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路繁花----红

3.1红


这篇文章,不是缅怀一个人,而是缅怀一个时代,那个年代,还有爱情。


一九八八年的初秋,我还是个初三学生,那时候,没有微信,没有抖音,没有王者争霸,只有午后酷烈的阳光,晒着慵懒的树叶,无数的白色衬衣深色下装在太阳下畅笑。


我的家乡,是一个川中丘陵地带的小县城,家乡人自嘲的说:“县城大得很,七十一条街。”其实就是一条街,街的两边就是几个小山坡。我的家在县政府背靠的山坡上,我读的中学在另一个山坡,上学放学,除了两头的上坡下坡,中间还要经过一个山坡,一个悬崖。如果不想上坡下坡,还有一条路是从县府外左侧到“其实一条街”的街上,顺着街道,就可以绕过悬崖和山坡,穿过县城,直抵学校。这条路虽然好走许多,却也远了许多。于是,本坡的人们摸索出了第三条路,从县府后门进入,穿过大院,侧门出去,就是那条长街的繁华地带,然后直达学校,晚上下了晚自习,就原路返回。那时候县府后门侧门基本不关,即使关了,只要叫一声大爷,守门大爷也就乐呵呵的给你开了门,不收钱。遇到不上晚自习的周六下午(那时候还是单休),学生们一路嬉戏,偶尔还在大院里的宿舍区和办公区间的空地上打打乒乓或篮球。只是不是太大声,领导们也不作恼,还常常站在旁边鼓舞指点。


一个周六放学,几个同学趴在乒乓球桌上做完了作业,开始划边结队玩起了乒乓球。一不小心,四奶奶(一个男同学的外号)用力过猛,乒乓球拍飞向了旁边的办公室,只听砰的一声,一块玻璃窗被砸的粉碎,屋子里一个女干部发出一声尖叫,捂着头站起来斥骂,几个男干部拥到窗口来斥责,旁边办公室也有人出来,守门大爷也闻声出来,那时候的玻璃不便宜啊,赔起来可不是小数字,何况还有人受伤了。几个同学惊慌失措的你望我我望你,守门大爷大喊一声,“你们这几个细娃搞哪样!给我站到!”几个同学恍然大悟,纷纷抓起书包作鸟兽散。我当时不知道怎么想的,慌不择路的冲上了一个家属楼。爬上四楼还是五楼的时候,这才发现是死路,楼下传来了大人们说话的声音,似乎要上来检查。我正不知如何是好,旁边一个房门打开,一个女生出来看是什么情况,和我正好打了一个照面,两个人都愣住了,她是一班的同学----红。


我读的是县中,高中部是面对全县的,一个年级有六个班,高三还有两个补习班,而初中主要面对县城居民,一个年级只有两个班。我虽然是二班,但那时候县城里就两个小学,大多数同学还没进入中学就认识了,所以知道她名字,但毕竟是两个班,那又是还有三八线的年代,(男女同学同桌,会在中间划条界线,互不侵犯)少有来往。红疑惑的看着我,我声音很小的说,“四奶奶把玻璃窗砸了,他们在抓我们…..”红怔了一怔,侧耳听似乎有上楼的脚步声,一把把我拉进屋子,轻轻的关上门,回头对我做了一个“嘘”的手势,就靠在门上听外面的动静。我看着她的动作,也下意识的捂住了嘴,等候大人们的来临。不一会,门外传来了喧杂的声音,几个人议论了一下,有人试探着敲了敲门,我和红同时向对方做了一个不要出声的手势,紧张的听着门外的动静。门外的人敲了两声,见没有回答,转身走了。我和红对笑一下,心情放松了许多,过了一会,听外面依旧没有动静,红示意我躲到门后,自己堂而皇之的打开门走了出去。红四处打望,没有人影,就让我出来,我正准备向红道谢下楼,红一把拉住我,指了指楼下,我疑惑的向楼下看,几个干部正在楼下的院子里逡巡。我不知道如何是好,红有些神秘的眼神往后撇了撇,我顺着她的眼神看去,楼梯间的后面只是栏杆,栏杆的外面大约一米远,就是山崖,山崖上密布着藤蔓。红说,“山上面就是一条小路,一道围墙,很少有人走的,我和表妹在路边堆了石头的,翻过围墙就出县府了。”我二话不说,就很二的向红比了一个郭靖式的抱拳行礼的动作,“大恩不言谢。”就转身翻出了栏杆,纵身一跃,扑到了藤蔓上面,爬上了山上小路。回头下看,红挥了挥手,关上房门,下了楼梯。我找到红说的石堆,翻出了围墙。


