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记》12人物唯武冈桃源全有

        陶渊明《桃花源诗并序》，姑且简称《桃》，陶公笔下的桃花源究竟在哪里？从时间上争论了千多年，从地域上由国内的三十多处，扩展到国外几处，都说自己是陶公笔下的桃花源。争论的焦点都是围绕景色如何吻合？各地推出的桃花源就景色而言，一个比一个漂亮，谁又说它不是陶公笔下的桃花源呢？因此景色的吻合争议，是一个永远也争论不清的死结！要解开千年桃源之谜，唯一办法是着眼原文，找出《桃》中人物，便可迎刃而解，下面，笔者就以《桃》中明暗12位人物为线索，逐一拨开迷雾，让读者看分明。

       先梳理一下《桃》中有何许人也？众所周知人物有：“武陵渔人、桃源村民的先世、邑人、贤者、方士、太守、刘子骥、吾（陶渊明）、契（子契）；还有通过叙事牵出的几个隐蔽人物，如黄盖、陶侃等隐藏在诗文里。”

      陶公开宗明义：“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这是《桃》中第1号人物。此人有争议，湖南常德人说是武陵郡渔人，湖北竹山县人说是武陵县渔人，重庆酉阳人说是武陵山脉渔人，湖南武冈人说是武陵蛮渔人。那些没有武陵地名的人说武陵渔人是鬼神界的神仙，现实生活中没有武陵渔人。持神仙说者不能自圆其说，世上哪有打渔为生的神仙？实则笑谈了。那么究竟是何方渔人？历来有很多史学界泰斗大致框定在“荆、湘”地区，甚至缩小在雪峰山渔川。明朝吴宽在《家藏集》卷四六《送刘武陵诗引》中云：“考实桃源地址，盖古桃源实在武陵境内，今则别自名县矣。”吴宽考证武陵是县名的别称，按照陶公写《桃》记晋太元中年间（公元376-396）的行政版图框定，唯有湘州邵陵郡武冈县的“别称”叫武陵县，武冈字通武陵（汉语如冈如陵），且武冈县衙门治所叫“武陵城，”武冈县志记载：县治所历代都叫“武陵镇，”1945年春夏雪峰山抗战，国军一个加强营、黄埔军校武冈分校学生大队、中共武冈游击队、民众志愿者共同保卫武陵城，与10倍3万日军血战七昼夜，武陵城岿然不动，成为县城抗战史上最经典一战，载入史册，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952年2月26日经中央批准，将武冈县一分为二，析出洞口县，武冈县乡镇大调整，才将武陵镇改成城关镇，也就是武陵镇存在了几千年历史。虽然新中国改成了城关镇，但县城西门的武陵井（与岳阳柳毅井、长沙白沙井并列齐名三大古井）则依然武陵春色常在（见图1）。

