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已经故去十多年了，她的坟头上，草儿青了又黄，黄了又青，其间还常常伴着几朵野花，淡黄色的，或是幽蓝幽蓝的，像深邃的夜空里的几点星辰；微风吹来，又像海浪中的几叶扁舟。“这样母亲不至于太孤寂吧，”我想，“可怜的母亲！苦命的母亲……”

一

    母亲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据说我的曾外祖父是个不大不小的地主，家道还算殷实，家里有几十亩田地，一座大院子，有几十间房子。轮到我的外公当家时，家里渐渐虚空。我外公没有学会什么治家之道，对各类棋牌却情有独钟，长牌呀麻将呀象棋呀，他几乎样样都会，常常玩到三更半夜才回家。我外婆没有读过书，心眼又特别好，在外公的大嗓门前常常大气不敢出----她自然是管不住外公的。到我的母亲出生时，家里愈发虚空了。母亲的童年没有什么好日子，解放了，家里的田地都被分光了，房子也被分完了。大舅舅大我母亲几岁，当时哭着不让人搬进他们的院子，差点被踩扁了。四岁的母亲带着她两岁的妹妹紧紧拽着外婆的衣角，躲在身后不敢出来。

    母亲十一岁的时候，我外公得了什么病，很快离世了。现在想来应该就是肠癌什么的吧，因为他肚子肿胀，像个大鼓，吃进了东西，却拉不出去。外公在床上痛得呼天抢地，汗珠滚滚。外婆只得在旁边抹眼泪，孩子们都吓得躲得远远的，那呻吟比杀生还凄惨，真是撕心裂肺呀！外婆没有一点办法，家里一分钱没有，怎么进得了医院?从山上找来的草药吃了不少，但是外公的病情还是不断恶化。好心的邻居说没用了，再好的医生也不会有回天之力，给他准备后事吧。外婆哭着东挪西借凑齐了棺材费，眼睁睁看着外公落下最后一口气。

    母亲的童年是在痛苦和饥饿中度过的。现在没有了外公，好像房子没有了顶梁，虽然那个顶梁也并没有起到多少作用。但是现在顶梁塌了，家也塌去半边。外婆不知道忍受了多少屈辱，历经了多少艰难困苦，才把母亲他们5个姊妹拉扯成人。大舅舅很幸运地上了学，后来竟考上了大学。而母亲和下面的几个弟弟妹妹都没有读什么书，尤其是母亲，只上了几天学。所以她除了认识自己的名字外，几乎是目不识丁了。她得帮助外婆干活，做家务，照看弟弟妹妹们。母亲每每说起自己没有读过书时都带着深深的遗憾；我也明白了母亲在后来不论生活怎样艰难的情况下都坚持要我们上学的原因。

    每当听母亲说起这些“城南旧事”时，我常常猜想那时母亲瘦小的身影多么可怜！当18岁的母亲背着背篓在山间割草时，她和她的小姐妹们是不是对未来和爱情都有过懵懂的渴望呢?而此刻的母亲怎么能预知前方等待她的是什么样的命运呢?

二

    经一位邻居大妈的介绍，母亲和父亲相识了。两年后，只见过两次面的父亲母亲结婚了，那时她刚20岁，父亲25岁，还在部队服役。父亲的家里也很穷。父亲排行老大，还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爷爷和奶奶都是最“光荣”的劳动者----那是个越穷越光荣的年代，母亲这样的“地主崽子”能嫁到这样的贫下中农家庭，真是太幸运了。虽说光荣，可是一家七八口人得填饱肚子呀。父亲能寄回家的津贴少得可怜。最小的仅7岁的叔叔也到地里帮着做些农活，粮食还是不够吃。爷爷整天吸着自己裹的叶子烟，吧嗒吧嗒的，昏暗的土屋里烟雾缭绕，好像吸烟能饱肚子似的。

