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21日 陆军总医院
之前我说我在记流水账，那是我谦虚，实则每一篇文章我都耗费了几大缸脑细胞，可现在我真的要记流水账了，记四天流水账。
11月17日，星期五。我从来没觉得星期五跟黑色有半毛钱关系，可那天我是黑着脸去上班的，自打遇到那个鬼上身的医生后，我的脸一直是都黑着的。我黑着脸坐在工位上，知道我生病的同事小心翼翼地低语，生怕她们的声音会惊了我胃里癌细胞的驾。不知道我生病的同事肆无忌惮地喧闹，全然不顾及她们的快乐正撩拨着我眼里的泪腺，于是我请了长期病假，这样的相互折磨实在很没有意思。我把大叔和小曙的合影相框，还有16年前大叔特意去景德镇买来送给我的杯子背回了家，我做好不能活着回来的准备。
11月19日上午，起了个大早，因为要去社区医院验血。周四从肿瘤医院回来后，我把剩下的两管升白注射液扔进了垃圾桶，傻帽才会把毫无保留的信任送给一位鬼上身的医生。社区医院实在有辱政府对它寄予的厚望，我嚎了半天才嚎出个懒洋洋的护士，幸好扎针还算温柔，出报告的速度也很快。哇塞，白细胞26.5，这数字真是提神又醒脑，我简直有点后悔把那两瓶注射液扔了，如果再打两针进去，我是不是就可以金刚护体百毒不侵了。
11月19日下午，接到五姨夫的电话，他给了我刘处长的电话，刘处长给了我北大医院陈教授的电话，陈教授让我周一去协和医院找一位著名专家（名字马赛克处理，代号D），打了一圈电话，心潮有点澎湃，还夹杂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
11月20日上午，去陆军总医院验血。血管里的白细胞满得都快要溢出来了，我有点不太淡定。验血结果是白细胞4.5，这过山车一样的起伏搞得我几乎要神经错乱。中午吃饭时无意中瞅见放在桌子上的消炎药，那是确诊之前范大夫开的药，我看到说明书上的不良反应有“偶见白细胞低”的字样，是了是了就是它了，像我这么一个身上每根神经每个细胞都比别人敏锐上百倍的人，偶见就不是偶见而是一定了，我管它是不是这个原因呢！不是也是了，自欺欺人总强过被搞成精神分裂。
11月20日下午，去协和医院。我是去过大医院见过著名专家见过大场面的人了，所以协和医院波涛汹涌的人群没有惊吓到我的小心脏。走后门插队也是有底线的，我需要乖乖地等着D大夫看完所有正常挂号的病人。这一等，简直就是望穿秋水，我足足等了6个小时！最后两个疲惫不堪的人，一个忙了整个下午而疲惫不堪的著名医学专家，一个呆坐了6个小时同样疲惫不堪的癌症病人，进行了一次不太和谐的谈话。我全心全意地希望D大夫用她的专业知识给我开个上帝视角告诉我内镜外科选哪个比较好，D大夫一心一意地告诉我，这个只能我自己拿主意，哪个都可以哪个都有风险。十几分钟后，我悻悻地离开。回家路上，出于起码的礼貌，我给陈教授回了个电话，告诉他我和D大夫见面后的大致情况。陈教授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的人，说话不拐弯抹角，他非常明确地建议我做内镜手术，我觉得他说得非常有道理，就像当初我觉得金鹏主任说得非常有道理一样，于是我陷入了更深入的纠结中。
11月21日上午，送小曙上学后，我颓废地瘫在床上，一动不动地发呆。我想起肿瘤医院A大夫说的“印戒细胞很麻烦”，还有金鹏主任给我的NBI放大内镜报告中那要人命的不确定；我想起小曙，我想坚持活到看着小曙出嫁，看到有人照顾她，看到她不会孤单，那样我可以走得更安心一些，而内镜手术太冒险，为了小曙我不应该赌。于是我从床上跳起来，我对大叔说：“走，找杜主任切胃去。”
