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
圣：音kū，始见于战国，本义指用手挖土，现在有些方言中还用圣来表示挖。圣和心结合就成了怪，如《白虎通》：“凡行之诡异曰怪。”《中庸》：“索隐行怪。”
宋元以后，圣被当作“聖”字的俗体。现代汉语简化汉字时将“圣（kū）”作为“聖”的简化字。
圣（shèng）的繁体字在甲骨文中就有了，本义是通达事理，有耳有口，以耳倾听，以口阐述，收集信息，加工信息，传播信息，掌握话语权。《风俗通》曰：“圣者，声也，言闻声知情，故曰圣。”
聖除了耳和口还有一个壬，壬由天干第九位，引申为序数九的代称，九为单数最大，故“壬”又引申为盛大。
壬又指任，即责任，由此可见，聖人不但有大德、大智慧，还赋予他非常重大的责任。
在儒家文化中，圣的本质得到美化，圣人就是那些道德高尚、智能超群的人。比如韩愈在《师说》中说：“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
圣人神圣、多能、多智而圆成。孔子认为圣人之言能与天命、大人相提并论，即使是被称为“天纵之将圣”的孔子本人也对圣人抱有极高的崇敬心理。
孟子说：“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之神。”意为：大行其道，使天下为之感化就是圣人。
被称为圣人的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而孔子则被孟子称为“集大成”的圣人。
而孔子之后的圣人，则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首先是对德的强调，发展到战国则愈为崇高，非全知全德、多能功盛、道济天下者难称为圣。
孟子曾说：“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畏命也。”圣人对于天道，能够实现与否，属于命运，但也是“性”使然，所以君子不会以命运为借口而不去顺从“性”。
韩愈在他的《原道》中说：“轲之死，道不得其传焉！”孟子死后，就再无圣人了。
先秦的圣人知天道、至人伦、为天德、师百世，通天达体，似神非神。这种对于圣人智慧、道德、能力的推崇，逐渐演变为圣人崇拜。
汉代，伴随着谶纬学的兴盛，圣王与圣人的概念合一，标志便是圣而不王的“素王”孔子的出现。汉代的圣王们是天帝感应而生，因此“圣人无父”，他们的父亲在天不在地，并且各自还具备着神异的相貌。
比如孔子，汉孺们说：“叔梁纥与征在祷尼丘山，感黑龙之精，以生仲尼”。“孔子长十尺，大九围，坐如蹲龙，立如牵牛，就之如昴，望之如斗，胸有文。”
在阴阳五德论、谶纬神学等等种种因素的推动下，圣人彻底被神化为上帝之精。
北宋理学祖师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写到“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他将圣人看做是在无极与太极之外再立人极的人中之人。
圣人可为学而致，周敦颐曾给出了一种人在精神学识上的渐进层次，即由普通人成为贤良，由贤良成为圣人，由圣人上体天道。
张载认为圣人不可知、察天道，理解万物运行的本质，所以圣人是最顺应天道之人。程颢认为圣人之喜怒不在于个人，而在于外界。由于圣人大公无私，故而圣人心如明镜，不会为情所累，有心无为。
总之，先秦之圣，聪睿多能，全知全德；两汉之圣，神异受命，为世制法；魏晋之圣，不为物累，缥缈高远；理学之圣，体察万物，顺应天理。
岂：从耑（duān）省从己，耑，上象生形，下象其根也，耑己结合，意为事有发端而推测其意图。
岂的本义为助词，表示反诘，如岂非？岂不？《战国策·赵策》：“岂非计久长。”
岂也有难道的意思，如《战国策·燕策》：“将军岂有意乎。”
岂读成 kai时，是豈的讹变，指还师振旅乐，饮酒吃肉，后用恺代替，指安乐，如《诗·小雅·鱼藻》：“王在在镐，岂乐饮酒。”“既见君子，孔燕岂弟。”
公西华：孔子弟子，复姓公西，名赤，字子华，比孔子小四十二岁。
全文理解为：
孔子说：“如果说圣和仁，我是不敢当的。我只不过是努力朝着这个方向不厌烦的去做，不知疲倦地教导他人这样做而已。”公西华说：“这正是我们这些学生学不来的。”
孔子努力的目标就是成圣成仁，并把这个目标贯穿于自己的教学实践中。达己并达人。
成就一个终极的教育目标，不但需要努力并坚持不懈的教育，也需要坚持不懈地提升自己。
北宋五子之张载
汉武帝摆黜百家之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正统思想，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道的传播，儒家思想的独尊思想受到冲击。
