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一年前的1973年冬春交替时节在成都灯泡厂发生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而又似是而非的“政治”事件。虽俯仰一世，转瞬之间，己为陈迹，但我作为当年此事件的当事人之一，它留在我心中的痕迹至今仍难于抹去…。
1971年4月26日我结束了两年时间的知青生活，心情愉悦地跨进成都市轻工局属下的重点骨干企业一成都灯泡厂。进厂后经过五天时间的政治思想、厂纪厂规学习及两周时间的成都市御河人防工作劳动后，我分配在厂里的一车间上班。
我厂地处成都市区较偏远的东郊被圣灯乡崔家大队大片农田围裹的地方，而职工工作时间多为二~三班倒上班，成了家的职工大都住在离厂工作区域外约一里多路的牛龙公路西北侧面积约三亩左右的二幢红砖三层楼房可容纳一百多户住家的家属院里。而未成家的及家在远方的职工大都住在厂里一幢二层单身楼房和厂里后门西北角处及厂大门外生活区大路旁、蓝球场、礼堂及食堂一带的几十间单身平房内。
当年厂里一下子招了二百多下乡知青进厂，单身职工住宿安置便成了大问题，无奈之下，厂里通过关系通融了离厂一里多路远的十里店东侧尚无学生上学的成都地质学院院领导，让我们大多数刚进厂的男女青年工人分别住进了十里店该学院正大门左边紧靠牛龙公路侧的两幢仿苏式建筑的四层楼学生宿舍里。那几个月住在成都地质学院学生宿舍的日子是我们刚跨入工厂的青年工人最边开心快乐的时光。那时大约六百多亩的地院校园里草木青翠、百乌争呜、美景如画似公园。从学院正大门而入，一条校园主干道左侧是我们借寄的两幢学生宿舍楼，右侧是据称我国为发展核武器时而专门设立的地院三系，三系教学大楼侧面是由部队严格值守的颇有点神秘的该系实验室，走过实验室便是包括足球场、田径埸、游泳池及室内体操馆等运动埸馆，那可是我们喜爱体育运动的年青人锻炼的好地方。而学院主干道约一里多路(中段稍带弧形)的道路两侧都是树干高大挺拨遮天蔽日郁郁青青的法国梧桐树直达学院后大门，那时后大门围墙处还有不少成都红成派“烈士”们的墓地。而让我们年青人最醉心向往之处是学校中心区域由校园公路环绕呈长方形似翡翠色湖水的约有二十多亩的静湖，围湖公路东、南、北方向是学院各系教学大楼及学院自然地质博物馆，其馆内陈列了包括第一镇馆之宝的亚州最大的四川合川出土的25米长的马门溪恐龙化石等年代久远的大自然地质方面面世的不少奇珍异宝，博物馆偶尔开放，也曾让我们一睹馆内真容而大开眼界。春夏之交时，白日阳光洒入湖中时而可见鱼儿在清澈见底的水中悠闲地寻食翔游，微风徐来，跳跃闪烁的金色波光变幻无穷如一幅美丽的画卷，让观者心旷神怡、烦忧偕忘。下班后，夜幕下，皎洁的似白玉盘的月光倒映入湖中更显得湖面静谧神秘且富有诗意，当年正处于风华正茂年龄的我们常三五成群地在朦胧的夜色中绕着湖边绿树成荫的校园公路上说工作的事儿，谈人生的理想，也言及青年男女的爱情观等等。而几位顽皮的小伙子，还时不时在夜色的掩护下用细麻绳系上大头针弯曲后做成的鱼钩，用馒头为鱼饵，可轻而易举地钓起湖鱼作为快事而炫耀于同伴中。时值盛夏时，我们虽傍晚去学院后门的成都天然“游泳池″东风渠游泳后纳凉而归，但半夜天热难眠之时，又常会在夏日月下邀约起来躡手躡脚一同来到不到二百米开外的垂柳拂岸、晚风习习、荷香阵阵、蛙叫蝉鸣的学院湖水旁排成一长溜队形跃入水中展臂一游，让其身后泛起一道道长长的似银蛇般的波光涟漪，我们如快乐的鱼儿一样来回尽性畅游一番后，再静悄悄地溜回宿舍里满足地睡去。