父亲见我一身狼藉,问我怎么了,我想玻璃又不是我砸的,就一五一十的说了事情的经过。父亲沉思了一下,问我四奶奶是不是前面巷子某某家的?我回答是,父亲说四奶奶的父亲长期重病卧床,他家经济条件不好,叫我赶紧去他家,就说是这个钱我家出了,让他父母不要担心。我草草刨了一碗饭,就去了四奶奶家。两个干部从屋里出来,和我擦身而过,四奶奶正在堂屋里跪着,他父母一坐一站,都有些绝望的看着他。我连忙进屋,和四奶奶跪成了一排,说了父亲说的话。四奶奶的父母脸色稍霁,他父亲叹了一口气,咳嗽着进了里屋,他母亲忙把我拉了起来嘘寒问暖,连声说“舵爷仁义。”(爷爷解放前是袍哥,解放后袍哥组织虽然被取缔了,但在民间依旧有袍哥遗韵,父亲在县上素有名望,人称舵爷)。第二天,父亲带着我去了县府,找到值班干部支付赔偿,值班干部也认识父亲的,听了哈哈大笑,说这是小事,也就是吓吓我们,让我们懂规矩,父亲也不纠缠,只说孩子应该多管教,于是宾主尽欢而散。那时幼稚的我还以为真不需要赔偿,后来才知道,父亲不仅派人去修了玻璃,还给周围几个窗户都安上了防护栏。


从那以后,我和红也算有了交情,每次见面,虽然不说话,也要点头致意,一来二去,周围的同学也注意到了。一天晚自习下课,我和几个同学刚出教室门就遇到了红,红和几个一班女生也刚好出教室,我向红点头示意,红也回了一个笑容,女生们就像是发现了新大陆,嘻嘻哈哈的问红是不是和我有意思啊,红只是微笑着任由她们打闹,我和同学们距离她们四五米,谈论着黄药师还是欧阳锋厉害。出了校门,红疾步走过来,牵住了我的手,我不由一怔,红却满不在乎的拉着我走着。周围的同学都哄堂大笑起来,我的脸羞得通红,想把手抽出来,红却紧紧的握着,我偷窥了一下红,她表面看满不在乎,实际却有些紧张。同学们嬉笑了一会,慢慢的放慢脚步,和我们拉开了距离。我和红牵着手,却一点没有温暖的感觉,只感觉特别紧张。两个人谁也没有说话,默默走在空旷的大街上,夜风吹着行道树沙沙作响,斑驳的月光斜落在街道上。不知道过了多久,红松开手,停住了脚步,我这才发现县府侧门已经到了,我呆呆的说,“你家不是在县府里面吗?怎么不走了?”娟向我挥了挥手,“那是我姨妈的房子,上次她去我家耍忘记拿东西我去帮她拿,88!”说完,她就向大桥方向走去。我茫然若失的走进县府,心里有了一丝涟漪。


那时候,艾滋病传入国内没几年,引起了民众巨大恐慌,民间各种传闻都有,因恐慌而有谣言,因谣言而更加恐慌。在四川民间,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流传有些艾滋病人彻底绝望了,计划报复社会,就用针管抽了自己的毒血以后,随机的扎路人,甚至连老师也认真叮嘱同学们要小心陌生人注意安全。我那时候正跟着爷爷练武,不知道是受哪部电影影响,一天就喜欢带把老式黑长粗雨伞在身上,还真以为自己有面对歹徒的一战之力。一次晚自习回家,看着红经过垭口,就只剩下一个人行走,就有了保护她的欲望,默默的跟在了她的身后,越过了县府侧门也在所不惜,直把她送过大桥,看着她进了家属院,这才转身回家。