         图1：武冈县城（武陵镇）西门武陵井

        也许有人要问，一个武陵渔人还不足以证明武陵桃源就在武冈？那就请看第二类人物……《桃》内村民：“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诗曰：“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这里的先世贤者、方士、邑人称为“云山四贤。”在《桃》诗里陶公自我回答了不是躲避战乱而隐居武陵桃源，而是村民的先世“贤者方士（卢生、侯生）、邑人（长官陶、邓将军）”为了躲避秦始皇乱（违背）天纪（天生的人类生死规律，寻找长生不老仙药），来到武陵桃源隐居。陶公巧妙的运用了“商山四皓”（秦末汉初夏黄公崔广、绮里季吴实、东园公唐秉、甪里先生周术四人隐居商山典故）代指“云山四贤。”避其世的是贤者方士卢生、侯生和邑人陶、邓将军四人携妻与子，以及士兵，隐居武冈（武陵）云山下桃源。首先说秦时的“贤者方士”是卢生、侯生没有悬念，秦始皇对方士贤者（领头人）卢生、侯生逃遁大怒，坑杀了463名方士，派遣陶、邓两位将军率军追赶，限期缉拿归案，载入秦代史册，众所周知，无需解释。那么怎么证明贤者方士卢生、侯生、邑人陶、邓将军四人，一起隐居在武冈桃源绝境呢？这就要搬出史记佐证了。《湖南考古略》记载：“卢生、侯生，(秦)始皇遣入海求神仙茶，不获，遁居邵陵郡武冈云山。”《武冈县志艺文志》记载云山卢生受秦始皇命，入海求仙药不得，邀侯生南逃匿隐云山。秦始皇派遣陶、邓二将军追至云山，亦留不去，传诗曰：“秦坑何忽毒斯文，使者犹怜共白云。不持二生增胜景，至今同说两将军。”这里记载了“使者”便是秦始皇派出追赶“二生”（卢生、侯生）的陶、邓将军。因为按照秦国法度，陶、邓将军早过了追赶捉拿期限，也是死罪，二生便劝说两位将军：与其四人都回去送死，不如四人一起隐居苟且偷生，于是四人便隐居下来。因四人是“逃遁匿隐”不敢公开，逃遁谐音陶、邓将军立“逃遁将军”碑，二生立“秦人古道”碑（见下图2）。《桃》记说的武陵渔人见到的是村民先世（二生）邑人（长官，以及陶、邓长官所节制的士兵）后裔。所以陶公在诗记里质问“先世后裔”曰：“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器外。”敢问游（游荡遁居武陵桃源）方士和邑人的后裔们，你们现在了解多少世外尘埃之事啊？由此可见，陶公诗记把桃记武陵渔人见到秦人方士、邑人后裔情况补记得一清二楚。云山四贤武冈（武陵）民间广为流传，妇孺皆知。

              图2：武冈“云山四贤”石碑之一

       接下来再说第三、四类人物：“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这里的太守、刘子骥是《桃》中找不到桃源的2个人物。又诗曰：“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这里面有3个隐藏不直呼其名的人物，从“隐五百、淳薄异源”事件中得知一个是三国武陵郡太守黄盖，再一个是晋时武冈县令陶侃，另一个是刘子骥爷爷刘威溪。这明暗两种人物，需要综合阐述，说完了就明白了。先说刘子骥，可以说此人是因为陶公在《桃》中写到他的名字，这才名垂青史，在《世说新语》和《搜神后记》以及《晋书》里都有关于刘子骥其人其事的记载。反过来说，假如没有陶公《桃》记留名，也许刘子骥就不会存在史册里了。尽管多处记载刘子骥其人其事，细推起来，还是有不尽详实疑问。刘子骥是陶渊明的一个远房亲戚，两人一起去了衡山、奉家山（雪峰山别称）采药奇遇，这两点历史一致认可，无人提出质疑。那么刘子骥是陶渊明什么远房亲戚？两人是“高尚士”人物，为何要结伴采药？却没人能说清楚。武冈县文化局原文物组长王长永老师考证：刘子骥与陶渊明的亲属关系，源于陶渊明先祖陶侃与刘威溪关系。陶侃在晋太康元年（公元300）上任武冈县令途中，在距离武冈县衙门15里的石羊渡大溪河洪水中救起一个10岁孤儿收为养子，这便是武冈百姓传颂陶侃诸多事迹的第一口碑：父母官！建兴元年（公元313）陶侃任荆州刺史，给长大成人的刘威溪在荆州南阳郡谋了一个幕僚、师爷的差事，刘威溪安家南阳。陶侃与刘威溪是养父子关系，刘子骥是刘威溪孙子，比陶渊明小10岁同辈，因此晋书记载刘子骥是陶渊明的远房亲戚，其根源来自于陶侃与刘威溪。那么刘子骥、陶渊明两干系亲属，都是“高尚士”文化人，为何又记载两人一起去衡山、雪峰山采药呢？文化人怎么干出郎中行医的差事？这就要从刘子骥“寻病终”说起了。按迷信说法，刘子骥家祖坟风水不佳，一家四代人三代英年早逝，刘威溪10岁那年父母被洪水淹死，刘子骥的父母英年早逝，刘子骥为爷爷刘威溪一手带大，当将军桓冲要请刘子骥出仕做官时，刘子骥却一本正经的说：“使君既枉驾光临,宜先诣家君。”这里的家君便是刘子骥爷爷刘威溪。刘子骥20岁病入膏肓，据析刘子骥是血液方面的疾病，需要“深山一滴血草药”为药引，这种药生长在悬崖绝壁上，或者生长于阴处的岩石缝及小谷底。陶渊明为了挽救刘子骥生命，带着刘子骥去衡山、雪峰山采药，陶渊明冒着生命危险，爬上了雪峰山渔川悬崖，采集到了深山一滴血草药，但遗憾的还是未能挽救刘子骥的生命，一代高尚士刘子骥未能留下作品寻病终了。