毕竟好花不常开、好境不常在，数月后，厂里蓝球埸的东面建成了一幢可容二百多人住宿的三层楼单身宿舍后，我们也依依不舍地搬离了地质学院。因新修的三层单身楼房仍不能完全满足从地院撤离回厂的青工们住宿，我也只好搬至到以一车间单身职工为主体的厂内西北一角的被厂里职工戏称为“一条街″的红砖单身平房里住下来
“一条街”平房中间有一条大致有三十米长约四米宽的水泥小道，道路两侧栽有一溜碗口粗细高七、八米桉树排列在水泥小道两旁，窄窄的排水沟后左右各有六、七间平房。从一车间工作区域走入“一条街″宿舍，左侧第一间平房后从第二间至第四间的三间平房是打通相连的大宿舍，而后一间是女工平房，女工宿舍后最尾间是一车间领导办公室；“一条街”右侧平房除头二间是二车间烧氢房外，其后是五间平房。
我分在“一条街”左侧三间相连可容十五人住宿的大宿舍内，从大宿舍中间偏右的门进入后，中间有一条通道，室内单人床前后左右相对摆放，右侧住六人，左侧住八人，进门处通道后住一人，我住在右侧靠屋后第二间单人床处。
在大宿舍一晃就住了一年有余的时间，我也渐渐适应和熟悉了室内外的生活环境及室友们，因不久时间就在此大宿舍右侧进门第一间单人床上发生了一件惊动全厂的“政治”事件(称案件也可)，我有必要重点介绍一下住在大宿舍右侧六人的简单经历和情况，进大宿舍门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住在右侧第一床位人周瑞九，他是成都某技校电工班毕业后，进厂在五车间(机修车间)当电工，他年龄大致23岁，身高约在一米六零多点，五官适中，一双淡眉下的大眼晴盯人有时直勾勾的，有时是飘忽不定的。他似乎有点自卑怯的性格，难得和人正常交流，此人个人卫生习惯也差劲，早班临近上班时间才翻身起床，起床后从不理好自己床上的卧具，总是不洗脸或者草草用一碗水在脸上抹几下了事，然后穿上不洁的工作服，挎上电工专用的皮制工具包上班去，于是厂里调皮工人给他起外号称其为“周滚龙”，也有工人背后叫他“周疯子"或“花疯子”，缘由是他在一次上夜班时间，在女工面前有解自己裤子的不端行为。住在周瑞九右侧床位人余世远，他中等个子，秀眉亮眼，五官俊俏，喜与人侃侃而谈，他乒乓球打的好，是厂乒乓球队主力队员，他也算厂里的老职工，据他说自己1958年十五岁进厂，当时在厂里三车间上班，不久后他主动要求调换工作，在厂内开水房烧锅炉，或许是他家庭出身问题影响，他年届三十岁仍是单身汉。余世远床位右侧靠墙末单人床人乔体灵，身高1米76，头稍大，好运动，是厂男子蓝球队队员，他是成都南光厂子弟小学毕业生，虽是小字生文化程度进厂，他尚好看书学习，是厂里机修车间车工。乔体灵对面靠室内后墙最尾单身床位人林运广，是广东人，一口广腔味的四川话，他1956年中专毕业后，分配到成都红光电子管厂(106信箱)工作，后成都灯泡厂1958年建厂后，他因支援新厂建设，又调入我厂二车间(灯絲车间)工作。当时我的床位正面对他的床位，俩人朝夕相处，对他了解较多，他那时刚患急性肝炎痊愈，工作处亍半休阶段，因病愈后食量大，他一米七零的身高，体重不下七十多公斤，虚胖的体形从头到脚呈圆滚滚的模样，他为人和善，笑起来眼眯一条缝，而他有一个男同志少有的爱好，擅长编织毛线织品，我常看他盘脚正坐床中间，把毛线放在圆圆己发福的肚子上如佛爷一样，用竹制或金属制毛线勾勾针，双手熟练地编织毛线衣裤等，因他织毛线手艺高超，厂里不少女工常来大宿舍向他请教织毛线衣各种花形的编织手法。他当时己是三十三岁的年龄，也是单身汉。