一天晚上,我依旧谢绝了同学的邀请,默默的跟在了红的身后,眼看着就要到她的家,一个汉子踉跄着向红靠去,我忙急冲几步,用雨伞把那汉子撑住,汉子身强力壮,没有倒下,醉醺醺的握住雨伞说,“这里咋个有墙呢?”红跑上去扶住他,“王叔,你啷个又喝醉了!”王叔酒醉心明白,看看红,再看看我,呵呵了两声,“放心,我不会跟你妈老汉说勒。”然后就松开雨伞呵呵着走了。我尴尬的在旁边站着,红看了我一眼,似乎明白了什么,路灯的余光照射下似乎有些脸红,什么话也没说,转身进了家属院。第二天,我还是默默的跟着,红似乎有了觉察,和同学们分手以后,就等着我,我只好走到她身边,两个人没有牵手,只是默默的并排走着,走过街道,走过大桥,走到她家所在的家属院,然后她进去,我往回走。这样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县府在县电视台播出了公告,说是经公安局调查没有此事,请居民们切勿恐慌。市面上的流言才逐渐消失,我也就没再护送她。 


有一天,不记得因为什么原因,我和班上的女同学发生了冲突,一个女生骂了一句“你妈卖*的。”我那时候和母亲没有闹翻,把父母看得很重,就冷冷的回答了一句,“是女人都要卖*的。”这句话就像是茅坑里丢炸弹----激起公愤(粪)了。两个班的女生都开始来围攻我,我被迫站到了窗台上,彪悍的女生们甚至有人开始拿起了扫帚板凳,还有人去初二初一开始串联,有人绕过教室计划包抄,男生们都在旁边乐呵呵的看着笑话,红跟着女生们大声的声讨我,却趁人不注意,偷偷朝厕所方向比了比手势,我这才醒悟过来,连忙跳下窗台,跑进了池塘边的男厕所,女生们虽然不敢进来,却依旧不肯罢休,纠集了一百多人,把男厕所团团包围起来,一个个骂什么的都有。众怒难犯的意思我还是明白的,站在男厕所里不做声。两个班主任都赶了过来,一班的班主任在外面劝着,我们班的班主任进来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是她们先骂我妈的……班主任听了就出去和一班班主任商量了一下,开始劝说女生们,女生们开始还有些不甘心,这时已经到了晚饭开饭时间,红装作很随意的说,“哎呀,该打饭了。”女生们这才逐渐散去。后来的好几天,班上女生们对我依旧冷若冰霜,直到我是因为母亲被骂而回骂的事情传开,女生们才逐渐改变了态度。不正常的是,这消息首先是由一班传开的,我知道,这是红的功劳。


很快,129歌咏比赛就要开始了,全校24个班以班为单位进行比赛(复习班不参加)。初八-九级应该是本校历史上比赛成绩最好的一个年级,一班得了两年第一,一年第二,二班得了一年第一,两年第二。诀窍之一,就是其他班级一周只训练三次,而初八-九级的两个班从11月底开始每周都训练六次,时间是第二节晚自习,方式是班主任现场督导,文艺委员在体育场上带队练唱,第二周的音乐课再由音乐老师辅导纠正。记得当时的初中部是个三层小楼,初一在顶楼,初二在二楼,初三就在底楼。从初中部出来,经过书包栏,再经过一根电线杆,再经过池塘和音乐教室间的小道,就到了体育场。那天电线杆出了问题,工人们用粗铁线固定着,晚自习下课铃响,同学们都绕过了粗铁线奔向体育场,我也向体育场小跑,却不知道怎么搞的,颈子一下勒在了粗铁线上,鲜血一下子渗了出来,幸好只是小跑,速度不快,脑袋没有被割下来,也没有伤到动脉血管,只是由于惯性的作用,勒晕了躺在硬土地上。等我醒过来,已经躺在校医室的病床上,四奶奶和几个要好的同学紧张的看着我。校医一边给我擦着碘酒,一边说你们那个女同学真厉害,背你这一百多斤还能跑。四奶奶连声争辩说他们跑在前面,不晓得我出事了,直到一班的同学去告诉他们,他们才晓得。他们七嘴八舌的嘀咕,我这才知道,是红解下自己的围巾替我捂住伤口,又把我背进了校医室。第二天,我光明正大的去隔壁感谢她,她说我们都是同学嘛,就转身告别。


