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人船上修士图像的第三个意象是隐修士对工作和社会责任的逃避。圣方济各教派奉行托钵乞食的隐修方式，他们以圣哲罗姆、圣安东尼这些圣徒隐士为榜样，守贫、禁欲、避世，被称为“圣愚”。
但是随着隐修团体规模的扩大，他们由在旷野中的个人苦修逐渐变成在城市中集体乞食，这种隐修有一部分就由精神的求索变成一种投机的生活方式。托钵僧团良莠不齐，在其中有多少是以隐修为名、用以逃避教规的监管，又以乞食的方式实现游手好闲的享乐。
在受到疫病、饥荒和战乱袭扰下的尼德兰，本就处在贫困、缺粮的危机中，成千的托钵僧不事生产，进入行乞的行列，对当地普通人的生活是什么影响？以苦修的名义放逸懒惰，这与天主教会明火执仗的贪腐又有多大区别？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指出如果缺乏圣洁心灵和强大意志，效仿贫穷只会加速堕落。尤其在一个放任的社会，贫穷是邪恶的诱因。这种守贫的“圣愚”很可能终结神圣，只剩愚痴或奸狡的恶。马丁·路德在对新教的阐释中也指出积极参与生活也属于信仰的实践。
文艺复兴时期的荷兰形成了从事手工艺、贸易的商业社会，因此工作、经营被视为有尊严的生活方式。在博斯所在斯亨托根博斯市，有劳动的手工艺者、商人，也有乞食的圣方济各兄弟会，也有收容疯人、愚人、流浪者的救助站。这个重商的社会也提供对灵修者和边缘人的资助。隐修士远离尘路是为远离享乐的诱惑和欲望，因此他们受人尊敬和供养。但如果隐修成为逃避劳动的借口、成为游手好闲的捷径，他们就像是被送上《愚人船》，被世人遗弃。
在《愚人船》的树梢上坐着一个小丑独自饮酒，与船上众人疏离。小丑在图像系统里一直是愚人的典型象征，小丑这份职业就是对愚人、蠢行、丑态的模仿。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宫廷和贵族府邸豢养小丑，他们以身体或智力的畸形来娱乐权贵，用自身的卑贱来彰显主人的尊贵。但通常这些宫廷小丑是极聪明的“傻瓜”，他们以洞察力和机智在宫廷生存下来，甚至像威尔第的戏剧《弄臣》那样运用权谋。
而在民间，小丑是流浪艺人的代表，这是一群包括马戏、杂耍、街头行骗、吉普赛人的社会边缘人，他们居无定所、游手好闲，不受管束却也不受法律保护，他们处在最下层，面临被逐出社会的危险。但伊拉斯谟却认为小丑才是那个时代最无害的人，看似愚蠢却接近真理，“他们不为行将到来的祸害所苦，也不因期待未来的幸福所累”。
因此，本应是愚人船上的专职乘客的小丑，反倒成了这艘船上最冷漠的一员，他没有参与进船上的狂欢，没有戏谑和玩乐，反倒背对人群，在树上独处。列维斯特劳斯用结构人类学的理论解释节庆或欢愉仪式的文化形态，在其中存在对立结构。博斯即是用“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小丑形象与愚人船形成对立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