    母亲一嫁过来就承担起全部的家务。清晨鸡一叫母亲就翻身起床，端着昨晚推好的玉米面或者小麦面，到灶房里熬面糊羹。面糊羹不能太干，干了不够吃；也不能太稀，稀了胀肚子，爷爷说“几泡尿一撒，肚子就空了，熬不过点”。母亲一边烧火一边搅和，决不能让它粘在锅底熬糊了，得小心翼翼地加水，再在里面加上南瓜或者红苕之类的东西，把它调得不干不稀，保证每个人肚子里都有几粒粮食在跳舞。

    做好一家人的早饭，母亲就去村边的小河洗全家大小的衣服，每天都是满满的一木盆。清晨的阳光柔柔地照在小河上，微波粼粼；照在母亲单薄的身子上，照在她汗涔涔的脸上，她疲倦而羞涩地看到自己映在清澈的水面上的秀丽的面庞。不知道此刻的母亲是不是轻轻地想起那个远在千里之外的仅仅见过两次面就结了婚的父亲？想起他们相处的短暂时光。父亲个头高大，瘦瘦的，因为在新疆当了6年兵了，说话有点“苗”----带了点外地口音。父亲话不多，但看得出，他是喜欢母亲的。他教母亲认字，写信，还给她买了一件“的确良”衬衫，一双胶鞋。在这以前，母亲还从来没有穿过“的确良”和胶鞋，连和父亲相亲时穿的裤子都是带了补丁的。父亲不像那些粗鲁的毛头小伙，他知书达理，又有城里人的干净和礼貌。母亲很满意，遇到父亲是他的福气，村里人都说。所以母亲努力地劳动，侍奉公婆，要对得起上天赐给她的幸福。

三

    尽管母亲不分白天黑夜地干活，可是奶奶对她好像始终不大满意，有时候故意在鸡蛋里挑骨头，比如菜咸了呀，衣服没有洗干净呀，做事不利落呀......有时候话很难听。这很让母亲苦恼。可是她忍着气，只在心里说自己做得不好，下回要注意。

    有一天奶奶在家门口和一个邻居唠叨：“我家那儿媳妇又勤快又孝顺，可过了门儿都三个月了，肚子还没见个动静。”邻居大娘说：“你儿子不是只在家待了几天吗？说不定没怀上呀。”母亲这才知道婆婆是嫌她没有为家里添喜。可是这怎么能怨她呢？母亲很委屈，想找外婆诉苦，可是娘家离这里三十多里路呢，母亲一时也找不到理由回去。犹豫了很久，她还是决定回娘家住几天。中秋节的时候，母亲回到了外婆的家。

    刚进村子，母亲就看见一个背着满满一背草的老太婆。那压弯了的腰，飘起来的白发，使母亲鼻子一酸，差一点哭出来。外婆看起来是那样的衰老，母亲又怎能再给她增添烦恼？母亲只好把泪水吞进肚里，假装高兴地喊一声：“妈，我回来了”，然后心疼地接过外婆的背篓。

      十月份的天气，已经收割完毕，此刻是农闲，金秋的太阳暖洋洋的，大地一片安详和宁静。枝头的橘子才刚刚泛黄，母亲却谗得清口水直流。外婆说:“闺女，你是不是有了?”母亲愣愣地说：“没有啊。”正想说“婆婆就是嫌我还没有”，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可是外婆紧追不放：“你这两个月身上来了吗？”母亲有些羞涩，因为以前好像没有和自己的母亲说过这些，仅有的一点生理卫生知识都是从要好的姐妹那里得来的。母亲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月没来。”外婆看看母亲的脸----她的脸色泛青，看起来有些憔悴，外婆笑了：“傻丫头，你肯定有了……”

    外婆把母亲送回来，和亲家母嘀咕了一阵，奶奶就眉开眼笑了。从此，母亲的待遇好多了，婆婆不让干重活；爸爸知道了这个消息，每个月又从牙缝里省下两块钱，寄回来，说给母亲买点大米熬粥。

