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是你骗我来东北的。”她尖着嗓子冲他喊道。
“不骗，你会来吗？”他的语气平淡到冷漠。
三十年农村生活，让他愈发像一头老牛。干活以外，他每天开口说话的次数可以数得过来。他不擅长与人打交道。这点被她数落了无数次，他也承认。面对她不定时的脾气和指责，他默默走开，不回嘴。只是在提到他“骗”她来到东北的问题上，他会平静地辩解一下。
他们出生在山东的农村。三年困难时期，村里饿死了好些人，死的孩子用草席包着扔到田里，同样饿肚子的耗子和狗看见了就去啃咬。在尸体的不远处，属于“人民公社”的地瓜就烂在地里，没人敢动，空气中弥漫着腐臭。睡觉时能听见家人肚子咕噜叫的声音。他们小学也没念完。27岁的他带着19岁的她，用东拼西凑的钱买了票，挤上了去东北的火车。关里人都知道，东北的土地肥得流油，棒打狍子瓢舀鱼。姑娘家的要是嫁给了东北的工人，那更令人羡慕，有钱有房有退休金。她父亲在她小时候去世了，裹着小脚的母亲一手拉扯他们姊妹六人，成年后她不想再拖累母亲。他是邻村人，当他称自己在东北是工人时，她毫不犹豫跟着他去了。
东北十一月便入冬了。外面接近零下30℃，仿佛一只巨大的冰箱。呼出的气像抽烟时喷出的白烟，冻出的鼻涕不一会就结了冰，裸露的脸部被寒气侵袭，感到无数针扎似的刺痛的同时变得麻木。在火车上待一会，冷就会从手指和脚趾开始侵袭，慢慢扩展到全身。火车上他们没说几句话。下了火车，目光所及之处都是长着枯树的山，白雪若隐若现。这里离镇上有一百多里，他们得翻过一座又一座山。他们一前一后，深一脚浅一脚地在积雪的山林里走着。有时候她的脚会陷进坑坑洼洼里，迎来猝不及防的趔趄，像是兔子踩中了猎人设下的圈套。她开始问他问题，期待一点点消减，取而代之的是渐渐察觉到的欺骗。当得知他在这边什么都没有时，她整个人瘫倒在了地上，脑子一片空白。“不骗你，骗谁呀。”他的语气邪恶而得意。她哭喊着，声音经过雪的多次反射小了很多，林子只有他们两人，她很快就发现哭没有用，明白了什么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她只得跟着他继续走，把命交给天。
接下来的经历似乎表明了上天对她的善意。镇上有他们的老乡，老乡把一间房让给他们住，他们住的问题解决了。他加入了伐木队，每天早出晚归，赚的钱能让他们吃上稠的米粥和白面馒头，有时还能吃上肉。伐木工人手里提着斧头和电锯，身着藏青色或黑色布的棉袄棉裤，头戴老式火车头帽，脚上穿着棉靰鞡（棉鞋），成一列前进。拖着木爬犁的五头牛分别跟在牵着它们的人后面，呼哧呼哧地喘着，伐倒的木头要靠它们运下山。山上的积雪有时齐膝或齐腰深，双脚交替在雪中插入、拔出，才得以前进，这样走，腰不一会就酸痛起来。往常一个小时能走完的路，下了大雪得走上一个半小时。雪反射出的锋利的白光直接射进瞳孔，眼睛只能眯起来，看看周围黑褐色的树，缓解一下不适。
伐木是个技术活。林密树高。之前就有伐木工没判断好树倒下的方向，被树砸死了，脑袋成了血饼。除了准确判断树倒的方向之外，切口的角度、深度，锯口的位置都有讲究。在电锯的轰鸣声中，会看到树向一面倒去，听见“砰”的一声，就像金子掉在地上，心里美滋滋的。东北遍布的深山老林有伐不完的树。
伐木的中途，他很少歇息，累了就在一边卷只烟，慢慢抽着，望着四散飘飞的白烟发呆。他想起父亲被人打折的腿，和三间黑屋子的家——墙、地面、窗框、棚顶都是黑的，连八仙桌和木头凳都是黑的，即便是白天，阳光透过泛黄的窗户纸射进来，屋里依旧暗，只有点起油灯才感觉明亮一些。他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尽管家徒四壁，哥哥还是会因为家产问题和他争执，甚至大打出手。他意识到难以在家里待下去。