       再来说《桃》诗中“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这一句历来传统解释为桃源村民从秦到东晋五百多年历史，一朝发现敞神界。笔者相信，陶渊明这么大的文学家，不会连这么简单数字都算不准，秦（前246—前210年）到东晋（公元420年）=686—666年，按晋太元中（公元376-396）年计算，怎么算也是600多年，差了一个多世纪。因此“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是陶渊明讲述发生在武冈县武陵城衙门里的一段历史故事：三国时期的武陵郡太守黄盖仅有五百兵力镇守武陵郡，武陵蛮首领沙珂摩率领五千起义军攻城略地，搅得武陵郡鸡犬不宁。黄盖为了剿灭五千武陵蛮，在武冈县治所衙门武陵城摆下了迷魂阵，吩咐副将韩当奇袭跟踪，利用智谋，隐蔽武陵城内，敞开城门，放进一半武陵蛮反贼，一次一半的关门灭贼，斩杀数百人，黄盖在武陵城内亲手擒获诛杀了武陵蛮首领沙珂摩，城外还有一半武陵蛮群龙无首投降，黄盖赦免投降的武陵蛮回家，在武陵城五百兵巧战平定了五千武陵蛮叛乱，使神圣的武陵郡界安宁下来了。《三国志·吴书·黄盖传》有这一段历史典故记载，《武冈县志》也有同一历史事件记载。

       《桃》诗曰：“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这里陶公讲的是两个历史人物的鲜明对比，一个是淳朴刚正的武冈县令陶侃，一个是浅薄粗俗的邵陵郡太守吕岳，两人异源不合，格格不入。陶侃为武冈县令，他认为黄盖用武力剿灭武陵蛮不是最佳办法，而是要从教育入手，上任第一件事是创办第一所县学宫，需要八万贯铢钱，向邵陵郡府太守吕岳申请：“风化之本在乎人伦，人伦之正在乎设庠序（学校）。崇重庠序，教养人材，惠之渥也。故愚将置县学，所需铢钱八万贯（一千个铜钱为一贯），敢翼蠲（juān）免输课为拜。”太守吕岳不给一文钱，还把陶侃恶训一顿：“庠序教化，明德知礼，圣人之至也。然物有大小曲直，置有轻重缓急。汝为县令，然先不问政而问学，岂非舍本逐末也哉？”陶侃不得已在民间筹集4万贯铢钱，缩小规模创办了武冈第一所县学宫（见图3）。陶侃养子刘威溪在县学宫启蒙读书，成为老一代高尚士，出仕荆州南阳郡幕僚。太守吕岳恶训一顿尚不解恨，还将陶侃撤职罢官，《晋书·陶侃列传》记载：“黄庆为吏部令史时，举荐陶侃做了武冈县令。在任期间，受到太守吕岳排挤，就（逼着陶侃）辞官归（退回），再当了个郡小中正官。”好在陶侃撤职罢官后得到荆州刺史刘弘重用，才有陶侃升为偏将、太守、刺史、大将军、太尉、大司马后话，创建了一代历史功绩，成为东晋开国元勋。而吕岳却一生浅薄粗俗，碌碌无为，名落孙山，当然看不到陶侃创建的路不拾遗的盛世桃源神界。刘子骥看不到悠然自乐的盛世桃源是因为“寻病终。”而太守吕岳则是昏官，发现不了陶侃千里马。所以“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找不到陶侃创建的一方盛世桃源。

