西藏。“打土豪，分田地”已经在乡下展开，许多地主豪绅被抓，被带着高帽游街示众，之后，还要分他们的田地和财物。

这些前所未有的革命行动，立刻激起了反动分子的不满，他们骂道：“这些穷鬼们，真是要翻天了，这还了得！”商会会长李舜卿与县长刘芳等，都放出话来，要解散农会，放出被关押的土豪劣绅。

蔡济璜知道这个消息后，马上以“特支”的名义通知乘马岗支部，动员数千农民武装进城。这一天正好是农历大年初一，这么多农民拿着刀矛进城，把个县城挤得水泄不通。

农民们义愤填膺，杀气腾腾。他们逮捕了商会会长李舜卿和工会会长罗偏头，痛打了承审官，罢免了县长，将政权控制在了共产党人手中。

（6）

符向一听到这里，心情无比激动。他不自觉地叫了一声：“好！”原来，这鄂东地区，居然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早知道这样，就不搞那个鄂南暴动了，专门到这里来，说不定还会成功呢。

“但是，事情也并不那么乐观。”蔡济璜继续说道。“自从今年四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情况就不同了。”

原来，逃往河南光山县新集的麻城土豪劣绅们以为“翻天”的时机到了，于是纠集当地的反动民团和红枪会上万人，沿乘马、顺河一路烧杀过来。他们包围了麻城，叫嚣“要清党，要报仇，要放人”。在此危急时刻，蔡济黄等县委领导只得一边动员全城市民守城抗敌，一边派王树声奔赴武汉向省委汇报，以请求支援。

“当时，老师董用武已经是省政府的负责人，他力主省党部和省农协联合派出一个调查组来麻城，并带来了二百名学生军。”蔡济璜说。

这个调查组是以“麻城惨案调查委员会”的名义来的，由郭述申任组长。而学生军则是毛泽东从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派来的，同时，省党部还调动了在黄安剿匪的省警备队前来配合，以会剿反动的“红枪会”。

当学生军到达麻城后，蔡济黄、刘象明等马上召开群众大会，根据省政府新颁布的《惩治土豪劣绅条例》，将李舜卿、丁枕鱼、王子历等反动分子公审处决。接着，马上组织群众随军参战，或筹粮筹款，支援前线。

他们经过一星期的血战，终于摧毁了反动红枪会的全部据点，镇压了一批反动会首，解救了许多被迫害群众。

“这次事件，让我深深体会到枪杆子对革命是多么重要！”蔡济璜感慨地说。这次“平乱”取得胜利后，他们把参战的农民武装了起来，组织了二百多人的“敢死队”，又成立了县、区、乡三级防务委员会，组织许多不脱产的农民义勇队，守卫在麻城、光山边界的山寨上，以堵住反动红枪会的再次侵入。

听到蔡济璜的介绍，符向一顿时兴奋起来。他认为这些农民武装，就是发动大规模暴动的极好基础。原来，这里的群众热情有这么高，真有“一呼百应”的效力。看来，省委把这里作为再次举行暴动的重点，算是选对了。

（7）

戴季英回来后，依然在七里坪文昌宫第二小学任教员，校长戴雪舫就是他的父亲，所以他把这里作为党组织的活动中心，不会有太大的风险。目前，他的任务就是下面各区乡有人来联络，他得出面接头，并口头传达省委最新指示，以等待省委派人来筹划暴动。

十月下旬的一天，一个黄陂人来到七里坪，要找潘忠汝。这人个子不高，长着一对向外扇的双耳，眼睛似铜铃而且发亮，看上去，很像一个还没长大的小青年。他是什么人呢？

潘忠汝正在盼望省委来人，左等右等却不见人影，正在着急时，这个小个子的黄陂人却找上门来。他说他叫“陈新”，是来这里找潘忠汝的。潘忠汝觉得奇怪，他本人就站在这里，他还说要找“潘忠汝”，难道还有一个“潘忠汝”？