那时候,中学生里流行在歌词本上贴不干胶。歌词很简单,也就是摘抄港台电视剧的插曲,比谁抄的歌词多,更要紧的是如何贴上相关的不干胶画片,谁要是找到没人见过的翁美玲王祖贤周慧敏等港台明星的画片,绝对是圈子里的流量明星。我是真心对这种玩法没兴趣,可是几次看见红表面上装作不屑,其实多少有些失落,又想感谢她,于是悄悄的展开了努力。我当时和二妹经常争电视看,我要看武打片,她要看爱情片,家里只有一台彩电(当时已经是很NB的事情)两个人因此经常争吵,甚至有次我失手把她打晕,她醒来后就彻夜未归,第二天晚上纠集了几十个社会青年在校门口堵我,和保护我的几十个同学对峙,差点打了起来。我想替红搜集画片,就和二妹达成条件,以以后不和她争电视看为代价,换取了她这个全校大姐头收刮画片的承诺,同时又写信请求一个契姐的支持(父亲一个副市长好友的女儿,在北京读大学。)在北京搜罗了几次画片和歌单寄给我。然后,又花了几个晚上,搜罗了近百首歌曲在一个笔记本上,,认真仔细的张贴不干胶在另一个笔记本上(留下抄歌曲的位置),剩下的不干胶也装满了一个资料袋,还有一盒陈汝佳的《故园之恋》(现在都说他是89年春晚唱出名的,但在那之前已经唱红的)。后来的几天,一直带在身上,寻找送给红的机会,却又犹豫不决,一直到一天又看到红故作无谓,却满是失落的脸色,这才鼓起勇气把两个笔记本和装满不干胶以及磁带的资料袋给了她。第二天,就看到骄傲自信的红被女生们围着,只感觉红看我的时候多了些欣悦,就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后来我又陆续送了红一些不干胶,红在全校女生中也有了名气,连只爱打架戈孽的二妹也有了耳闻,一边看着爱情片,一边嘲笑我是哈巴狗。红因此得到的名声一直延续到高中,就读高中以后被选为班上的文艺委员。


如今的我,写作水平不知道是高是低,但是在初中时代,却是班上数一数二的作文达人,每次语文老师布置作文作业,我的作业几乎都成了老师表扬的范文,不仅在本班成了评价作文好坏的标准,还常被老师拿到一班去做了指桑骂槐的工具,使得一班的同学看着我都有了些恨恨的眼神。父亲从几个渠道都得知了老师对我作文的评价,几次喝得高兴了,就拿这事出来说,“我儿子以后肯定要当个大作家了。”有一次我也在场,父亲拍着我脑袋说着酒话,宾客们都迎合着,我马着脸不说话,心里却有了逆反情绪,我就是不当作家,哼哼。(别人说中学六年是叛逆高发期,我没有叛逆,却又整整延续了30年,呵呵……)后话暂且不提,还是说初中的事吧。从初一开始,我的作文就没有下过90分,于是我就把每学期的作文本沾在了一起,准备初中毕业了就收藏起来做永久的纪念。有一天语文老师又拿到一班去做工具,却忘记了拿走,等我问去,他才想起掉在了一班,他和我到一班去找,却怎么也找不到,一班同学们也不说,他和我说了一声对不起就走了。可是我能如何呢?就一本初中生的作文而已,又不是什么大作家的手稿,我呆呆的回到教室,等一班的同学大都走了,才在教室里翻找着,剩下的同学都离开了教室,红先是离开,又走了回来,和我一起寻找,好不容易我才在一个垃圾桶里找到凌乱不堪的作文本下半截,我拿着缺了许多页码的下半截作文本回了二班教室坐在自己座位上,真的是悲从心起,默默流出了眼泪,泪眼朦胧中看着红站在教室门口许久,又转身离去。我带着下半截作业本回家,坐在屋檐下想了许久,默默的一页页烧掉,把纸灰倒进了门前的池塘。第二天晚自习结束,我默默的跟在四奶奶他们后面,红靠了过来,把一叠纸递给我,我接过一看,是作文本的上半截,我抬头看看红,红说,“是一班的人太小气了,其他的你就别问了。”然后就回了女生群中。我没有追问什么,查到谁撕的又如何?打一架就能找回烧掉沉塘的另一半吗?我沉默着回到家里,把上半截也烧成了灰,倒进了池塘。