11月21日下午，我换上条纹制服，到杜主任办公室沟通手术相关的事宜。杜主任大致介绍了的两种手术方案。我其实一点没听明白，或者说我没怎么认真听。我当时几乎有点兴奋，因为不用再纠结了，因为后天可以手术了。我只记得杜主任说如果肠子的长度够他准备把肠子和胃怎么缝合，如果不够他就换一种缝合方式。在杜主任眼里，盘曲在我肚子里的那一坨黏糊糊滑溜溜的肠子似乎是一堆毛线，他可以根据情况编织成任何形状的毛衣，外科医生真是一份很神奇的职业。
11月21日晚上，我住进了陆军总医院住院楼普外科一区11号病房9号床。 我走进病房时，7号床和8号床的两位大姐正在拉家常，我不爱拉家常只爱耍酷，所以我拉上隔帘，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姐姐突然打来电话，她问我到底得了什么病，她看到我前天手欠在微信上发的在医院检查的照片。我告诉了她，她问我哪天手术，我也告诉了她，我听见她哭了，我说：“哭什么，我还没死呢。”然后我挂了电话，继续一动不动地躺着，望着天花板，想着姐姐顺便想起那个我不怎么愿意想太多的家。
我和姐姐是从同一个屋檐下走出来的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小时候我用毒舌刺得她体无完肤，她用拳头打得我鼻青脸肿；家里父母拳脚相向桌椅板凳满天飞时，我走进卧室关上门看书，以便腾出更大的空间让他们痛痛快快地打；姐姐却总是不识时务地加入混战，碍手碍脚地拉这个扯那个；对于这个想爱没法爱想恨不能恨的家，我选择逃避，她选择面对。再以后，家终于散了，我逃到北京，姐姐留在老家，我和她在远隔千里的两个城市里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我随心所欲地耍酷，她左右逢源地耍宝；我用一把名叫自己的尺子丈量这个世界，她用一把名叫财富的尺子丈量自己的生活。
其实我和姐姐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就是从同一个冰洞里爬出来的两个倒霉蛋，赤手空拳地在这个现实得有些残酷的世界里用不同的方式小心翼翼地寻找从来没有拥有过的温暖。姐姐苦心经营获得过她想要的财富想要的家，晴天霹雳下她的家没了钱没了；我十几年不加班不喝酒不抽烟不吃垃圾食品，莫名其妙中胃里面长出了一条鼻涕虫。我想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可没人告诉我，我只看见命运躺在路口冲我们俩咧着嘴笑：“逗你俩儿玩呢！”
我和姐姐相处的并不是很融洽，上学时我整天埋头苦学，有点不理解甚至瞧不上一看书就打呼噜的姐姐；毕业后为了躲避家里永无休止的争吵，我终日跟着一群狐朋狗党喝酒蹦迪，跟姐姐很少见面，偶尔见面也是吵架吵得跟两只乌眼鸡似的。到了北京，我和姐姐的联系就更少了，尤其在她春风得意的那几年。直到她家里出事后，我们俩的联系才越来越多。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当亲朋好友陷入困境需要帮助时，我才会袒露我内心的情感。只要知道对方过得比我好，我就会把自己藏起来，我不太愿意主动和别人嘘寒问暖。我至今为止没有对五姨夫姨妈，刘处长陈教授以及所有帮助我关心我的亲朋好友说过一个谢字，只是在心里默默地感激他们。自从我带着支离破碎的心一个人背着行囊离开那个支离破碎的原生家庭到了北京，我就一直不解释不言谢不道歉，因为我已经习惯关上门，关上卧室门关上心门。虽然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理喻，可我就是这么做了，而且十几年如一日地这么做着。
两位大姐已经不聊天了，8号床的陪床丈夫鼾声如雷，我想着我在这种环境下怎么睡得着，想着我和姐姐这对倒霉的乌眼鸡，想着是不是不应该让姐姐拖着刚出院的身体来照顾我......想着想着，我想睡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