面对“道丧千年不得传”的局面，到了唐代，以韩愈为代表的思想家提出了反对佛法，振兴儒学的思想，并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首先揭开了重塑儒学地位的序幕。
由于佛教和道教分别构建了一套解释世界和万物的系统，而儒家思想资源有限，在辩论深度上难以服众。
直到“北宋五子”的出现，他们决定再造儒学。也就是在儒家指导国家和个人日常生活的实用功能之外，再赋予它能解释宇宙的更高的维度。这种儒家理论体系，被统称为理学。
有一个理学名句叫“横渠四句”，被称为中国人的精神绝句，从它诞生之日起，就被每个时代的有识之士当作立身和做事的最高标准，并以一生践行之。
“横渠四句”共22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它的作者是“北宋五子”之一的张载。
张载祖籍开封。1020年，因为他父亲张迪在长安做官，所以出生于长安。名字取自《周易》中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的“载”。
15岁那年，张载父亲在涪州（今重庆涪陵一带）知州任上病逝。身为家中长子，张载带着5岁的弟弟张戬，与母亲一起护送父亲的灵柩，欲归葬祖籍开封。
一家人跋山涉水走到了今宝鸡市眉县横渠镇，因盘缠用光了，又听说前方发生兵变，只好滞留此地。张载和母亲将父亲灵柩落葬于当地一个叫迷狐岭的地方。
在三年守孝期间，张载作主卖掉了开封的祖宅，决定定居横渠镇。史载，张载“少喜谈兵”，跟着友人学习兵法，还一度想要组织民间武装去收复洮西（今甘肃临洮一带）失地。
1040年，三川口之战，北宋败于西夏。52岁的范仲淹被紧急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延州（今陕西延安）知州。
年轻的张载听说范仲淹来陕西了，立马带着他写的《边议九条》奔赴延州。年长30来岁的范仲淹见了张载后，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儒家自有名教，何事于兵？”临别时，范仲淹送了张载一本《中庸》，勉励他说，要下苦功夫。
张载听从了范仲淹的劝告，收拾行囊，回到横渠家中，从此潜心苦读儒家经典。
两年后，刚在今甘肃庆阳修完新城的范仲淹，惦念张载这个年轻人，遂请他相见。张载应邀写了《庆州大顺城记》，范仲淹还给了张载一笔钱当作稿费。实际上，这是范仲淹对当时贫寒交加的张载的变相救济。
张载把这笔钱存起来。10年后，他弟弟张戬进京考进士，用的是这笔钱。又5年后，张载本人进京考进士，还是用这笔钱。
大约600年后，明末大儒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说，范仲淹“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
张载确实幸运，遇到千古完人范仲淹，不仅改变了自己的终生志业选择，还在经济上获得救助。而儒学也是幸运的，在11世纪遇到了范仲淹。
在宋初的儒学复兴运动中，范仲淹不仅发掘并帮助了张载，还帮助过理学开山宗师之一的周敦颐。这样一个善于发现人才、爱护人才的坦荡君子，举世罕见。
1057年，嘉祐二年，38岁的张载考取了进士，除了张载，那年考中的还有苏轼兄弟、曾巩兄弟、章惇、程颢等等，一个个如雷贯耳，都是人中龙凤。
考完后，在宰相文彦博的支持下，张载在开封相国寺开坛讲《易经》，名动京城。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见到了他的两个表侄——程颢、程颐兄弟。
经过一番秉烛夜谈，第二天，张载对他的听众说：“易学之道，吾不如二程。汝辈可师之。”此言一出，二程名声大震。张载的虚怀若谷，由此可见一斑。
1069年，御史中丞吕公著向宋神宗推荐了张载，推荐理由是张载“学有本原”，“四方之学者皆宗之”。
历经整整30年的苦读，张载终于开山立派。他创立的门派，后来被称为“关学”，与周敦颐的濂学、二程的洛学、朱熹的闽学，一起并称为“濂洛关闽”，是宋代理学四大主流之一。
宋神宗召见并问了张载治国之道。张载的答案跟王安石差不多：“为政不法三代者，终苟道也。”意为为政必须效法夏商周三代，终究是苟且之道。
一年后，1070年，宋神宗任王安石为宰相，拉开了变法序幕。新法推行后，王安石邀请张载加入协助，但最终两人却未能走到一起，张载选择辞官，返回横渠讲学。
回到横渠后，他和学生买地数百亩，依照《周礼》的记载，划成井田，中间留一块公田，四周八块私田分给无地农民耕种。他还组织当地民众兴修水利，使近千亩田地得到灌溉。
58岁时，张载安然辞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