    第二年的四月，我的哥哥呱呱坠地了。全家都很高兴，尤其是爷爷奶奶，想了那么久的孙子，终于如愿以偿了。但那时正值农忙时节，又要抢收麦子又要插秧，大家忙得脚不粘地。生下孩子才十几天的母亲便拖着虚弱的身子下地干活了。

四

    哥哥四岁那年，母亲带着他去父亲的部队探亲，母亲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看见火车，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看到北方的雪。母亲在车上紧紧地抱着哥哥，几乎不敢和任何人说话，三天三夜几乎没有合过眼。当她听到火车站里的广播说“到西安的旅客请下车”时，慌慌张张地抱着睡熟的哥哥走下车来，她甚至不知道车站的出口在哪里。这是十月份的天气，西安的夜晚却很冷了。母亲背着包裹，抱着哥哥，茫然地跟着下车的人们。多亏父亲想得周到，买了进站票，在拥挤的人流中，父亲找到了母亲。每当母亲想起这件事的时候，总是心有余悸。她说，要是父亲没有接到他们，从没出过远门的她在陌生的异乡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是母亲一生中和父亲相处得最长的一段时间，也是母亲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母亲平生看到了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城市；吃过了从来没有吃过的苹果和西瓜；还去看了大雁塔、小雁塔；知道了捉蒋亭……当西安的第一场大雪降临的时候，母亲兴奋得如孩子一般，在雪地里和哥哥一起玩，那时的积雪有膝盖那么深。也是在那时，母亲怀上了我。

    我躲在母亲的肚子里，在西安玩了四个月，第二年春天，母亲回到了家。家里的日子可大不一样，连稀饭也没有喝。每顿都吃菜豆煮面糊。母亲胃口很不好，营养不良，有几次都差点晕倒。有一次摔倒在一条水渠里，险些把我给摔掉了，还好，母亲说，吃了点药，总算保住了我的小命。只是我生下来的时候还不到5斤，像一个小猴子。我是在夜里出生的，那天晚上一直不停地哭，好像全世界都和我有仇似的。而此刻，远方的父亲根本不知道我的提前来临。母亲没有奶水，只得喂我白糖水和米汤。真不知道母亲花费了多少心思才把我养大。据说，两个月大的时候，我的小胳膊小腿就像一节节小莲藕了。

五

    我刚满一岁的时候，父亲从部队上转业回家了，被安排到一个煤矿当工人。那时的工人是很少的，我们村里也就四五个。父亲能吃上“皇粮”是我们一家的光荣和骄傲。父亲的煤矿厂离家只有三四十里路，但父亲是很少回家的。记忆里，父亲是严肃的，不可亲近的。每逢他回家来，总少不了给我们兄妹带些糖果啊，饼干什么的，但我和哥哥总是远远地躲着他，当他拿出糖果摆在桌子上，亲切地招呼我们过来，我们却站在一边一动不动，低着头不断抠着自己的指甲。母亲笑盈盈地说:“傻孩子，爸爸叫你们呢，快过来。”我和哥哥才小心翼翼地走过去，父亲抱起我们，一手一个，用他的胡须扎我们的小脸蛋儿。渐渐地，我和哥哥开始主动亲近他，他会讲许多生动有趣的故事，他知道许许多多母亲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的事情。我们渐渐把父亲当成最亲近的人了。

    日子就这样在平静和安宁中过了几年。母亲在家日夜操劳，做农活，侍奉公婆，照顾我们兄妹，我五岁的时候，家里又添了个妹妹，那一年，母亲刚30岁。从此家里的负担更重了。可母亲还是快乐的，仿佛永远不知疲倦。但母亲的身体总是那么消瘦，生了三个孩子的她，腰还是那么细，连结婚时买的衣裤还能穿。

    记忆中母亲仿佛从来没有生过病，也许不是她没有生过病，而是从来没有因为生病而耽误过农活和家务。我也几乎从来没有看到母亲红着脸和爷爷奶奶说过什么。村里的人们都说我爷爷奶奶福气好，儿子有工作，媳妇能干孝顺，孙儿孙女齐全。爷爷只是眯缝着双眼吧嗒吧嗒吸着旱烟，奶奶只是张着她掉了门牙的嘴呵呵地笑。

