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每年立春，除了朋友圈的叔叔阿姨们刷立春养生，还会有一群人刷这样一部同名的电影《立春》和当中的一句台词：“立春一过，实际上城市里还没啥春天的迹象，但是风真的就不一样了。风好像一夜间就变得温润潮湿起来了，这样的风一吹来，我就可想哭了，我知道我是自己被自己给感动了。”有人说，这是文艺青年必须看的文艺片，被这句话堵的结结实实的，不看一下怎么敢自诩为文艺青年。

一直觉得古人立下的节气是对一年很奇妙的划分。立春那一天，跟平时也并没有什么两样，明明只跟前一天隔了一天，却像是隔了泾渭分明的一条线，顿时觉得天也蓝了风也暖了，内心有什么东西蠢蠢欲动，觉得一切都不一样了。

所以还没有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以为是一部生机勃勃的电影，恰恰相反，它一点都不生机勃勃，反而发生在黄沙漫天的西北小镇，一切都是灰扑扑沉甸甸的。

大龄·丑·文艺女青年王彩玲，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物质精神都极度匮乏的小镇上，没有一个人能说得上顺溜的普通话，可是王老师有一个梦想，她长得丑，黑黢黢的脸上满脸的疙瘩和麻子，龅牙，但上天给了她一副好嗓子，她想唱去北京，在中央歌剧院的镁光灯下当一名首席女高音，再唱去巴黎歌剧院。

为此，她需要在那个年代花上三万块钱去买一个北京户口，因为她去敲学校后勤的门想要找一份能留在学校里的工作时，工作人员摆摆手告诉她：“没有北京户口，那你就更甭想了”。她在小镇的文艺汇演上穿着自己缝制的蹩脚的演出服唱意大利歌剧，一旁先前看广场舞看的津津有味的大妈摆摆手端着小板凳离开了，小广场上空无一人，唱着唱着，一片片雪花从头顶上飘下来。

(二)

当时的小广场上，还有这样一个人，一个芭蕾舞老师胡金泉，他在这部色调灰扑扑的电影里，以一种炫目亮眼的方式登场。穿着华丽的芭蕾舞舞服，白色的紧身裤将他的下身勾勒得若隐若现，当他勾着脚尖在小广场上随着音乐旋转的时候，一边围观的群众捂着嘴讪笑，害羞而仓皇的逃离那个小广场，胡老师没将完整的一只曲子跳完，就讪讪地钻进身边的一辆小车。

他这样形容自己

”我是这个城市里的一桩丑闻…我是很多人心里的一个悬案。我一直以为，时间长了这个城市会习惯我，但是我发现，我一直像根鱼刺一样，扎在很多人的嗓子眼。我真是个怪物，像六指儿一样。“

六指儿这个词在这部电影里这是出现的第二次。

第一次是王彩玲躺在拥挤逼仄的平房里当自己恋慕的落魄画家黄四宝笔下的模特，昏黄的光竟然衬的她满是疖子的脸有点少女怀春的妩媚和娇羞。在一个鲜少有人懂梵高和托斯卡的破败不堪的小镇上，她第一次像是找到了知音，或者说是同类。她和黄四宝说起契科夫笔下的三姊妹，“那姊妹三个住在远离莫斯科的一个小地方。老想去莫斯科就是去不了。我忘了是姊妹三个里的哪个了，她懂六国外语，她说住在这种小地方，一个人懂六国语言，就跟六指儿一样是个累赘。……你明白吧，就像咱俩”

她说：跟你说个事儿，你可别笑话我啊，我还是个处女呢。我不想在这个城市发生爱情。“

跟她一样在那个小城是个异类的黄四宝听了她说的这句严肃又带点戏谑的话，长久的怔住了。

（三）

文艺青年说王彩玲，会带着带点悲天悯人的同情。执著追求了这么久，你是否在过着你真正想要的生活？

理想主义者觉得惋惜，执拗的走了那么多路的王彩玲，最终还是选择了向命运妥协，回过头去拥抱生活。她不再唱歌，将自己拾掇拾掇丢进婚姻介绍所，收养了一个有身体缺陷的小女孩取名为小凡，明明当初那么不愿意接受自己的平凡但是终有一天跟命运和解。她在天安门广场上抱着孩子笑的眼神和那个清高的王老师截然不同，但听着广场上有人高歌的时候，她仍然在想象那个站在国家大剧院舞台上唱着“上帝啊上帝啊，为何对我这样残酷无情“的自己。

其实我希望这个才是结局。

王尔德说，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物质生活都无法保证的时候该不该去谈理想，理想无法实现的时候该继续踮起脚当一名别人嗓子眼里的鱼刺还是及时看清楚现实老实本分的回头抱紧生活。

小镇里的落魄画家黄四宝最后放下了画笔成为一名戴着墨镜开着小包车的小老板。

跳了十几年芭蕾的胡金泉用了一种最决绝的方式将自己丢进监狱，在监狱里穿着布鞋给王彩玲表演依然绷的紧紧的脚尖。

说自己”宁可仙桃一口，不要烂杏一筐“的王彩玲听到隔壁小媳妇向自己哭诉“现在，我连你都不如了”，心里最后一点追寻理想的火花也熄灭了。

《立春》的伤感，不是王彩玲一人的伤感，而是无数个执著追梦的理想主义者的伤感。心中总有丘壑，现实中却举步维艰。侥幸的人圆梦了，而大多数人被现实的闷棍打醒识实务的返回现实。

看完这部电影，关于理想与现实，我还是没有答案，我也不知道编剧是想劝大龄文艺女青年勇敢追梦还是认清现实。

糊涂一点就糊涂一点吧，每次遇到这种没有答案的问题我都告诉自己，它本身的存在就是一种意义。

无论能不能够实现，理想本身的存在就是一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