至于我自己也简述一下，当年进厂一米七零的身高，近七十五公斤的体重，身強体壮，爱好各项体育运动，是厂里当时尚未认可的业余足球队队长。我的床位右侧人罗文富，和我同时进厂的原十中初68级知青，他中等个子，说话声音尖细急促点，紧张时稍显结巴，他胆子懦弱些，对人处事和气谨慎相待，当时他在厂里三车间上班。大宿舍其它九人不赘述了，但不得不提及一人一沈茂生师傅，他是机修车间的七级(或八级)车工，当年在厂里技工级别数第一，他的个人履历也丰富，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在上海开了个私人机械加工小作坊，拥有二至三台机床，抗战时国民党迁都重庆，他也来到重庆某军工厂工作，因历史上某些问题，他在1949年底重庆解放后，曾被新政权审查过。后几年因他车工技艺不凡，他从重庆军工厂被调入成都南光机械厂工作，后又因其解放前的历史问题，不适合在国防厂工作，调至成都灯泡厂。他当年己是五十多岁临近退休年龄，个子偏矮，肤白背微驼，少言寡语，谨小慎微为常态。其余室友除1966年进厂的熊诚忠工龄稍长外，还有杨安林、杨木标、李新祥、曾茂勋、李和平、胡x德(外号“锅巴”)等六人也是成都南光机械厂小学毕业后进厂的职工。
闲话少说，话归正传。记得那是在1973年1月下旬临近春节一周前(1973年2月3日是春节大年初一天)的某日早上临近上班时间，我正准备去车间新建的吹泡机大楼接班时，突然大宿舍进来一人惊呼道:“吓老子一大跳！”，我抬头一看来人是厂里二车间职工陈瑞民，他1961年在成都红旗玻璃厂技校毕业后调入我厂工作，因他进厂后原是厂里一车间工人，和一车间工友极熟悉，因此有空爱“窜到一车间众工友住宿的“一条街”单身宿舍来找人玩耍。他中等身高，人清瘦，厂工工友给他取了个“蒜苗”的绰号。他性格活跃，谈吐诙谐，有时爱搞点恶作剧的事儿，我曾听同车间工友说他某次曾将厂里职工胡吉鑫(文革前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煮在一车间高温炉顶上的排骨汤取下，换上清水，放入几枚硬币，让胡吉鑫气不打一处出，让看热闹的工友乐不可支。今早他撞上此事，又听闻大宿舍几位室友火上添油地说周瑞九不理床被之事曾让包括不少进宿舍的男工及女工(来大宿舍请教林运广师傅织毛线人)惊吓之事，于是余气未消的他便决定教训一下周瑞九，他灵活的眼神一眼看见己去上班的余世远放在床头柜上新买的铝制五磅温水瓶，于是他取下温水瓶的硬纸壳外包装，正巧余世远那时还时不时练习书写毛笔字，床头柜上有笔有墨水，只见他挥毫泼墨在长型包装壳背面无迹的草色纸壳上麻利地写下“周瑞九(滚龙)之灵位，并将其放置周瑞九的床头正中位置上，于是室内人罗文富、乔体灵、杨安林、杨木标、李新祥等人及住在“一条街″对面平房的一车间职工郑少宇(毕业于成都技校，时年24岁)及和我同时进厂的老三届成都十中初一学生張继友两人也来湊热闹，“众人拾柴火焰高”，纷纷将周瑞九床上整理出一副貌似刚过世人的模样，更有好事者将“一条街”左侧平房后的松柏树枝摘下，编成花圈放置在床头上，也不知谁找了几柱香烛点燃后放置于盛有细沙土的破脸盆里，置放在其床尾的过道下。我当时急于去接班，以上恶作剧的事未参于。待我接班后换休时间，心中可能还惦记看宿舍内的这场闹剧，于是我回到宿舍一探究竟，进宿舍后，只见众多工友还围在周瑞九床上乐滋滋地欣赏自己的“杰作”，还意犹未尽地查漏补遗乐享其成，我一时兴起，感觉假尸脚下缺一双鞋，于是随手将周瑞九床下一双布鞋放置于其床尾脚部位置上，于是此举当时也搏得同伴的赞许。此时“一条街”过往人目睹此事者都掩面一笑，包括一车间的某些干部(虽至今我还记得其名，恕我不点名为好)。大约在宿舍不长时间，我换班时间即到，于是我快步离开宿舍。