六

    不知道谁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安宁和幸福是会凝固的。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10岁那年的夏天，我们家庭的支柱一瞬加轰然倒塌，母亲的天空从此失去太阳，无底的痛苦的深渊从此紧紧地跟着她，直到她离开人世。

    那天黄昏，母亲刚从地里收工回来，把锄头放在屋檐下，让妹妹把家里养的小鸡唤进屋里。上初中二年级的哥哥已经学会挑水，我在厨房烧火做饭，妹妹却还在院子里和几个小孩闹着玩，好像根本没有听见母亲的话，天真的笑声传遍了小院。母亲笑笑，摇摇头，自己便开始唤小鸡了。

    晚饭还没有做好，邻居家的大伯和村长突然匆匆地赶来，他们把母亲拉到一边，急急地说：“你家老吴在厂里出事了，刚才通知到村里，让你们赶快去。”母亲听到这话，脑袋立刻轰地响了，险些一个踉跄摔倒。大伯慌忙扶住：“别急，情况还不清楚，你先带上孩子去看看，不忙告诉他爷爷奶奶。”母亲好不容易站稳，她告诉爷爷奶奶，把小三妹(我妹妹)看好，她要带我和哥哥到爸爸的厂里去一趟。爷爷奶奶追问为什么，母亲只是说他爸爸在厂里生病了，要去看看。我想他们大概已经有所怀疑，我分明听见奶奶说话的声音都哽咽了。

    我和哥哥跟着邻居大伯和妈妈，急忙往爸爸的厂里赶。那时侯我家到爸爸的厂里还没有通客车，三四十里路全靠脚走。走啊，走啊，走到月亮升起来，挂在蓝蓝的天空；走到夏虫在田野里唱得睡意朦胧；走到我的肚子唱起空城计，眼皮开始打架......也不知道走了多久，我们终于看到爸爸厂里的灯光。那灯光好温暖，我还记得一年前到这里玩过，爸爸下班还带我去操场上看过电影。

    我不记得当时我们受到了怎样的接待，只是在那间墙壁雪白的屋子里，母亲哭得昏过去好几次，母亲的哭声至今还响在耳畔。周围还有好几个人，她们也哭得很凄惨。母亲抱住我和哥哥，很久很久，才缓缓地说：“小伟，二妹，爸爸走了……”我那时还不能确切地知道“走了”是什么意思，只是被一种悲伤深深地感染，哭得肝肠寸断。

七

    我们没有见到父亲的遗体，在厂里待了五天，我们捧着一盒小小的骨灰回到了家。后来我才知道，父亲的矿里发生了瓦斯爆炸，死了十几个矿工。母亲没有为自己要求什么，她只要求厂里给爷爷奶奶生活费，直到二老去世；另外就是给我们三个孩子学费，直到成年。爷爷奶奶接受不了这个打击，先后在一年里去世。从此，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三个开始了艰难的孤儿寡母的生活。

    爸爸再也不会回来了，我们永远享受不到他温暖的拥抱和扎人的胡须了。我这才知道“走了”就是永远不再回来了。爷爷奶奶的睡房空了，家里再没有了往日的欢声笑语。屋子突然变得空荡荡的了，母亲似乎一下子老了十岁，而我们兄妹三个也似乎一下子长大了许多。有时候下雨的日子，母亲不用到地里干活，她会拿出针线，给我们缝补衣服。在母亲的针线兜里，还放着父亲参军时戴过的帽徽和领章。母亲小心地把它们包好，有时就打开来，仔细地摩挲着，端详着。还有母亲在西安时和父亲的几张合影照片，成了母亲最珍贵的纪念。