                      图3：陶渊明祖先陶侃创建的第一所武冈县学宫         

        最后再来说“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中包含的3个人物，吾自然是陶渊明，契是子契，陶氏始祖，近祖陶侃。传统的解释是离开原文契，组词契合，说陶渊明寻找与之契合的朋友。所以千多年来无人找到陶公志同道合的知己朋友是何许人？而成为千年桃源之谜。那么，陶公一生究竟有没有志同道合的知己朋友？有，惟刘子骥是也。陶渊明多次写子契、陶氏祖先，却没有写过“寻找契合知己”的作品，倒是唯有一次写知己作品《咏贫士·其六》：“仲蔚爱穷居，绕宅生蒿蓬。翳然绝交游，赋诗颇能工。举世无知者，止有一刘龚。”陶渊明很明确的把自己比作东汉隐士张仲蔚，意思是说自己与张仲蔚完全相类似，张仲蔚一生只有唯一知己刘龚，他陶渊明也只有一个知己刘子骥。

       陶渊明在《癸卯岁十二中作与从弟敬远》诗中说：“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陶渊明白纸黑字写得清楚，知己刘子骥寻病终后，他隐居家中，销声匿迹，与世隔绝，四顾没有知己，只好白天把荆菲（柴门）紧闭，有话只有寄意你这个陶敬远祖弟来说了。这两首诗充分证明陶渊明一生中没有寻找过与之契合的朋友，相反写祖先倒是多次反复描写。陶渊明从寻吾契一直写到近祖陶侃，甚至写到祖父和父亲。契（xiè）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字词，本意是一个人物契，是黄帝玄孙，赐子姓，子契协助大禹治水有功，封在商地（丘）为商族、商汤始祖。子姓分陶氏、施氏、繁氏、樊氏、饥氏、终葵氏、锜氏七大分支，陶姓位列商族之首，故陶氏吾祖契也。黄帝与子契，是太祖玄孙辈关系。陶渊明与陶侃也是太祖玄孙辈关系。很明确，陶渊明元祖子契，近祖陶侃，很完整的表示“怀着急切的心情踏着清风，高飞来到武陵桃源这个地方，寻吾契——寻找近祖陶侃为官武冈武陵城（武冈县衙门治所）之足迹。”子姓析出陶姓后，陶渊明又在《命子·悠悠我祖爰自陶唐》诗中把陶姓祖先历世不绝显荣光逐一列举：“帝尧之世称陶唐，其后为臣宾于虞，御龙效力于夏世，豕韦亦曾辅佐商，周世陶叔甚端庄，汉代陶舍建军功封愍侯，陶青勤勉任丞相，中晋之时，长沙公陶侃功业昭着，不仅有功勋，而且有德行。天子酬陶侃，受命都督南国。祖父（陶茂）一生谨慎，其正直义方之德闻于朝中，而仁爱和顺之风广被千里。先父（陶逸）性情淡泊，不因仕宦与否而愠喜。”

        陶渊明在《命子》诗中列举祖先、祖德之后，意犹未尽，又特为“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的近祖陶侃写了一首《赠长沙公》：“余于长沙公为族，祖同出大司马……”颂扬先祖功德。只是令陶渊明遗憾的是他的子孙很不争气，“命子”不成又“责子，”恨铁不成钢，只好与祖弟陶敬远在《癸卯岁十二中作与从弟敬远》诗中叹息说：“寄意一言外，兹契谁能别？”意思是说敬远老弟啊，现在陶姓子孙有谁能记住契祖功德呀？恐怕也只有你我寄意言外传承了啊。用陶渊明自己的诗句来证明寻吾契，是寻找祖先，不是寻找契合朋友，这才是陶公“寻吾契”之真谛。

       最后再来梳理一下《桃》中别称或代词，《桃》正因为是文学作品，按常规不能直呼其名，所以陶公巧妙的运用了别称来记叙：武陵—武冈，商山四皓—云山四贤（几乎是同时代人），芳草—都梁兰草，卢生、侯生—贤者方士，邑人（长官）—陶、邓将军，远祖子契—近祖陶侃，太守—吕岳，吾—陶渊明。

      《桃》记5类人物12人，都在武冈（武陵）桃源找到了历史依据，请问有争议的桃源中，哪个“桃源”有陶公《桃》中12人物？这还需要争吗？

（铁道作协：黄祥明\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