潘忠汝不禁问道：“你认识潘忠汝吗？”那人说：“不认识？”潘忠汝说：“不认识，你找他干嘛？”那人说：“有人要我来送信！”

潘忠汝马上警觉起来，问道：“什么信？”那人却说：“不能告诉你，我得当面给他。”潘忠汝说：“我就是潘忠汝，你说吧，什么信？”那人却摇了摇头，表示不相信，没有拿出信来。

潘忠汝没办法，只得派人去把戴季英找来，让他来证明自己就是潘忠汝。不大一会儿，戴季英来了。这时，他发现，来人好像在哪儿见过，但就是想不起来。

戴季英一来，先介绍自己是高等第二小学的老师，再证实站在他面前的就是潘忠汝。那人马上问潘忠汝：“你也是黄陂人吗？”潘忠汝说：“是呀！”那人又问道：“黄陂哪里人？”潘忠汝答道：“甘棠铺潘家堰湾。”好像一切都得到了证实后，那人把信从衣服的夹缝里取了出来，原来是一张白纸。

潘忠汝看着纳闷，站在一旁的戴季英马上端来一盆水，把纸放了进去。纸上隐隐显出几行字来。原来，此人是省委派来的负责黄麻地区军事行动的吴光浩。他化名陈新，是前来向潘忠汝报到的。

说起这个吴光浩，大家可能已熟悉。他就是在鄂南暴动中在咸宁带领三百农军敢打驻守汀泗桥一个营敌军的那个北伐军营长。当时正遇中秋节，守桥的国民党第十三军那个营许多人想着要过节，都不在营房，加上平时就纪律涣散，守备松懈，这就让吴光浩钻了空子，把一个营的枪给缴了。

吴光浩与潘忠汝都是黄陂人，算起来应该是同乡，同时也是同龄，所不同的就是两人投身革命的经历不一样。在革命资历上，吴光浩比潘忠汝略早一些。吴光浩在广州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时，潘忠汝还在武汉中学读书。当吴光浩已经是北伐军里的连长时，潘忠汝才进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

把来人身份搞清楚后，潘忠汝马上兴奋起来：“原来你就是吴光浩，王家河蔡吴湾的那个吴光浩？你真行，只带了三百人就敢操汀泗桥正规军的老窝。”

“是的，我是吴光浩！我只是瞅准了那天是中秋节，十三军那个营没什么防备！”

“这就是兵法上说的出其不意，必能克敌制胜呀！”潘忠汝赞道。

“哦，我们在省委门前见过一面，当时你好像在拉一辆黄包车？”戴季英终于想起来了。

潘忠汝说：“这也是出其不意呀！”于是，三人大笑起来。

笑完后，三人都沉默起来，一时却找不出话题。其实，大家都知道，一场新的革命风暴就要来临，每个人的肩上担子重着呢，所以他们都在思考，这就表现出了短暂的沉默。

特别是吴光浩，在他那张孩子般的脸上，不光透视出一种机灵，还折射出一种坚毅。他认为，省委派他来这里，同潘忠汝他们一道，将举行更大规模的暴动。可是，工作怎么展开，目前还没有一点眉目。加上他也是初来乍到，还没有具体了解到这里的情况，所以，也只能保持沉默。

（8）

在吴光浩来的当天，戴季英的哥哥戴季伦，还有吴焕先、王秀松等，便来到了文昌宫高等第二小学。

这些人平时都是说笑打闹惯了的，今天一见吴光浩，都不说话了。潘忠汝一看这情形，就知道他们犯了什么“病”。他们肯定在以貌取人，心里在犯嘀咕，这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吴光浩吗？看他那小小的个子，而且还有一个两耳向外扇的小脑袋，能做什么呀？一个还没长大的孩子模样，居然能带着三百农军攻打敌人一个营，是不是搞错了。