    黄昏来临。当村子里最顽皮的孩子在母亲的声声呼唤下终于回家之后，当鸭子和白鹅摇摇摆摆唱着歌归队后，乡村沉寂下来。屋子里点亮了昏暗的煤油灯。母亲忙碌的影子在灯影中摇晃。晚饭后，洗完脸脚，母亲让我们上床睡觉。她常常还得在灯下忙一会儿，给我们纳鞋底、补衣服。窗外漆黑一片，没有月光。屋子后面是一个小山坡，山坡上是一些坟地，还有大片的竹林和旱地芦苇。夜里总有风吹过，竹叶和芦苇叶就沙沙沙地响；风急的时候，呜呜的，像小孩的哭叫。有时候窗外有脚步声，还有手电筒的光晃来晃去，加上几声口哨和怪叫。母亲本是胆小的人，以前也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凄冽的风声和怪叫，不禁感到毛骨悚然。母亲慌忙熄了灯蜷进被窝里。通常很久不能入睡，有时她甚至通宵无眠。夜里她会给我们盖被子，叫我和妹妹起来小解，记得好多个深夜母亲都是没有合眼的样子。

八

    我们兄妹仨都很努力地学习，因为我们知道母亲的希望。她总说要我们好好学习，不做她那样的“睁眼瞎”。她还说，你们能像爸爸那样读书写字做个文化人就好。每到这时，总有叹息从母亲的嘴里轻轻划过，总有愁云掠过母亲日渐憔悴的面庞。我们知道母亲的心。

    哥哥上初三了，学习很忙。每天来回走16里路到镇上的学校，通常天没亮就得打着火把赶路，天黑了才能赶回家。母亲心疼哥哥，要他住校。哥哥不答应，他知道他现在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他不在家的话母亲更会睡不着觉。母亲把铲子、菜刀拿到床边，坚决地说：“小伟，听妈的话!我把这些东西放在这里，强盗不敢来的。”哥哥拗不过母亲，终于去住校了。

    家里的夜晚更加冷清。每天下午放学后，我和妹妹就急忙回家把猪食拌好，把鸡和鸭子赶进圈里。母亲收工回来，我们已经在煮饭了。母亲一回来我们便把大门关上，用木棒和扁担把门牢牢地撑住，仿佛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线，我们的安全就有了保障。

    一个冬天的夜里，我睡得正熟，忽然被母亲摇醒。母亲压低嗓门，哆哆嗦嗦地说：“糟.....糟了......糟了，有.....有强盗!”我一惊，猛地坐起来，吓得瑟瑟发抖。我紧紧地抱住母亲，听见母亲咚咚狂跳的心。沉默了一会儿，母亲终于没有发抖了。外面果然有声音，我听见有人用铲子或是锄头在锹我们家的墙壁。房子是曾爷爷留下的，已经很多年了，墙壁是黏土的，用不了几下就会被锹一个窟窿。怎么办？母亲压低嗓门说：“别怕，妈妈会赶走他们的。快去把三妹叫醒！你把她照顾好，我去窗户边叫人。”母亲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她拿起床边的菜刀，一下子站到柜子上，把头伸到窗户口上，大声喊到：“抓强盗啊，抓强盗，抓强盗——”沉睡的冬夜被母亲颤抖的凄厉的呼喊声惊醒，强盗们被突如其来的喊声吓住了，我听见他们慌忙逃跑的脚步声。对面的院子里有人在说话。母亲回过头来怔怔地望着惊恐的我和妹妹，眼泪一下子哗哗啦啦地下来了。我和妹妹也跟着母亲大哭。

    第二天，我们才看见强盗留下的痕迹：关牲口的屋子的北墙被锹了一个洞，再大一点的话就可以爬进来一个人。原来强盗是冲着我们家那头大肥猪和那几只鸡鸭来的。母亲请邻居修补好墙洞。眼看也快过年了，母亲卖了鸡鸭，请杀猪匠杀了肥猪，做成腊肉，把外婆接到家来住了些日子。夜里外婆给我们讲故事，久违的欢笑又回到了这个清贫的家。