我不是没想过向红表白,可是一次次都失之交臂。先是想写封信表白,结果班上一个男生对女生的表白信不知道怎么落到了班主任手上,虽然没有处罚,却在班会上被教训了一通,那位女生本来对他有好感,也只好做了一番热爱祖国,努力学习的讲演,我自然是兔死狐悲,何况还要跨个班,更是没胆了。然后想不写信就亲口表白吧,终究有些腼腆,不敢在人多的时候说。可白天的时候她的身边都有同学围绕,能眉目传情已是极限,晚上下自习的时候,想上去表白,可好不容易鼓起勇气,一次我被我班的男同学纠缠不放,一次她被她班的女同学勾腰搭背,一次好不容易跟到桥头,正想说话,红也停了下来期待着,那个王叔又醉醺醺的冒了出来,比上次酒意更深,红只好扶着他进了院子。


初中的日子过得很快,我和红应该是彼此都有好感,但是还没有找到表白的机会,就开始准备初升高了。虽然本校初中部升高中的升学率都在八成五以上,但毕竟是有一成要离开本校的,剩下的半成,都是考取了中专提前离开的。(那时候,初中考中专比考高中标准高许多)没有人敢松懈,我和红同样不敢,都投入了备考的紧张中……很快,升学考试的成绩出来了,校门口贴出了红榜,第一栏是高三被保送的名单,第二栏是高三考取重点大学的名单,第三栏是考取大学的名单,第四栏是高中部考取中专的名单,第五栏是本校初中部考取了中专的同学名单,第五栏是本校初中部升级高一的名单。我以全班成功升级者倒数第四名的成绩涉险过关,(英语和政治都是堪堪及格。)也在名单上找到了红的名字。


开开心心的过完暑假,我就是高一学生了,提前到学校了解分班情况,学校已经贴出了名单,我和红都分在了高九二级六班。


开学典礼后,班主任让其他同学自习,把我和红还有几个同学叫到了办公室。我们都有些疑惑的时候,班主任说了对我们的安排,我当班长,红做文艺委员,其他几个也是班上干部人选。我有些纳闷,说红同学关系好,喜欢音乐还可以说是不干胶的功劳,可说我成绩好,组织能力强什么鬼啊?说组织我是本校初升高倒数第四名,说组织能力我就小学时候组织过同学扫大街卖报纸,我看看滔滔不绝的班主任,也不好多说什么。过了几天,班主任转弯抹角的问起了父亲的情况,我这才明白自己为什么能当上班长。不过也没必要强辞不受啊,何况我当时的理想就是怎么提高组织协调能力,做父亲事业正规化的助手,在学生时代就开始练习管理能力,也是不错的选择。


红是文艺委员,那个时代的文艺委员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责,就是在音乐老师教会歌曲以后,每天中午午睡以后,在第一堂课开课以前,引领同学们唱几首歌算是醒神。开始几次还没有什么事,后来大家熟悉了,都知道红性格其实很温柔,那天红又选了一首大家不大熟悉的歌,几个乡镇上来的男同学就开始起哄,其他乡镇上来的同学都有了杂音,红不知所措,争辩了几句也没有人搭理,窘迫的开始流泪,我本来没当回事,自己带头起哄的事也没少做过,可是看红都流泪了,那怎么也无法置之事外了。我拿起文具盒,在课桌上狠狠敲了一下,起身站了起来,“一个个勒闹哪样?哪首歌不是由不会到会的,会唱的就唱,不会唱的就跟着学!”就率先唱了起来,同学们都安静了下来,几个初中同学跟着唱了起来,慢慢的所有人都跟着唱起来。红看了我一眼,把眼泪擦干,也开始跟唱起来。


我和红虽然做了同班同学,可是因为身份的变化,两个人都被更多的关注。下晚自习的时候,我身边同路的同学多了几个,她身边也有了同行的同学。至于白天,更是没了单独接触的机会,她的身边总是有几个同学围绕。至于班委会开会的时候,更是有几个同学在现场,两个人只能偶尔眼神的一碰即分,都害怕被老师和同学发现。我还没有找到表白的机会,我最痛苦的事情发生了。