当时的户籍管理制度禁止人口流动。他们被称作“盲流”。不过一般情况下，受到盘问时，给对方递根烟事儿就过去了。当了四年伐木工，他们依然是“盲流”的身份。经人介绍，他去了另一个地方推煤——矿工采出来煤，他拉到镇上卖。他们依旧借住在别人家。突然有一天，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查户口。“盲流”被遣送到附近的山村。那时他们已经有了四个孩子。
粮食按人头分配。他们的户口还在山东，需要把户口连同粮食关系转过来才有粮吃。那天早上，他到离村二十公里的镇上问落户的事，太阳落山了才回来，“办不了，好多人都没落上户呢。”
一天的等待只换来这个结果。“你死了吧。”她气急败坏。第二天，她管邻居借了三轮车，拉着刚满月的小儿子到镇上。领导看见她推着孩子，连忙问有什么困难，她当即哭了出来，眼泪来得和演员演哭戏那样快。“现在我们一家六口都没有饭吃了，希望领导帮帮我们。”领导表示立刻给她办理，按照流程，她给老家寄了封信，那边亲戚很快帮她开好各种材料寄了回来，期间，领导把娘俩安顿在自己家里，直到办完这件事，他们才回家。
对于他来说“办不了”的事情，她一去很快就办好了。他只能一言不发地听她数落。他想不明白，自己去的时候，他跟领导如实陈述了想落户的请求，领导分明跟他说“办不了”，他当时还急了，领导告诉他“好多人没办呢”。
或许他只适合干活。他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开地、种地、伐木头、盖房子……他干活从不求人，不会的看一遍就学会。她平日就在家里操持家务，除了秋天时要去地里掰苞米，还有半夜起来去地里捡黄豆粒换豆油。她要给孩子们做三顿饭。养的20只鸡，2头猪和7头牛给一家人带来了充足的蛋白质和收入。她没让孩子们缺着吃的。
他因活干得好被村里人称为“师傅”，不过他不喜欢帮人白干活。有天夜里，他们靠近路边的苞米地被猪吃了。第二天早上一看，少了四百棒苞米，大半年白忙活了。根据留下的脚印，他猜出了是谁干的。之前他曾求他帮忙被拒绝了。为了防止再有动物糟蹋，他往地里喷了杀虫剂，尽管她不同意他这么干。下午，村干部和穿着制服的警察敲了他家的门，报警人声称自己的鸡被毒死了两只。“他们说自己的鸡被你打的药毒死了，有这回事吗？”警察质问他。“吃我苞米就得杀”，他用愤怒而坚决的语气回答，这的确是他的真心话。警察第一次见到这样蛮横的人，随即拿出枪指着他，围观的村民一阵骚动。见状，她赶忙上前解释：“警察同志，他是个神经病，你们别听他说，我家苞米被人吃了四百棒，你们看该赔多少赔多少，说鸡被我家药死了，请拿出证据来，要真是我家药死的，我们也该赔多少赔多少。”大家觉得这话在理。那人神色有些慌张。他后来没拿出声称被药死的鸡。他们得到了四百棒苞米的赔偿款。
“以后在外面你就闭嘴吧。”她在家数落了他好几天。“好话让你说成坏话，能打赢的官司都能让你打输。”他觉得自己当时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了。逢人问起那天的事，她说“他一小就有神经病”。自那之后，村里找他帮忙的人也少了，他的话更少了，沉默得愈发像一头老牛。里外需要说话办事的时候，都由她来应付。
她喜欢听各种八卦和家长里短，每天要花两个小时在打听这些上面。但当二女儿不小心把黄豆粒弄到耳朵里时，她狠狠给了她一巴掌，训了她几句，便转身走了。后来是大女儿在灯下用稻草帮妹妹把豆子抠了出来。在儿女们的记忆里，母亲时常没来由地发脾气，在饭桌随口说的别人家的事，也会点燃她的怒火。