九

    村里有个叫钟大富的男人——可惜了这个好名字，三十几岁了，还没有“大富”起来，连媳妇也没娶。这个大富跟个哑巴没什么区别，据说因为他老娘嘴巴特别厉害，是远近闻名的“乌鸦嘴”，大概她把儿子的话都说完了，所以她儿子三天迸不出一个屁。全村上下的人都被“乌鸦嘴”得罪完了，所以没有哪个媒婆愿意给她儿子说亲，也没有哪个姑娘敢往虎口里跳，因此她儿子尽管长得高大魁梧，竟一直娶不到媳妇。

    有一段日子，这“乌鸦嘴”竟老往我家跑，我们都很厌烦她，因为我们这些孩子照例是免不了接受过她的教训的。比如踩了她家的地，割了她地里的草，掐了她的南瓜花，偷摘过她的一串酸葡萄，总之，一旦被她发现，必定被骂得狗血淋头，三生三世翻不了身。她来我家干什么呢？

    母亲不愿意搭理她，总是自己忙自己的。她就东一句西一句地闲扯，有时还帮母亲干活。她待母亲特好。母亲起初总是拒绝她帮忙，可是有时候实在忙不过来，只好接受了她的帮助。她的儿子也在地里帮我家收过麦。其实“乌鸦嘴”也不是人们说的那样坏，只不过太自私太泼辣罢了。

    终于有一天，我和妹妹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听到邻居们对着我们指指点点，议论纷纷。“XX怕是要当‘乌鸦嘴’的儿媳妇了。“那个男的像个木头，老太婆又生得太精灵了。“别看她现在把她哄得好，真过了门还不知道什么样子。”“那三个读书娃不知是多重的负担。说不定她不会要他们了。”“那三个娃有抚恤金，他们是不是看中了她的钱……”

    我和妹妹像失魂的鸟儿惊慌地飞回了家。母亲还在地里没有回来。妹妹担心地对我说:“姐姐，妈妈会不会走，会不会不要我们？”我像个大人似的摸着妹妹的头，安慰妹妹说：“不会的，妈妈不会不要我们的。”其实我心里也有点害怕，关键是我们讨厌那个“乌鸦嘴”和那块“大木头”。我和妹妹都这样叫他们。

    记得有一次我和妹妹在地里割草，“乌鸦嘴”居然叫我们到她地里去砍白菜，说她的白菜种得多，让我们拿去吃。我把嘴一撇，根本就不屑一顾。这时那块“大木头”走过来了，手里拿着两个又红又大的橘子，憨憨地笑着，招呼我和妹妹过去吃。我看看妹妹，只见她调皮地吐吐舌头，“呸”了一声，拉着我就跑。气得那个“乌鸦嘴”愣了半天，骂也不是，恨也不是。

    那天恰巧是周末，哥哥也回来了。村子里来了电影放映队，在大石坝放电影。母亲早些收工回来，像过节一样，非常高兴。她说：“吃了饭我们一起看电影去。”可是我们都没有母亲希望中的快乐表情。“怎么了？孩子们？”母亲很纳闷。我们三个你看看我我望望你，都没有说话。在沉闷中吃过晚饭，母亲有点生气了：“你们今个儿是怎么回事？谁招惹你们了？”因为不知道如何开口，我们还是低着头，倔强地保持着沉默。

    还是哥哥拿出了长者的气度----他已经十六岁了，青幽幽的胡须围着嘴唇长了一圈，说话的声音也变了。“妈，不要那个乌鸦嘴到我们家来吧！”

    母亲的脸色顿时变了变，嘴唇动了动却什么也没说。

    沉默了一会儿，母亲平静地说：“孩子们，放心吧，妈妈不会离开你们的。咱们四个人好好过，就咱们四个人。”母亲把我们拉到身旁，我和妹妹都轻声哭了。母亲小心地擦干我们的眼泪，用满是干茧的手理了理妹妹黄黄的头发：“傻孩子，别听人家的闲言碎语，妈妈是不会离开你们的。”

