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马街狭仄街巷的尽头，路旁坐北朝南的位置，巍然兀立着一面高耸的旧式门墙，这就是母校太原六中的昔日校门。当一九六三年秋季入学之时，我只觉得它显得有些陈旧落寞，十三岁的少年还读不懂那上面所布满的岁月沧桑。

        走进校门，景象立刻为之一变，有一种阔大宽敞而又令人赏心悦目的感觉。一条笔直的水泥甬道首先出现在脚下，大约有二三百米长，一直延伸到两翼舒展的那座青砖红瓦的二层教学楼前。甬道左手边，是一个标准样式的大型田径场，包括四百米的圆形赛道和与之相切的一百米跑道；赛道的边沿一角，整齐排列着多台架的单杠、双杠以及高低杠。远处，矗立着建筑风格老派的大礼堂。甬道的右手边，是六个标准尺寸、装置完备的篮球场。

        考入六中，我们很快地就由最初的惊奇惊喜逐步地融入到紧张愉快而又丰富多彩的中学学习生活之中：课堂上，认真听讲记笔记，但也免不了思想溜号，或者偷偷翻看一下课外书，或者眼盯黑板，人却坠入各种莫名其妙的遐想之中；课外，一个个各显其能各显神通，或者活跃驰骋于篮球、足球、乒乓球的竞技场，或者吹拉弹唱于各种文娱爱好，或者进出图书馆、阅览室，捧读图书及报刊，或者聚集二三好友天南海北地胡聊神侃，或者钻进安静的角落，独自温习功课、背诵单词。晚自习，在明亮的荧光灯下，整个教学楼一片静谧，所有同学都在利用这一天的最后时光，或者赶写作业，或者弥补课业不足，为新的一天的到来做着准备。

        六中的校园内，四季的景色在不断地变换着。教学楼前甬路两旁的行道树，还有楼后的花园里的花花草草，由春风吹拂下抽丝吐蕊时的嫩绿色，在不知不觉之中幻化成繁茂浓密的翠绿色、深绿色，之后渐渐由绿转黄、再变成黄褐色，随后寒潮阵阵，枝叶枯败，飘落满地，萧瑟萧索，继而朔风呼啸凛冽，一夜之间大地皆白……

        这样的校园景色我足足经历了三个轮回。待到完成了初中阶段的学习任务，正准备踏上新的路途时，文革爆发了。

        顷刻间，所有的少年梦全都被打碎了。

        始于一九六六年的文革，五月露出端倪，六月正式开场。乍一铺展，校园内已经秩序大乱。运动经历了学校整肃个别学生和员工、学生造反、工作组进校、学生分派、成立各种组织、书写大字报、展开大辩论、贴大标语、揪斗学校领导、批斗老师，然后是破四旧、抄家……一时间，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关系都骤然紧张起来，我们所熟悉的那个温馨的校园，还有和谐的人际关系，一下子就突然消失，变得面目全非了。

        那年七月里的一天，早晨起来，天空中就飘起了蒙蒙细雨，滴滴答答的下个不停，没完没了，令人心烦。赶到学校时，我已经迟到了。长长的校园甬道上，前后、两旁都悄无声息，只有我一个人在连绵阴雨中踽踽独行。三年间我曾经无数次体验过的彳亍徜徉于这条小路上的或匆忙或紧张或闲适的愉悦而轻松的心情，此时早已荡然无存，内心只感到如天空中翻滚的乌云那般灰暗与低沉。

        是不是那些天我遭遇了什么令人不快的事情？对此，我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回想，在记忆里搜索、过滤，却始终不得要领。反复思索，才终于明白过来，是文革运动彻底败坏了人的心绪，而坏天气正是在这个时候不期而至，强行搅进了我的沮丧心情之中，遂使情绪更加低落。

        接下来的天气情况更为令人郁闷：那不是孤零零的一场阴雨，而是一连下了十几天的连阴雨。那些天，老天既不打雷也不闪电，就那样蔫蔫的，总是阴沉着个脸，不高兴了就松一阵紧一阵连绵不绝地把雨水泼向人间，下得累了，就小憩一会儿，然后再接着使性子……

        校园里到处都在上演着批斗校长和老师的闹剧，而且愈演愈烈，我们的班主任王育筠老师也就是在这个当口被揪斗的。

        王育筠老师，四川人，胖胖的身材，个子不高，讲一口南方普通话。我们升入初三后，王老师开始担任我们班的班主任，同时带我们的语文课。王老师的爱人也是四川人，是〇二五部队的一名军人，他身着空军军装，军服上衣有四个口袋，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面带微笑地看着我们，很斯文儒雅的样子。