父亲的正业是做建筑的,表面的职位是县里一个建筑公司的副经理,实际上组建了二百多人的建筑队,自行在外接工程,只是借用公司名义,给公司交管理费而已,俗称“包工头”。父亲在县内势力很强,基本上垄断了县内银行系统,邮电系统,交通系统,卫生系统的建设项目。但是父亲不甘心局限在一个县域内,利用那个副市长和另外个县长的关系,介入了川北,川西北的建设市场,连续做了七八个项目,现在记忆犹新的画面,就是父亲穿着风衣,带着几个手下去三岔路口的县汽车站坐车去外地,家里的土狗灰灰帮他衔着手提包,一路送他到车站,然后默默的看着他坐的长途汽车远去,才独自跑回家和起床的我们兄妹嬉戏。在我高中第一个国庆后的第一个星期,父亲的助手从川北传来噩耗,父亲因为工地事故被砸成重伤,没有挺过去。我表面没有多大悲伤,内心里却彻底崩溃了,再也看不到未来。班主任明显变化了对我的态度,母亲更是没有和我沟通,更不要谈什么安慰和疏导。我失去了学习的意义拼搏的方向,虽然没有像后来二妹一样,把县城新老大的情妇塞进垃圾桶导致流产,学习成绩也是一落千丈,变本加厉的的在班级管理上投入精力,不仅在本班寝室里到了闻声噤言的地步,整个年级六个班也几乎担当了级长的角色,为了同学利益,不仅和班主任争吵过几次,还和几个外班的班主任发生冲突也在所不惜。


这个情况下,我怎么还有心思谈儿女私情,红也试图安慰我,却依旧找不到单独相处的机会,而即使和我有眼神交汇,我也有些冷漠淡然。慢慢的,红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但是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沉迷在恃才傲上和刚性驭下的快感中。


我的位置,本来在红的身后,她是第二桌,我是第三桌。有几天,因为晚上失眠,我在课堂上打瞌睡,班主任以此为理由,将我调到了第八桌,我破罐子破摔,大张旗鼓的打起瞌睡来,成绩一落千丈。


市区来了一个转学生,据说他父亲是调来挂职当县长的。他一来到班上熟悉了几天,就开始追求红。父亲的过世,让我没有精神再给她搜集不干胶画片,红在女生圈子里的影响迅速下降,开始露出了愁容,我没心思顾及,转学生却抓住了这个机会,从市区给她找了许多画片,再加上平时的嘘寒问暖,大胆追求,两个人渐渐的好上了,我从丧父的悲伤走出来以后,才明白自己失去了什么。那时候我学道学迂了,以为道者无争,更有覆水难收的性情,所以只是看着难受,却没有想过做什么。红最开始不是很愿意,几次在他示好的时候,转头看着我,我却假装没有看见,几个要好的同学问我要不要教训他,我也是无所谓的态度,反而劝同学不要动不动就想打架。慢慢的,红也就接受了他,只是一直不敢和我正视。


记得那几年,席慕蓉和汪国真的诗歌开始在中学生中流行,人人以有一本席慕蓉或者汪国真的诗集为荣,文艺青年们的诗风更是开始席化或者汪化,我这个伪文青也不能免俗,矫揉造作的写了许多所谓的现代诗,现在看来是白痴至极,当时却在全校也小有名气。因为红的事,我写了一首《花径》,很得全校同学的喜欢,却没有人知道我是写给红的,但是我知道红知道。那天做课间操的时候,她故意等大多数同学走了,站在后门那里,迟迟不出去,装作看黑板报,却是斜眼望着我,我装作睡意朦胧,只是趴在课桌上,默默的看着她的球鞋,直到几个女同学拉走了她。


花径    如今的花瓣凋落  聚散在黑靴旁  不再规则  而你曾告诉我  那是最美妙的图案    踱着心的律动  血红融化着足迹  渗入乌泥的肌体  将祝福和孤寂编织    回首凝望  身旁花枝几时稀疏  背影似乎潇洒  謦香在黄昏沉没    1990。04。19


过了快一个月,去二班参加《徐志摩诗歌欣赏》文艺讲座,刚好坐在刘春兰同学(算是文友吧)的位置上,心有所感,写了首狗屁不通的小诗,从二班传回了六班,课间休息,几个女生传看着抄本(我留了一份给刘春兰,然后她又传抄了出去。)红故意大声贬斥,大意是某人长得丑还喜欢和男生勾搭。那时幼稚的我还很是厌恶的看了她一眼,觉得女生怎么都喜欢无理取闹。