十

    现在想想年少的我们是多么自私！这么多年，母亲一个人承受了太多的艰难苦楚，而她竟没有哼一声，直到她把自己累出病来。哥哥很顺利地考取了省外的一所中专学校，那时的中专是很难考的，比大学还难。我们全家都非常高兴，尤其是母亲，还花钱给哥哥办了几桌酒席，邀请邻居和亲戚们来热闹热闹。大家都说母亲有福气，夸母亲能干，教子有方。母亲理了理鬓边花白的头发，笑了：“孩子懂事，勤快，肯钻。他爸爸肯定也在保佑他。”亲人们听到这个都叹了口气，说父亲没有福分，又劝母亲要想开些。母亲收起要滚出的泪，又去招呼客人。我看见她在转身时用围裙擦了擦眼睛。

    哥哥到外省读书去了，我也到镇上读初中了。母亲总不放心我一个人来回走那么远的路，她坚持让妹妹从村里转学到镇上读，说两姊妹好互相照应。每当天不亮，母亲就起床做好早饭，等我们吃完，母亲就送我们上学。冬天，天总是很晚才亮，母亲往往要送我们走三四里路，等到路上的人多起来，才肯放心地回去。我很小的时侯就患了近视，母亲说都是煤油灯给害的。所以我走夜路不行，看不清楚路总摔跤。有时天下雨小路很泥泞，母亲就牵着我走。母亲温暖的手陪我走过了初中的三年时光。

    我没有辜负母亲的苦心，初中毕业时，我按照母亲的心愿填报了县里的师范学校。我成了村里的又一只“凤凰”。哥哥也正好中专毕业在外省分配了一份满意的工作。村里的人更佩服母亲了。人人都说母亲好福气，那段时间母亲佝偻的背因为太多的赞美都挺直了。

    可是他们都只看到了母亲终日在田间劳动的身影，只看到她的孩子给她不幸的生活增添的虚幻的光彩，谁又透过她坚强的外表看到她柔弱的内心？甚至我们，她最亲近的孩子，离她却是最遥远的。

十一

    岁月的手把我们推得越来越远。哥哥一年难得回一次家，写信说在外面有了女朋友，征求母亲的意见；妹妹到县城上了高中，我在另一个镇里教书。空荡荡的房子里只剩母亲一个人。我们很不放心。我让母亲到我学校里来陪我，母亲说家里还有鸡鸭和猪，走不开。哥哥说等他有了房子结了婚就把母亲接到他那里。母亲说都不成，还得供妹妹上大学。尽管我和哥哥承诺我们一人一半负责妹妹的学费和生活费，母亲却说：“那怎么行？你们将来安家还得要许多钱，妈已经没有能力在攒钱给你们买房子办婚事了。”我们知道母亲的脾气，没有再劝她。

    暑假，我回到家里，看见村口的山坡上多了一座新坟，一问才知道是“乌鸦嘴”死了。那个“大木头”去年在家里办了个养鸡场，听说收入还不错。人们都说这下他可以讨到老婆了。眼看日子就要好些，他老娘又生病了，把他的积蓄全用光了。到最后，钱花光了，人还是走了。人们都说“大木头”真的傻，七十几岁的人了还花那么多钱去医，这下人财两空了！

    回到家里，母亲很高兴，忙到地里采摘新鲜的蔬菜。我同母亲一起来到地里，一条条豇豆像长长的辫子，红红的西红柿像灯笼，青青的黄瓜长满毛茸茸的小刺，茄子刚开了紫色的小花。母亲的菜园生机勃勃，郁郁葱葱。母亲不知道花了多少心血呢！

    我无意中和母亲说起“乌鸦嘴”的事。母亲没有接话，我仿佛听到她轻轻的叹息。母亲生病后，我从她唯一的“密友”那里得知这样一件事。

    “乌鸦嘴”死后，她的儿子继续办他的养鸡场，虽然艰难，但勉强能维持。他请人来给母亲说，希望母亲去帮他养鸡，母亲没有答应。其实母亲知道那个“大木头”的意思。母亲对她的朋友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现在人都老了，没有这个必要了。我的孩子们不希望我那么做，我那死去的男人他又会怎么想？”