那时侯一车间多数人及外车间少数人都爱在一车间(又称高温车间)的平炉及吹泡机烟道、吹泡机的供料机大炉顶部煮饭或炖汤，我也不例外。大约当日上午快十一点钟时，我回到大宿舍拿不锈钢饭盒及米煮饭时，只见大宿舍门外并排停了四辆崭新的永久牌(或凤凰牌)28寸自行车，进屋一看，只见周瑞九床上四周围满了人，除四位穿着警服的二仙桥派出所人员外(后知道是二仙桥派出所的正、副所长及两位下属警员)，还有穿军便服驻我厂的军代表范营长、王排长和厂里保卫科科长杨魁胜、科员曾昌荣，厂里派驻一车间的工作组组长(文革初厂里造反派头头，时任厂革筹委副主任)杨定福及一车间指导员(实为车间书记，那时称指导员)吴世良十来人，周端九正用手比划着向他们绘声绘声的讲述着什么，我一看便知大事大好撞祸了，于是舀了米急步回到上班处。
果然下午四点钟下班后，我刚回到宿舍时，厂里保卫干事曾昌荣叫住我，让我马上去厂里被工人称为"四合院”的党政办公集中点的会议室去。
我和几位惹祸的同伴在前去厂里"四合院″会议室的途中，从各种渠道大概知道今日此事发生后的大概情况，首先是今日上午临近午饭时间周瑞九回到宿舍后，他一眼看见自已床上的“灵床”布置惊得七魂出窍，惊恐之余，他抬头看见自己在床头上离地大约两米高的墙上贴有一张长有大约80厘米、宽约50厘米的毛主席的上半身彩色标准照及放在自已床头柜上杂乱物品内的一座小尺寸的毛主席半身石膏像，于是他脑子里“灵光”一闪，将床头由陈瑞民写的周瑞九(滚龙)之灵位的纸牌拿到驻厂军代表一把手王团长的办公室内报案，他声称大宿舍内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用“借屍还魂”、“指桑骂槐”诸手法针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政治案件。王团长听闻后急派范菅长、王排长去一探究竟，据说王团长随后也去了现埸看过，王团长回到办公室后就让王排长马上打电话向二仙桥派出所报案，二仙桥派出所所长接到报案电话后，可能心中一惊，如此弥天大案，在他冶安管辖区域发生，于是马上叫上副所长及两位下属警员骑上自行车(可能那时一些派出所未有机动警车吧)急扑大约一、二公里外的成都灯泡厂来。进厂后，他们先查找到写灵牌人陈瑞民，根据他提供的“同案者”名单，再顺藤摸瓜将“作案人”一一搞定，当然也有一、二人虽参与此事但拒不认账，也“幸免于难”(也恕我不提那一、二人的名字吧)。
。至今我记得当年被通知去会议室询问的有陈瑞民、郑少宇、李明新、罗文富、张继友、乔体灵、杨安林、杨木标、李新祥等九人(因时过半世纪，可能还有遗忘的个别人吧)。厂里办公区域三十多平方大小的会议室己被布置成审讯室的模样，被审人分两排坐在进门的两个长条有靠背的木椅上，前排木椅面对用叁张写字台并列成一排的审讯台，台后坐着二仙桥派出所所长及随员、驻厂军代表范菅长、王排长、厂革筹副主任杨定福、厂保卫科科长扬魁胜、保卫科干事曾昌荣、一车间指导员吴世良十来人，由派出所一警员在另一张单独的写字台上做笔录工作。