友人的空间    当夕阳的金光在窗外流浪时  我静静的与空间交融  一起在风中旋转    一无所有的我已到来  柔抚的手不忍提起  四处寻觅你的笑意  即是半丝淡淡的遗香  我亦愿用低沉的心儿捧归    1990.5.10

  记:下午在二班参加“徐志摩诗欣赏”文学讲座,正坐在刘春兰的位置上,视其书物,有所感触。


高二开学以后,班主任免去了我的班长职务,理由是我的学习成绩不好,不能做榜样,在学校里,这个理由从古至今都很正义,我也无言以对。然后班主任假惺惺的说我公正坦率,把我列为了纪律委员的三个候选人之一,我本来以为头一年对同学们那么严格,同学们多半不会选我,估计班主任也是这么想的,结果我和班主任都跌破了眼镜,包括那两个候选人,几乎所有同学都投票给了我。当时的我很是感动,也没有分析其中利弊,积极执行各项职责,甚至跨越了班长的权限,依旧对整个年级有着一定的控制力。班主任和正副班长乐见其成,其他老师也默认了这个现象,甚至闹出了体育老师在三班上课的时候要我出来整顿纪律的笑话,几个体尖争风吃醋打架也让我做仲裁人。那个女生我记得姓蔡,也是初中和红同在一班的,关系不差。几个体尖打架的时候,我和蔡站在一边观看。我正冷漠的看着,蔡突然幽幽的叹了口气,“你知道吗?红心里一直是你。”我心头一震,强迫着自己不要转头,身体却不由自主的颤抖,这时一个体尖被对方别倒在地,对方停手,他却趁对方不备,一拳打在对方下体上,我跨步上前,一把拿住他,一个背摔,把他掼在地上,“尼玛的是男人吗?都是同学还下这种阴手!”然后不管不顾的径自走了,留下了一个无所谓的蔡和一群愕然的体尖。


回到家里,我躺在床上想了很久,很久才堪堪入眠。我不惧怕转校生的所谓县长父亲,但是我那时候并不了解爱情的可贵,虽然很有失落的压抑,却不屑于和人争夺,即使是爱情。总认为是自己的不会走,不是自己的求不来。一个女人,丢了也就丢了,如果红真的喜欢我,她就会和那个转校生拉开距离,给我机会表白。后来的后来,只是对转校生冷眼以对,也没有什么报复行为,只是常常在上课的时候,看着红的背影发呆。


高中生活就这么过去了,同学们开始准备毕业留言册,我也没有免俗。红在我的留言册上贴了一张照片,写了一句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我没有在她的留言册上贴照片,只抄了徐志摩的那首《再别康桥》里的几句话,“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拿走留言册的时候,红打开看了看我的留言,看了我一眼,没有说什么就走了。同学们的留言都很普通,只有一个同学倩给我的留言让我很是惊愕,她平时沉默寡言,和我很少交流,却留下了一句让人浮想联翩的话,“如果我们能早一点相识,那就好了。”