        揪斗王老师的那天，我正好从旁经过，看到了那一幕。只见王老师被一群同学围在中间，头上戴着纸帽子，胸前挂着大牌子，上面写着她的名字，并被重重地打上了红叉，而且前身、后背都被粘满了白纸、报纸之类，上面也都写着不堪的言词，甚至在她的脸部，都粘贴了纸条。此时的王老师，低垂着头，两眼无光，神色黯然，汗珠顺着脸颊滑落下来，不能说话，更不敢表示不满，面部表情似乎都僵住了。

        在那个混乱的局面里，这件发生在我们班范围内的事，外班的人或许未必很留意，但我们班的同学很快就都知道了。

        我们几名同学看到这一场景，内心感到非常气愤，王老师是走资派吗？是反动学术权威吗？王老师究竟犯了什么罪错，要承受这样的人格侮辱？但气愤归气愤，我们谁也不敢逆文革潮流而动，挺身保护自己的老师。

        怎么办？

        我们班的班长兼团支部副书记王兆奇同学把四名男团员召集在一起，商量着怎样才能帮一帮王老师。最终，还是王兆奇拿出了一个意见：我们四人，每人选写一条毛主席语录，然后赠送给王老师，给她鼓鼓劲。

        于是，在随后的一个晚上，王兆奇、何则怡、王千里和我，我们四人趁着夜色，来到校区西北位置的教工家属宿舍，登门拜访了王老师。

        我们向老师表达了关切的心情，叙说着安慰的话语，每人都拿出了事先抄录工整的毛主席语录：“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什么是工作，工作就是斗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然后恭谨地把这一张张小纸片呈送给王老师。王老师先是有些拘谨，慢慢的，脸上浮现出了舒缓的笑意，于是我们适时地告辞老师退了出来。

        事后我曾想过，我们这样做的效果其实是很有限的，所能够给予老师的慰藉也只能是短暂的，在此后的漫长日子里，她依然是身处那样的大的环境背景之下，还会遭遇什么样的灾祸完全无法臆测。

        事后我还曾反复想过，为什么文革会发生如此全民性的大规模践踏人的尊严，甚至致人无辜死亡的众多事件呢？人性之恶被随意地从潘多拉盒子里释放出来，难道魔怪可以被轻易地关回去吗？

        在这之后不知过了多久，〇二五部队撤出本市，王老师也随之失去了音信。文革劫后多少次的班级聚会，我们最多也只是听说王老师跟随她的爱人去了四川，具体在四川的哪个城市、什么地方，后来是否还当老师，等等，所有这一切，全都一无所知。

        如今，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岁月磨洗，很多往事都已经记忆模糊或遗忘掉了，但王育筠老师文革蒙受屈辱时的那双充满哀伤与无奈、茫然而无助的眼神，却不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令人动容与心碎。经此一劫，这个班级、这所学校乃至整座城市，无疑都成了老师的伤心之地，这，或许就是我们再也听不到她的任何消息的原因吧。

        王育筠老师啊，您现在在哪里呢？一切都还好吧？此生还能再见您一面吗？此时此刻，学生唯有遥遥地向您表达祝福的心愿！

        渡过了劫难初起的一九六六年，此后很多年，每逢七月溽暑，我都刻意留心观察它的天气变化情况，这才发现，每年的这个季节时段，一般都会出现连续十几天的阴雨天气，只是此前的心境全然不同，以至于对这一气候现象竟完全熟视无睹，浑然不觉。

        一九六六年那突变的夏季风云，仅仅只是个开始，它预示着更大的风暴还在后面。

        一个民族的至暗时代从此降临了。

2021-09-27

        〔附记〕母校太原六中将于二〇二二年迎来她的百年华诞纪念。如今，她已恢复了学校创建时的初名——进山中学。

        学校前身“山西私立进山学校”，为一九二二年阎锡山召开“进山会议”后创办，由阎锡山亲自选址，并担任校长。

        “进山”二字取自《论语•子罕》，由时任山西督军府秘书总监、参议总长赵戴文（1866—1943，后官至山西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内政部长、监察院长）提出。“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

        一百年来，进山中学为社会培育了众多的各界优秀人才和重要人物。

        一九六四年，按照省教育厅的规划，太原六中将于一九六六年暑期之后改为一所全日制的高级中学。这是山西省学习南方一些省份的经验，藉以集中教学力量，达到提升高考升学率目的的举措。也由此，在文革爆发时，这所学校已没有初一、初二年级，校园里滞留的是四个年级的中学生。

        一九六六年夏季，太原六中校长马培云先生（？—1966）因不堪凌辱，含恨自杀。这是文革时期整个省城教育领域唯一一位非正常死亡的中学校长。

        同样是在一九六六年的夏季，太原工学院（太原理工大学之前身）院长赵宗复先生（1915—1966）也自杀身亡。他是进山中学校名选定者赵戴文之子，一九四〇年代亦曾担任过进山中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