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从病中康复时，战争结束了。我去了中国。我去的时候的感觉，就和任何对艺术感兴趣、想看看有着古老文明的陌生民族的礼俗的旅行者一样;不过我去时还是带着这样的观念：我肯定能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他们的相识会丰富我的经历。我确实做到了。我在笔记本上记满了对地方和人物的描述，以及由之联想到的故事。我逐渐意识到自己能从旅行中得到的特别益处了；之前，这只是种本能的感觉。这一方面是精神的自由，另一方面也是收集可能对自己创作有用的各色人等的信息。那之后我去了很多国家旅行。我乘班轮、不定期货轮和纵帆船穿越过十几个海洋；我乘坐过火车、汽车、轿子，步行过，也骑过马。我注意留心人们的性格、怪癖和个性。我学得很快；某地应许了我什么，我就等着，直到得到它；要不然我就离开。我接受出现在面前的每一种经历。在金钱允许的情况下我尽可能舒适地旅行，因为在我看来，为了清苦而清苦是愚蠢的；不过当环境艰苦或险象环生时，我也从不曾因此停下脚步。

我从不是什么观光客。世人对那些世界上的美景投入了那么多热情，以致当我面对它们时，已经很难鼓起劲头了。这时的我更愿意去欣赏普通的事物，在果树丛中若隐若现的建于木桩上的木屋、小海湾上排列着椰子树的转弯，或是路边的竹林。我的兴趣在人与人的生活上。我羞于结识陌生人，不过我很幸运，旅途中有个极富社交天赋的旅伴。他和蔼的性情使他在船上、俱乐部、酒吧或是宾馆里，只用很短的时间就和人们交上朋友，这样通过他我就能很容易结交到大量的人，否则我只能远远地了解他们。

我只以适合自己的密切程度与人结交。这种密切源于他们藏着些许的秘密的无聊或孤独的一面，一旦分开，这种密切就会无可避免地被打破。关系亲密，是因为界限已经预先设定好了。回头去看这段长长的历程，我想不出有哪个人没有些我愿意知道的东西要告诉我。我似乎变得和感光片一样敏锐，我形成的照片是否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借助想象，我可以用每个遇到的人制造出令人信服的和谐。这是我参与的最让人高兴的游戏。

书本上说，没有人和别的人完全一样，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某种程度上这是事实，不过是容易夸张的事实：实际上人们是非常相像的。他们可以被分为比较少的几种类型。同样的环境以同样的方式锻造他们。另外一些环境的特征又塑造了他们的某些个性。你可以像古生物学家一样凭一根骨头就复原一个动物。从狄奥佛拉斯塔(Theophrastus)以来就一直是文学流行样式的“性格说”和十七世纪的“体液说”都证明人们把自己分成了不多的几个明显的类别。的确，这是现实主义的基础，其吸引力取决于认识。浪漫主义方法注重例外，现实主义方法则注重寻常。在生活原始或环境异质的国家，人们生活其中的略不正常的环境会强调其普通，这样它们便获得了一种自己的特点；而当它们自己不寻常时——它们有时当然是不寻常的——它们又向往日常的约束，这让它们带着更文明社会里可得却难得的自由去发展自己的扭曲。于是你有了现实主义难以应付的生物。

我过去在外游历，直到自己的接受力耗尽，不再有力量通过想象赋予我遇见的人们以外形和一致性；于是我回到英国，整理自己的印象并且休息，直到觉得自己的吸收能力恢复了。最后，在七次——我想是——这样的长途旅行之后，我在人身上发现了某种同一性。我遇到越来越多以前遇到过的类型。他们不再那么引发我的兴趣。我断定，自己无法再带着满腔热忱以个体的眼光去观察我千里迢迢找到的人们，因为我从不怀疑是我给了他们我在他们身上发现的特质，我确信自己从旅行中不会再有进一步的收益了。我有两次差点儿死于发烧，还曾差一点淹死，强盗朝我开过枪。我乐于重回一种更有序的生活方式。

我从自己的每次旅行中归来都有一点不同。年轻时我读很多书，不是因为我认为那会对我有益，而是因为我有好奇心和学习的欲望；我旅行，是因为旅行使我开心，也是为了得到对我有用的材料：我从没想过自己的新经历会对自己产生某种影响，而在之后很久我才明白它们怎样形成了我的性格。在与所有这些陌生人的接触中，我失去了自己作为口袋中一块石头的光滑，这光滑是文人乏味的生活打磨出的。我恢复了自己的棱角。我最终又成了自己。我停止了旅行，因为我觉得旅行不再能给我更多的东西了。我不能取得新的发展。我已经抛弃了文化的傲慢。我的状态是全然的接受。我向人要求的不比他能给的更多。我学会了容忍。我因他们的良善而高兴，但我不为他们的恶行而沮丧。我已经得到了精神的独立。我已经学会了走自己的路，而不去考虑别人怎么想。我为自己要求自由，也准备好给予别人自由。人们对其他人作恶时，你笑笑或是耸耸肩很容易；不过人们对你作恶时，这么做就难得多。在我身上我能做到。我要通过在中国海(China Seas)的木板船上遇到的一个人之口，说出我关于人类的结论。“兄弟，我要简单地告诉你我对人类的意见,”我让他说道，“他们都是真心诚意之人，可他们的脑袋却是完全无能的器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