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苏轼，不得不说三个地方，眉州，杭州，黄州。眉州作为苏轼的故乡，山清水秀孕育出一个腾蛟起凤，才气惊人的宋朝大文豪，人杰地灵造就了一个穿越了时空，窈窕了千年，可爱而又高贵的灵魂，眉州因为苏轼多了一层文化底蕴，而也是因为苏轼，让未踏足于此地的人听到眉州这个地名，倍感亲切。
杭州，是苏轼最喜欢的地方，也是辞世之后他想魂归的处所，“乌台诗案”发生以后，苏轼以为命不久矣，在给弟弟子由的诗中写到“是处青山可埋骨”，这里的青山指的就是杭州，杭州有“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有“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的钱塘江潮，有“归来文字带芳鲜”的钱塘湖上山，这样的风景如画，昳丽水光，月明风清，让苏轼的诗情发了酵，这样的杭州，配上豪迈潇洒的苏轼，刚刚好，这样“潋滟水光晴方好”的西湖，配上一壶酒一叶舟一个才情恣肆的苏轼，刚刚好。
如果说，眉州寄托了苏轼的乡思，杭州成就了苏轼的才情，那么，黄州则是他精神与自我突围的地方，一个曾经那么恣意潇洒，才情外露的文豪，片刻间，成了一个短褐粗衣，躬耕于东坡的农人，一个曾经官居要位，声名显赫的高官，昼夜间，成了一个身无定所，食无细粮的野老，是什么，能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联系起来的？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而又是谁，能那么完美的把这两种身份作了艺术的转变呢，是“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的苏轼。
“乌台诗案”发生后，苏轼被贬黄州团练副使，这个职位卑微，也无实权，一起一落的宦海沉浮，让苏轼在去黄州的途中以及初到黄州这段时间内，开始沉思那些走运时所置身于其中的虚浮名利，开始寻求生命底蕴的历程。
苏东坡在黄州曾写信给李端叔，其中说到:“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读到这里，我不仅感叹人情冷暖，众所周知，苏轼的人生一半给个诗文，一半给了朋友，他的诗词之中有很多和朋友相互酬唱的诗文，而如今，朋友音信全无，即使给写信，也无一字回信，可想而知，此时的苏轼，内心是何等的苍凉，正如他人所说:“世人都喜欢锦上添花，却不喜雪中送碳。”
初到黄州，苏轼陷入了无亲友访问的孤独之中，但正是这种短暂的孤独，让苏轼可以褪去一切尘世打扰，专心于自我的考量，而此时他所写的“缥缈孤鸿影”就是自我的一种艺术写照，他深知，苟同于那些“新进”，有可能会栖上高枝，但他最后仍选择“拣尽寒枝不肯栖”，享受他的“寂寞沙洲冷”。
有的人在孤独的深渊里沉沦，让往昔的俗世沉浮患得患失在心中萌芽，扎根，枝繁叶茂，人生也就到此了结，而苏轼享受孤独，他在孤独的深夜里与风月浊酒思量，在孤寂的苍山平水中与陡崖峭壁对话，在竹林清风中与古迹精魂相溶。一次一次的碰撞，碰撞之后的思量，思量之后的顿悟，顿悟之后的升华，热闹的色，喧哗的声，太容易牵引人的内心，虽然苏轼是个对内心正道执着坚守的人，但苏轼贬谪黄州之前一直处在繁华之中，顺风顺水，他还未来得及从繁华中抽身，就已经被迫离去，但不得不说，苏轼这个高贵的灵魂用幽默转化了这次的贬谪，也成就了之后文学史上璀璨的精品，也让他找到最真实的自己。
孤独和人生起落让他有更多的时间研究佛法和道法，静坐，研读经书，和僧人道士相交，不管是于他的人格，还是心理，都有更多的益处。
后来，他因友人马梦得的帮助下，终于得来了他在黄州谋生的田地——东坡，从此，东坡就成了一个地道的农民，他的农耕生活让他更加接近最原始和最自然的人和物，抛去虚无的繁华，更加容易接近自我的内心，他让这块质朴贫瘠的土地变得诗意，让人向往，而这块土地也成就了他文风和人格的“宽厚温暖”。
黄州的萧瑟贫瘠，佛道的浸化渗透，生活的纯粹自然，使苏东坡关注自我的精神世界，不管是他的人格，还是诗文，在此时，进入了一个成熟的状态，正如余秋雨在《山居笔记》里说到:“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不需要对别人察颜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而“勃郁的豪情发过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湍急的溪流汇成了湖”，接下来的就是“也无风雨也无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