邻居们对她的评价是热心肠，是个“好人”。谁家有困难，她都说愿意帮助，尽管做是另一码事。二女儿中考没考好，辍学在家，她通过托关系系让她上了学。她知道这些年是怎么一步步过来的，从“盲流”变成合法居民，关系比什么都重要。有“关系”，就好办事，没“关系”，只能碰运气。事实上，后来她的退休金也是二女儿托关系给她办的。他则没有什么社交，寡言少语、无人问津，连她和儿女都觉得，除了“勤劳”“能干”之外，他身上再没什么值得讲的。
转眼间，他们的孩子都长大了。其中二女儿最有能力，中专毕业在县里工作，把二老接到了县城。县城生活的二十年，他们靠捡废品攒了一些钱，尽管儿女们都不希望他们去捡废品。衰老并没有让她的脾气变好，她依然会不定时地絮叨他，诸如最初他“骗”了她，他不孝顺自己的父母，不会说话办事。他的勤劳能干，只在她跟晚辈们讲他时会被提及。他一如既往地沉默，很少跟她辩解，反而会称赞，“不用说，这么多年，家确实是靠你闯出来的。”
两年前的一天，他发烧住院，一查才知道得了老年病——老年肺炎、老年性痴呆、老年骨质疏松、胆囊病、前列腺肥大……这意味着他离大限不远了。他的身体几近骷髅，动一下就像要散架似的。牙只剩下前面的三颗，只能吃些清淡松软的食物。排便成为一项艰巨的工程，有时要上开塞露，粪便才能排出。随着五脏六腑一起衰退的，还有大脑和记忆，他有时会忘记亲人的名字，昼夜颠倒，晚上神神叨叨，在屋里走来走去，说些奇怪的话。甚至一天夜里走到厨房拿起了水果刀。“这是她当初骗我，还有这些年的所作所为应得的报应。”她有些幸灾乐祸。
二女儿把母亲安顿在了一家不错的养老院。在儿女和孙辈打给她的电话里，她重复着同样的话，“现在不像以前了。吃不下饭了，每顿就喝点汤。”后来，二女儿从院长那里了解到，她每顿饭都吃得挺多，有次她吃得太多导致血糖飙升。她患糖尿病二十多年，一直被嘱咐控制饮食。
前几天，和她同住一屋的阿姨给二女儿打电话诉苦，“我把好吃的好用的都拿给她，她对待我却不真诚。我送给她的东西不经我同意就送给院长。你那天来时候给我和她一人一盒饺子，后来她又拿回去了。我的电话卡拿给她打，消费了100块钱，但是我需要缝衣服的时候，想用她一根针线，她说‘让你姑娘自己去买’。”
二女儿深知母亲的性格。“过年她给孩子压岁钱，如果收了，她能念叨你一年，‘这么多年孩子都花我的钱’。她做的不对的地方我替她向您道歉。”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她为什么连吃饭这件事都要撒谎？
问起她在养老院的感受，她逢人便说，“院长很喜欢我。我乐意给别人付出，不求回报。这里老太太吃饭，手不稳，舀汤的时候我快点跑，帮她扶一下，院长见了跟我说‘你身体不好，姨，不要这么为别人服务了’。”
这是真实的，还是她编织的又一个谎言？她的话让人很难相信。同住一屋的阿姨和她逐渐疏远。或许在她心中，讨好领导这一生存法则，未曾动摇，至于待人是否真诚，并不重要。
二女儿在照料父亲期间，倒是不时被父亲袒露的真诚触动。“我这辈子没做什么事。”一天夜里，躺在电热炕上的父亲冷不丁冒出这句话。在一旁守着他的二女儿突然怔住了，“你已经做得够多了，干了那么多活。”
大年初五那天，二女儿在厨房煮好了饺子，端来盛给他吃。“辛苦你了”，他用不大但能听清的声音，慢慢吐出这四个字。“不辛苦”，她的泪在眼睛里打转。
儿女们都希望给他一个安稳的晚年。他们同情母亲被父亲欺骗的感受，也感受到父亲的勤劳、能干，再加上真诚。而被称为“好人”的母亲身上却存在着不少虚伪。这是几十年来，他们对父母的新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