记得那时候的毕业聚餐是在毕业考试以后,毕业成绩发下来以前,毕竟这个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考试结果,是高中最没有心理压力的时候,等毕业成绩出来,保送的要出去逍遥,参加高考的紧张复习,不参加高考的心如死灰,哪里还有心思参加活动。那个年头的毕业聚餐,没有什么火锅,也没有什么卡拉OK,就是班委会确定的一个下午,班委会的人把教室布置一下,提前去买上十多斤瓜子花生,一箱白酒,再和伙食团的师傅提前说好,借点碗筷,做几个大锅菜也就是了。聚餐的时候,同学们是欢天喜地,我自觉的放弃了纪律监管,独自拎着一瓶白酒,面前空着一个酒杯,蜷缩在角落里漠然的看着眼前的一切(我很清楚,我的英语不能及格,我的体育课也多半不及格)。喝了三杯敬酒,又敬了大家一杯,班主任就离开了教室,同学们开始相互敬酒。我厌恶班主任,不想去敬酒,也不想找哪个同学碰杯,但是只要有谁来找我,我就斟满酒杯,和同学一饮而尽,然后又拎着酒瓶独饮。许是毕业在即,转校生觉得没有了顾忌,一手端着一个饭碗的酒来到我面前,一手拎着瓶白酒作势递给我。红脸色急变,忙跟在他身后,周围的同学都安静了下来。他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我。我知道他的意思,看看红的脸色,一边慢慢起身,一边让同学挪个空碗来。倩却左手拿着个空碗跑了过来,挡在我面前,右手准备去接过酒瓶。我有些开心的捉住了倩的手,对她笑了笑,轻轻的接过她手中的空碗,把她推到旁边。转校生依旧默默的看着我,我接过酒瓶,看看他,又看看红,再看看他碗中的分量,同等的倒了一碗酒,轻轻的在他碗沿上碰了一下,然后一饮而净。转校生也毫不犹豫一饮而尽,就转身想走,我叫住了他,先倒上了满满一碗酒,端在转校生面前,转校生有些退意,却转头瞥见了红,他一咬牙,也把空碗倒满了酒,和我轻轻的碰了一下,就先喝了起来。我虽然后喝,却比他先喝完,等我亮碗的时候,他还在哽噎,见我喝完,他有些犹豫,这时红拉了拉他衣襟,他却不再犹豫,硬是灌了下去, 然后脸色一变,忙捂着嘴巴,向教室外疾走,红连忙跟了上去。倩担心的看着我,我洒脱的把她往外推了两步,等她走了,这才回到角落,又继续拎起了酒瓶。


毕业成绩出来了,我的英语和体育成绩不及格,没有拿到毕业证。红考上了成都的一所大学,转校生考上了重庆的一所大学,倩考上了西安的一所大学。高考之后,我才拿到了毕业证,在家里浑浑噩噩的过了几个月。我本来是打算在家就业照顾我妈的,但是我妈把家里所有财产转入她个人名下,娶了一个男人进门,我不想和她争家产,也不愿意忍受这种难堪,就参加了成人高考,结果以全县第二的成绩考取了川大和*大,却傻乎乎的还想替她节约钱,选择了学费低的*大。


暑假的时候,才离别一年的同学们都还有感情,说要搞同学会,我这个前任班长当仁不让的又做了组织者。那时候没有QQ,我这个组织者就负责县城的召集。这天,我到了红住的院子里,她牙上箍着钢丝出来和我说话。许是知道箍着钢丝不好看,她支吾了几句就想回屋,我却有些欣喜,故意找借口和她多说话。红或许是以为我不在意,情绪慢慢缓和下来,她又哪里知道,我是故意的,我就想多看到她的丑陋面,来打破她在我心中的完美形象,好逐渐的忘记。可是我怎么也无法忘记。


*大也是在成都的,虽然中学同学们都是大二了,还是取得了联系,经常在各个学校走访,这其中也包括红所在大学。知道了红的行踪,我总是找各种理由多去她所在的学校,只为多看几眼,想她和转校生各居一方后我有没有趁虚而入的机会。一天我忙完了公关协会的事,就跑去了她所在的学校。可是她不在,只好和几个中学同学喝酒,半醉半醒的时候,准备回自己的学校,却在校园小路上发现自己前面的一对男女勾搂着行走,我清楚的看到,男的右手在女的臀部上揉捏着。我暗骂了一声晦气,正想疾步超越,他们刚好走到路灯下,女的侧脸对男的说着什么,我这才发现,女的是红!我止住了脚步,看着他们慢慢走远,这才疾步走出了校门,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去那所大学。


毕业后,听说红去了一个蛋糕连锁店上班,我也没有在意,不过她结婚的时候,我去参加了婚礼,新郎不是那个校园里的男生。我终究还是有些不舒服,不顾红的脸色,拼着去厕所里自己抠吐了两次,也把新郎和伴郎灌醉了。


婚后,据说红和她丈夫在成都混得不是很理想,那时候地板业方兴未艾,就回老家开了个地板店(为什么回女方老家,就不细究了)。我春节回老家的时候,和几个同学去她的地板店坐了一会,生意不是很好。


又过了几年回去,红的地板店已经不存在了,听蔡说,她和丈夫离了婚,跟一个比她大十来岁的华侨去了加拿大,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她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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