    “大木头”的鸡场火了起来，请了三四个工人，“大木头”当起了老板。还买了一辆四轮车，专门运货。村里人不叫他“大木头”了，叫他“钟老板”，他乐得跟什么似的。提亲的队伍排成了长队，可“大木头”就是没有答应。人们说“大木头”是挑花眼了，不知道选谁了；也有人说他是“老角儿”了，不慌，慢慢选，“品尝”够了再下手。

    村子里又闹得沸沸扬扬了，“大木头”在一次酒后说他喜欢我母亲，这么多年来一直在等她。大家都像看笑话似的拿他和母亲开玩笑。母亲很生气，甚至看都不再看他一眼。有一次母亲竟当着村里人的面骂了他，“大木头”一声不吭，知道自己酒后失言伤害了母亲。在一个冬天的夜里，“大木头”把车开到了水库里，淹死了。

十二

    母亲生病了，她的脸上长出了许多小红斑点，我们起初并没有在意，以为只是通常的皮肤病，叫她自己去拿药吃。母亲去镇里的医院拿了些药，没有见效。我把她带到县里的医院，医生说最好到市里的大医院去检查检查。我这才着了慌。赶忙打电话给哥哥。哥哥也急忙赶回来，我们一起把母亲送到医院，等待检查的结果。漫长的几个小时化验后，医生给了我们一张化验单，我看不懂单子上的东西。

“简单地说吧”，医生说，“你妈妈得了血癌。”

    我的脑袋“轰”地一声，像一颗炸弹在脑海里开了花，霎时间只觉得天旋地转。哥哥也一下子呆了，站在那里半天没有说话，化验单从他的手里滑落了，在空中翻了个跟斗，跌跌撞撞落了地。我的眼泪像决堤的洪水汹涌而出。我拉住医生，像疯了一样：“求求您，求求您，救救她，救救她吧！”医生无奈地摇了摇头。“哥，怎么救妈妈呀！”我和哥哥放声大哭。好一会儿，哥哥止住泪，对我说：“我倾尽所有也要为妈妈治病！我们要挺住，一定不能让妈妈知道。”

    在医院里我陪母亲度过了最后的三个月。母亲的情绪很不稳定，有时候她很迷糊，像做梦一样，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有时候疼痛使母亲非常暴躁，像个蛮不讲理的孩子；有时候她又恢复了一贯的慈祥，给我回忆许多我不知道的往事。

    母亲说：“我知道我活不久了，你们不要再浪费钱了，送我回去吧。”

    我强装笑靥，安慰她说：“不会的，妈，你会好起来的。哥哥还等你抱孙子呢。”“那就好。”母亲笑了，很幸福的样子。而我看到却是她的辛酸。她一辈子都在替别人活，临到死，我们还得给她添加责任，仿佛责任是促使母亲活下去的唯一理由。可是母亲累了，她要休息了。“我这辈子是对得起你爸爸的。”母亲说，“我侍奉你爷爷奶奶，没让他们受半点委屈。我没有给他丢脸。我也是对得起你们的，你们都出息了。”我把母亲枯瘦的手握在手心里。她的手已没有当年的温度和力量，我总记得在那些冬天的早上母亲牵着我去上学的情景。

  “我唯一觉得对不起的是那个钟大富，”母亲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第一次在我面前提到“大木头”。“我拒绝他就拒绝他吧，不该当着众人的面骂他。他还是帮助过我们的。他其实是个好人，就是人生得太老实，死心眼。”母亲喘了口气，“现在好了，公平了。我害了他，天惩罚我。”我不知道该怎样安慰母亲，我知道那不是她的错。

    母亲的病情一天天恶化，直到医生再也无能为力，叫我们出院。此刻的母亲骨瘦如柴，脸色苍白，没有丝毫血色。她虚弱得说一句话都要喘半天气。她微微翕动着嘴唇，喃喃地叫着我们的名字，断断续续地说：“把我......埋在......你爸爸......旁边......”

      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那年她才四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