我们陆续来到会议室，看见台后的审讯者严肃的模样，我们台前被审讯人也心情沮丧地分前后两排坐下来。我当时坐在后排居中位置，派出所所长从前排长椅左侧第一人陈瑞民开始问起:姓名、年龄、家庭成份等…”，突然我们坐在后排长椅的好几个人都感觉到前排椅子上有一阵阵持续不断剧烈抖动起来(因坐后排长椅人或用手扶着前排长椅背部上端，或用脚踏着前排长椅的后面下端长木条上，自然前排人也感觉到这一异常现象)，大家仔细一看原是坐在前排位置的罗文富紧张加上惊吓情不自禁地周身抖动起来，我们几个后排人也忍不住相互埋头一笑，但也很快地收起笑容，毕竟己是倒霉人了。此时所长很快地问到罗文富，他哆哆嗦嗦地回应到，问:姓名？答:罗文富，问:年龄？答21岁，此时所长提高声调问:家庭成份？答:工、工、工人。于是我们后排几人又忍不住埋头再笑。当所长逐一问完了上述每个人的基夲概况后，他又从陈瑞民开始问及今天发生的事是故意为之还是无意而为，自然故意为之就可上纲上线，难免牢狱之灾；而无意而为是政思想觉悟不高的表现，可能会从轻发落网开一面，此道理被审人心知肚明，自然个个都答道是无意而为，也提及周瑞九不正常的日常行为而引起今天之事的发生。当然从所长到其他几位审讯者也问及了大宿舍里有个人历史问题的沈师傅及有家庭历史问题的余世远参与此事否？大家也回答道，沈师傅在场未参与且匆匆离埸上班去，而余世远先己上班去，不在埸。
讯问大约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所长和在场驻厂军代表、厂、部门领导研究后，最后宣布此事件的处理决定，他让参与此事的人要提高阶级觉悟，加强政治思想学习，并让陈瑞民和我两人各自写一份书面检查。我当时一惊，并马上看到我车间吳指导员对着我瞬间一笑，又想到刚才派出所所长不寻常地似有目的地严肃地连问我三次你是有意还是无意为之，并说我政治学习不积极，于是我马上醒悟过来了，知道了今天让我写检查的结局，是车间吳指导员挾私报复的结果。
为何我有此说，事出在此次“政治”事件的前几天，那天下午四点过钟下班后，车间通知除上班人员外，其余全体职工在“一条街”开会。那天我下早班时，我的一位同院子长大的“毛根”朋友余忠新来大宿舍来会会我，他是成都二十四中初六八级学生，1969年下乡到德昌县当知青后，二年后调入省建一公司当工人，工作单位在眉山县象耳乡，我俩一晃四年多未见面，自然见面后有说不完的话，而车间马上开会，我俩只得约定改天回父母家过街楼119号大院见。自然客走主人送几步是人之常情，当我将他送到宿舍外右拐时，吴指导员在“一条街”车间办公室位置大声叫住我:李明新开会了，你还往那里走？我回头一看“一条街”两侧只零零星星地坐了些人，而大部份车间职工还未到(当时一车间有一百号工人，人数在全厂数第一)，于是我回头向吴指导员答到，我送一下人，马上回来，然后只听身后吴指导员生气地喊叫:叫你开会，你还要走！我当时未埋睬他，大约二分钟时间将老友送到右拐角的一车间机吹泡大楼和一车间配料房之间的水泥路上，我便回头到“一条街″会埸去。此时开会人员还未齐，吳指导员见我转来后，又大声喝斥道:“你未长耳朵嗦！叫你开会，你还走”。夲来我就心中有气，此时使对他的恶劣态度回击道:“吴指导员你一天喊这个那个改脾气，我看你才应该改脾气！”，吴指导员回到:"你都不改脾气，我怎么改脾气！”，我答到:“你是领导，我们是老百姓，你是火车头，我们是车厢，是火车头拉着车厢走，还是车厢拉着火车头走，你想想吧！”，顿时开会的不少人都忍不住地笑起来，我至今还记得车间老工人银大礼当时还悄悄地对我竖起大姆指来。吴指导员看不好收场，加上开会的人也陆续到齐了，于是他对我说道:“我俩散会再说吧。”，但叫我纳闷的是那天散会后，他并没有留下我再说什么事，而碰巧几天后那埸“政冶”事件引发的让我写书面检讨的“祸事″就落在我的头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