为了消除同志们的偏见，也为了打破大家故意不做声造成的尴尬局面，潘忠汝故意咳了一声，然后说：“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这里的是省委派来的吴光浩同志，他可是上过战场的北伐军营长呢，上个月在汀泗桥，他带着三百农军缴了敌人一个营的枪。”

吴光浩在鄂南率领三百农军攻打汀泗桥的故事，他们都知道，而他的名字几乎成了他们这些黄安人心目中最崇拜的英雄。但此时眼前这个吴光浩又瘦又小，还是个娃娃样儿，与想象中的英雄却对不上号。但此时听潘忠汝这么一说，他们才反应过来，于是赶快拍起双手表示欢迎。

当然，吴光浩也明白他们的意思。看来，黄麻是闹出点名气了，不然他们也不会随便小瞧人。所以，等潘忠汝把他介绍完后，又要详细介绍他的“革命经历”时，他便笑着打断了潘忠汝，说：“我没有忠汝同志说的那么好。再说，那些也是过去的事。何况，鄂南暴动也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现在我既然来了黄麻，就要和大家一起，从头开始……”吴光浩话音虽不高，但谦虚中带着一股子猛劲，听起来很熨帖。

最后，吴光浩说：“这里的九月暴动虽被迫停止，可我相信，革命的高潮一定再来！”说到这里，他激动地站起来。本来是想说，对大家的欢迎表示感谢，但他突然想到了革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同志之间用不着那么客套，于是他改变主意说：“九月暴动没有搞好，这没关系，只要我们有一种气势和决心，我相信会成功的。和敌人斗争，也许比我们想象的更残酷。可是，我们既然选择了革命，就没有办法回避，得坚持到底。只有坚持到底，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吴光浩不多的一席话，把在座的每一个人说的热血沸腾，大家像喝了二两烧酒似的，脸上滚烫滚烫的。接着，大家便是热烈的鼓掌，这一下，倒把吴光浩搞得不好意思起来。

（9）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日夜，黄安县七里坪的文昌宫高等第二小学校里，又燃起了油灯。

在一张长方形的案桌后面，符向一、刘镇一、王志仁坐在一起，潘忠汝和吴光浩分坐在桌子两旁，这就是大会的主席台。

代理县委书记戴季英坐在一旁，他一边在与符向一、刘镇一交谈，一边还不停地看着参会者从门口鱼贯而入。

戴克敏来了，吴焕先紧随其后，王秀松一个大步，抢到了他们的前头。不过，他这一抢，却把脖子上那条显得有些文绉的长围巾给抢“飞”了，惹得在坐的人都笑起来。接着，曹学楷、徐朋人、陈定侯、赵赐吾、戴季伦、汪奠川、吴先筹等，都有说有笑地走了进来，围坐在桌子前面。稍后一会儿，麻城的蔡济璜、刘文蔚、王树声、徐子清、徐其虚等，也相伴来了。

这么多人挤在一起，使文昌宫一下子就驱散了往日晚上的宁静。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即便是窃窃私语，也像是在议论着暴动。目前这暴动就像一堆干柴，只要有火种就会马上燃烧起来，而且烈焰冲天。

经过十多天的巡查，符向一从麻城来到了黄安。他已经被省委任命为黄麻特委书记，刚来不几天的刘镇一被任命为鄂东革命委员会负责人，随来的王志仁就任了中共黄安县委书记。现在，情况也了解得差不多了，为了在黄麻地区举行更大暴动，符向一需要有一个总动员。所以，他要在这里召开由黄麻两县参加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

会议由戴季英主持，他向大家介绍了符向一、刘镇一和王志仁，也介绍了吴光浩。接着就是特委书记符向一讲话，他从人堆里站起来，用海南人不很准确的北方普通话，先传达了中共“八•七”紧急会议精神，然后说道：“现在，中国的革命已经进入土地革命阶段，我们党要担负起领导这个革命的责任。目前，我们的斗争方式主要是组织和发展武装力量，进行暴动，以打击和镇压地主豪绅和贪官污吏。在广大的乡村，我们将实行抗租、抗税、抗粮、抗捐，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及一切公地，然后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我们要进一步发动群众，充分调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做到暴动是为群众而暴动……”

