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生产队里做工都是头把斧头，没有人力气比父亲大，别人一趟只能挑两捆湿稻把子，父亲一趟挑起四捆湿稻把子。这样的干劲全队劳动力都折服。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十九岁的大哥跟着队员的长辈出去搞副业，掉进长江再也没有回来，父母亲听到这个噩耗哭得死去活来，白发人送黑发人，谁能忍得住悲伤？为了一家大小吃饭，多挣生产队里的工分，多分一点口粮，父亲拖着疲惫的身体坚持做工。
祸不单行，当天父亲在挑完最后一趟湿稻把子，登上稻把梯时摔下来，不幸摔断了一条腿。那时交通不便，队长派了两个劳动力抬着受伤的父亲去很远的区医院。由于脚力太漫，时间太长，耽误了就医，再加上医院里的人才和技术有限，错过了很好的接骨时间。从此父亲成了瘸子，母亲哭得天昏地暗。
父亲住了半个月的医院被大伯和小叔抬回了家，一进家门父亲也没闲着，坐在生产队里的稻场上看看鸡，挣上一丁点工分，减轻家庭负担。一年之后父亲看着整天忙碌的母亲直掉眼泪，没有做过饭的父亲，担任家里的后勤，做饭，养鸡，喂猪等。生产队里双抢时，父亲半夜偷偷地爬起来去打草腰子（捆稻把子用的绳子），天亮时打了数百根，两手全是血泡，母亲心疼，责怪父亲任性，父亲见了母亲傻笑。队里捆稻的草腰子基本上都是出自父亲的手笔。既光滑又结实，捆稻把的叔叔们都说父亲打的草腰子耐用，队长把父亲每天三分工调成五分工，父亲乐得合不拢嘴，他觉得自己还管用。
好景不长，母亲为了多挣点工分，长年劳累过度，再加上大哥的离世，心里受到沉重的打击。拖跨了身体，在分大干户的头一年大年三十离开人世。父亲接连几天没有进食一粒粮，坐在椅子上，地下铺满了厚厚一层烟头，一夜之间变成一个小老头，苍白的头发，乱蓬蓬的胡须，红肿的眼睛，脸上浮肿，然后生了一场大病。一个月后，大伯和小叔准备给父亲安排后事，可谁知坚强的父亲还是强撑着爬了起来，为了我们，他强忍巨痛，从死神的手中挣脱出来，举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出家门。
这次不用去生产队里做工了，好在国家实行承包责任制的政策。父亲教哥哥姐姐如何去种地，他也没有闲着，把家里仅有一点存粮和别人交换了稻种。凭借自己多年种田的经验教我们如何浸泡种子，如何才能让那些发芽的种子不会坏死。一年下来我们家的稻田产量比别人翻一倍。许多人来请教，他毫不遮掩，全部托盘而出。
农闲时，他凭着自己是高中生，写一手好字，又懂得一些古理，常被人请去看看风水，写写祭文。有时，也有人搭谢送来一些钱财，父亲总是拒之门外，还不停地埋怨“都是乡里乡亲的，别太见外，我虽然残疾，只要能帮上大伙的忙，我就高兴。”
给人帮忙不收一文钱，父亲一下子就火了，请他的人越来越多，红白喜事，分家拆户的，买卖房子的等好多人都去请，父亲很开心。却引来少数人的嫉恨，甚至威胁。我的父亲砸了他们的饭碗。父亲无所谓，他把那些人的威胁当成笑柄。文革时期，父亲是地主成份，受到多少伤害。如今国家政策好了，法制健全了，还怕那些牛头马教吗？曾经都在别人的欺压下渡日，现在好不容易受人尊重他怎能放弃？就这样父亲一直忙到离开人世之前。这段时光是他最高兴，也是最荣耀的时刻。
而我却在父亲临走之前非要出去打工。连父亲的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记得是在我结婚之前的那年秋天。离中秋还有几十天，父亲躺在床上，精神时好时坏，情绪有点失控。我们在家时他很高兴，不在他的身边他很伤心。
哥哥姐姐总是陪着他说话，而我却不孝，嫌弃父亲咳嗽，吐痰太脏，说话总是唠叨，实在忍受不了，借故离开，谁知道我刚到某个城市工地，父亲病亡的电报就发了过来。那时候手机没有见过长什么样，电话少之又少。我失声痛哭，悔恨自己不该离开父亲的身边。父亲走了，和母亲在天上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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