这一段话，实际已经在省委写给黄安县委的指示信中已经出现，这里符向一居然把它背诵了下来。其实，这是中共湖北省委写给各地的信都有这些文句。符向一念得次数多了，就干脆把它背下来。

文昌宫内符向一正在传达中共湖北省委的指示，文昌宫外负责警卫的农军却发现不远处的山坡上有人影在晃动，而且很快又消失了，显得是有人在向这里窥探。这立刻引起了站岗农军的警觉。

但是，不多一会儿，这些人影却又出现了，而且再也没有消失，而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原来，这些人不再窥探，而且大摇大摆向文昌宫走来。

“不好！有情况。”一个站岗的农军喊道。他立刻去报告负责保卫工作的戴克敏。戴克敏马上向大会发出紧急疏散信号。会议只好暂时停止，一会儿后，会场再也见不到一个人。

来文昌宫的是一大帮当地的农民，他们多久没看见文昌宫晚上亮着灯，今天突然看见，几个人就串联了一大帮人，想过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为这个地方曾经是九月暴动的总指挥部，莫非现在里面又在开会要举行暴动了吗？他们是想来看看，了解一下情况。

事情弄清后，大家都虚惊了一场。但是，开会的人已经被疏散，没法马上再召集，只好等下一次的通知了。

（10）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他们又接着开会。这次是新任黄安县委书记王志仁主持会议，他说：“谁来谈谈，九月暴动的经验教训？”

“我来说。”站起来发言的却是吴光浩。这既出乎王志仁的意料，也出乎大家的意料。这应该是亲历者谈的事，他来说，能说得清楚吗？王志仁觉得，这个吴光浩也太自满了吧，你要说，等一会儿不行吗？

可是，只听吴光浩说：“我觉得九月暴动的‘经验教训’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而是一个疏忽，一个致命的、导致暴动不得不停止的疏忽，那就是没来得及做到统一领导和统一行动。然后在此基础上，去建立革命政权和革命武装。等我们明白过来后，就已经被敌人各个击破了……”

吴光浩一开口，潘忠汝就知道他要说什么。这几天以来，他们通过交谈，相互了解了不少，潘忠汝已经知道吴光浩是个机灵的人了。别看他个子小，心思却多着呢。他们虽然都是省委派来的，但毕竟自己在这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又是九月暴动的直接负责人，王志仁说“总结经验教训”，是不是有“兴师问罪”的意思？在这个节骨眼上回答这个问题，既要回答准确切中要害，又不伤害黄麻各路英雄的自尊，还真的要动一番脑筋，可不等潘忠汝想好，吴光浩却替他回答了，而且回答得很巧妙，这又是一个出人意料。

吴光浩的话音一落，潘忠汝“忽”得站起来，他说：“光浩同志说得对，我们的九月暴动主要是武装力量太零散、太随意，没有集中起来，所以也就无法对敌军构成足够的威胁，以致他们随便拿着铡刀铡人，我们却无力去反击。这是一个教训！下一步，我们应该重视这个问题。”

“好啦，我们不说这个问题了，我们开始讨论下一步的工作吧。”一听吴光浩和潘忠汝的发言，王志仁就明白了这两员“大将”可能想多了，他没有诋毁“九月暴动”的意思，他是真想从中总结一下，为马上要举行的暴动提供一些经验。

王志仁不是黄麻人，而是距此不远的光山县人，那里已属于河南省的地界。但他从小就在黄麻这边求学，还和黄麻的子弟一样，到武昌启黄中学读书，并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在来此之前，他是湖北省农民协会的一个干事，还曾是戴季英的入党介绍人。

不等王志仁把话说完，麻城县委书记蔡济璜却举手说：“我再补充几句，可以吗？”符向一笑道：“你说吧，还有什么？”

“刚才听了光浩和忠汝的发言，我心里却不是滋味，明明是我们的失误，却被光浩说成是‘疏忽’，而忠汝却说‘没有构成足够的威胁’，可事实不是这样。事实是，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

蔡济璜看着每一张在微弱的灯光下显现出的热情的面孔，继续说：“黄安的计划一出来，我们麻城就‘一起行动’，可是我们的确是失败了，后来人家抬着铡刀在村口专门铡人，还把机枪架在旁边，我们想去救人却没法救，真是急死人！我也理解光浩与忠汝两同志的一片苦心，怕我们在心灵上承受不起，所以说得很委婉，其实我认为，我们那么大的血海深仇都能承受，还有什么不能承受的呢？”

蔡济璜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在坐的每一个人，大家都理解他的话。同时，对反动派的仇恨更是火上浇油。大家说，这笔账先记着，必须要他们“血债要用血来还”，不能便宜了那帮龟孙子们！

（11）

符向一接着说：“济璜同志说得对，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承担不起这是一个失败的结果。但是失败是暂时的，接下来，我们就要发动更多的群众来参与更大的暴动，只有团结最广泛的群众，我们的队伍才能壮大，力量才能雄厚。”

符向一继续说：“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国民党反动派正在进一步策划对我们的绞杀，现在除了魏益三部，他们还准备派省政府的警备团来黄麻，还有那些由土豪劣绅们组织的数不清的清乡团、还乡团，这些人，都在磨刀嚯嚯，准备对我们进行更大的反扑……所以，如果我们不再举行暴动，而是消极观望，那就只有等敌人来杀死我们。”

接下来，符向一拍着刘镇一的肩头说：“要对付敌人的绞杀，没有自己的武装那是不行的，我们这位刚从省委派来的镇一同志体会应该很深，他当时是咸宁农军的总指挥呢，由于武装力量不够，敌人大规模出动，他们就只有撤退的份。根据我这几天的了解，我们目前把黄麻两县的枪支加起来已经有三百多支，完全可以组成一个正规营了。如果再把刀矛梭镖之类算在一起，有两三万人呢。所以，大家要充满信心！”

符向一刚一说完，屋子里马上像炸开了锅似的，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开始议论起来。他们对暴动或不暴动、如何组织暴动、如何进行暴动等话题，都在发表意见。

等到最后表决时，麻城来的王树声抢先发言，却只说了一个字：“干！”随王树声而来的刘文蔚也说：“干！”黄安这边的戴克敏和王秀松也都站起来说：“干！干！干！”

“我和你们一样，争着抢着干。”麻城来的徐其虚说。他们的这几个“干”可把大家逗乐了。就在这时，紧挨徐其虚坐着的徐子清却说出了另一番见解。论年龄，他应该是这些人中最大的。他比徐其虚还大八岁，他们都是麻城县乘马岗人，而且还有亲戚关系，据说徐其虚要叫徐子清叔祖父呢。

徐子清说：“好了，你们也别争别抢了，大家的心情都一样。可是，我得提醒各位，我们得谨慎，我们的人和枪加起来，能形成多大的力量？反过来再看看国民党那边，先别说土豪劣绅的‘红枪会’，仅仅一个魏益三，就搞得我们不得不停止暴动。这还没几天呢，我们又要举行更大的暴动，希望和成功的把握能有多大？如果敌人来了，我们能不能经得起他们的进攻？如果经不起，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所以，我想，革命是长期的，不要过急，得慢慢来。”

这不是和九月暴动时一些人的担心一样吗？这很正常，年轻一点的人气盛，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但是年长一点的人却不这样想，他们经历的事情多，却事事抱着小心，这并不是什么过错。所以，徐子清的话赢得了曹学楷、陈定侯等几个年长一点的人的赞同。但是，戴克敏一听却坐不住了。他想，尽管徐子清说得有些道理，但不能因为要吃螃蟹，却怕它的爪子咬人，就不去捉螃蟹了。

于是，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站起来说：“我非常理解徐同志的心情，也同意他说的革命是长期的。但是，要革命总得要去实施革命的行动吧，我们如果怕这怕那的，不举行暴动，恐怕坐等三十年，也还是现在这个老样子。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勇敢的去做，也要勇敢的去面对可能发生的一切。”

戴克敏一说完，大家马上展开了争论。他们七嘴八舌地讨论了半天，也没有一个定论。但明显看得出，赞成马上暴动的人还是占绝对优势。

（12）

看着这种情形，特委书记符向一马上来了一个总结性的发言，他看着徐子清说：“我们面临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他们除了有汉阳造的快抢，还有机枪，甚至还有炮。面对这些先进的武器，我们不能猛打猛冲，去做无谓的牺牲，这是毫无价值的鲁莽行为。兵法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从这一点来说，我同意子清同志的意见，在举事之前，摸准敌人的动向、兵力，甚至要把败路都要想好。我们的目的是要解放天下的劳苦大众，但是我们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去硬拼，是拼不起的，没有了身体这个革命的本钱，又怎能去解放劳苦大众呢？所以，单纯的革命激情是靠不住的，革命是长期的，艰巨的，需要持久性，只有不断发展自己的力量，才能有希望！”

接着，符向一又看着戴克敏说：“克敏同志也说得好。我们不能因为敌人有先进的武器，而且人数众多就怕他们，我们得勇敢去面对这一现实，然后想办法去和他们斗争。当我们的武器低劣，人数不多时，我们可以采取巧妙的、迂回的战术和他们周旋。当我们的武器和人数都超过他们时，我们就坚决消灭他们！”

最后，符向一把整个会场扫视了一周，然后说：“敌人有武器，我们也得有武器。敌人有武装我们也要建立自己的武装，敌人有政权，我们也要建立革命委员会。总之，为了保证革命能顺利进行，他们有的我们必须有，而且比他们更强，才能消灭他们！”

“说得好！”符向一刚说完，会场马上爆以热烈的掌声。有人呼喊道：

“我们要打到县城去，活捉敌县长！”

“把麻城那个县政府也给它端了！”

就在这一天晚上，中共黄麻地区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由刘镇一任委员会主席。接着，他们就黄麻暴动马上做出了决策。他们认为，要成功举行暴动，就得坚决巩固和发展工农运动，加紧训练农民自卫军，作为暴动的主力军。

具体部署是，以黄安潘家河、阮家店、箭厂河、高桥、程卜畈等地的农民义勇队和麻城乘马、顺河等区的武装农民为主要力量，将农民武装按照部队建制编成营、连、排、班，便于管理、训练、指挥。

同时还决定，要进一步加强对土豪劣绅的斗争，以便广泛发动群众。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第二高小的学生，到农村去宣传革命，以发动群众起来响应……

这天晚上，他们还成立了暴动行动指挥部，由潘忠汝任总指挥，吴光浩为副总指挥，并兼任麻城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戴季英、曹学楷、戴克敏、吴焕先、刘文蔚、汪奠川等，也作为指挥部的成员，协助潘忠汝和吴光浩指挥暴动队伍。

会议结束时，天色已经微明。这时，文昌宫外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又逐渐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眼前，仔细看去，和昨天一样，没什么两样。但是，这些从文昌宫里走进又走出的人中，心情却不一样了，他们觉得外面的山色更清朗更明亮了。

是的，一场疾风暴雨般的农民暴动就要来临，这对每一个参会者来说，都将是一个心灵的震动。为了使“耕者有其田”，这可是去争取一片晴朗的天！

走出文昌宫的与会者们，他们已肩负着一种使命，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而这新的革命征程，却与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它将把大别山南麓的地火点燃，然后席卷整个鄂东北乃至鄂豫皖，最后蔓延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