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太武帝在重臣崔浩倡议之下，大举灭佛之后，北魏帝国久久未能平静，局势波谲云诡，杀戮带来的恐惧尚未消退，又一场可怕的杀戮降临了。
公元450年，太武帝拓跋焘下令诛杀股肱之臣崔浩，将其夷族，受到株连的还有崔氏的姻亲：范阳卢氏、河东柳氏和太原郭氏三大世族。
究竟何事惹恼了拓跋焘，竟让他对四个名门望族痛下杀手？
草蛇灰线，伏延千里。事情还得从北魏建国初说起。
北魏建国后，鲜卑族虽开始接触汉文化，但北方战乱不断，而北魏对外战争的主力是鲜卑人，鲜卑人世代从军，军武为业，没有时间去学习儒家经典，所以此时北魏仍是一个鲜卑文化浓重的国家：鲜卑语是官方语言，鲜卑服装处于“国服”地位，男子皆留鲜卑人的鞭发和髡发（参照契丹人）……鲜卑贵族入主中原后，与中原士族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心理隔阂，他们之间的文化交流并不是十分频繁，这时北魏鲜卑人仍旧带着一身“胡气”，崇尚武力，不通诗书，在面对中原士族时，他们总是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种轻蔑，然而掩盖在轻蔑之下的是自卑——内心中，他们也想像中原汉人一样，成为一个有着文化外衣包装的民族。
因缘际会，佛教出现在他们面前。鲜卑贵族惊喜地发现，这是一种可以寄托心灵的宗教，甚至可以与中原士族的儒道分庭抗礼！他们很快就放弃了原始的萨满信仰，摇身一变成了虔诚的佛教徒，用宗教信仰弥补了自己文化上的空虚。皇太子拓跋晃就是虔诚的佛教徒。
拓跋晃与一般的职业从军的鲜卑贵族不同，有充裕的时间学习汉文化，但他仍然选择佛教作为自己的信仰，恰恰反映了他身后一大批鲜卑贵族的诉求，他本人也因此而成为崇信佛教的鲜卑贵族的代言人。
然而，就在这些鲜卑贵族刚把佛经背熟时，崔浩却站了出来，在皇帝跟前嘁嘁喳喳一番，撺掇皇帝改信道教，最终，太武帝下令大举灭佛。一时之间，鲜卑贵族如丧考妣，纷纷请求皇太子拓跋晃劝谏皇帝，但皇太子的再三上书也不能让皇帝回心转意，灭佛烈火迅速蔓延。这些虔诚的佛教徒眼看着僧侣被杀、寺庙被毁、佛经被烧，却无能为力。
而后，他们把愤怒的目光投向了崔浩。
崔浩不但摧毁了他们的信仰体系，他站在汉人世家大族的立场上，将北魏所有家族分出高低贵贱，此举如果真正实施，将会导致一大批鲜卑权贵的地位一落千丈。崔浩这位汉族世家子弟，彻底得罪了鲜卑贵族，成为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
而在鲜卑贵族不喜欢崔浩的表象背后，其实是鲜卑贵族对整个汉人士族阶级的仇视，崔浩不过是站在了风口浪尖上。鲜卑贵族的这种心理，来自于他们与汉人士族阶级在文化上的隔阂，政治上的分歧，利益上的争夺。可是，他们又很清楚，自己是“外来户”，虽然不喜欢这些世代读书并掌握政治权力的世家大族，但想要在中原站稳脚跟，治理数以万百计的人口，又离不开他们。
离不开，又心存忌惮，鲜卑贵族的神经长期处于紧绷状态，他们活得很累。
然而如今有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可让自己高枕无忧，那就是：给这些汉族世家来一次沉重的打击，削弱他们的实力，让他们再无与鲜卑贵族争雄的可能！
就像崔浩将拓跋焘请出来镇压佛教一样，鲜卑贵族也需要皇帝出山，铲除中原世家大族。
很快，机会就来了。
眼见周边蛮族国家一个个灭亡，已经统一北中国的拓跋焘越来越飘飘然。这位武功赫赫的帝王完全有理由这样认为：在自己的不懈奋斗下，鲜卑族早已远离了刻木结绳的荒蛮时代，他和他的祖先一样，对这个国家居功甚！而任何一个伟大的王朝都应该著书立传，以便让后人清楚列祖列宗的奋斗史，让他们赞叹祖先的荣耀和伟大！
于是，太延五年(439年)，拓跋焘下令让崔浩主持编篡北魏国史，而且再三叮嘱他：务必秉笔直书，要根据实录如实记载本朝历史。
南北朝时，科举制度还没有诞生，此时的文人与隋唐以后的文人极为不同，对朝廷政权的寄生性不强。崔浩是高门大族，拥有大量政治和经济特权，出将入相是水到渠成的事，经济问题从来不用担忧。因此，他们有更多资本来为名节、抱负和信仰消费。
一心名垂青史的崔浩，组建了一个国史编篡团队，然后他们开始大量搜集拓跋家族的史料，事无巨细，都写进了《国史》。
《国史》的修订前后用了十年时间，算得上是皇皇巨著，修完之后，崔浩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满心欢喜地看着自己的大作，得意地笑了。对于一个传统文人来说，还有什么比完成一个王朝的史书更让人有荣誉感的？他迫不及待要让皇帝阅览这部伟大的史书。
但在太武帝拓跋焘亲自阅览《国史》之前，编纂小组中有两个人阿谀奉承，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劝说崔浩将《国史》刻在石碑上，又将这些石碑立在平城天坛以东，花费白银三百万两，建成一片规模宏大的碑林。
这样规模的修史工程，自然要引起一大批人围观，人们口口相传，参观的人越来越多，结果却是，这些慕名而来的鲜卑人越看越愤怒，而后纷纷咒骂崔浩。
崔浩有着中国传统文人的天真，所谓“给个棒槌就认针”，拓跋焘说过要秉笔直书，他就真的秉笔直书，什么都往上面写。
鲜卑拓跋氏的双手沾满鲜血，亲族相残之事屡屡发生，兄弟相残如拓跋珪杀拓跋仪，父子相残如拓跋六修杀拓跋猗卢，其他亲人骨肉相杀相害的事情更是层出不穷、不胜枚举。
除此之外，崔浩还秉笔直书了拓跋氏在婚姻上的“不检点”。草原游牧民族的婚姻制度极为混乱，老婆可以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开国皇帝拓跋珪父亲拓跋什翼犍身上就负着一个乱伦的疑案（抢夺儿媳逼死儿子）。对于崔浩这个汉人来说，这种丑闻简直匪夷所思，所以他难免站在中原汉人的立场上，以一种批判和嘲讽的语气将这些史实写进了《国史》。
崔浩一头埋进了创作快感之中，该河蟹掉的没有河蟹，该打码的也没有打码，用他的诚实扒光了拓跋鲜卑的衣服，而后扔在广场上，让天下人尽情观看。
站在石碑前看史书的鲜卑人先是吃惊，后是愤怒，最后是狂喜，他们终于拿住了崔浩的把柄！他们迫不及待地跑到拓跋焘跟前，痛斥崔浩大肆宣扬国家的阴暗面，所谓“暴扬国恶”，严重威胁国家公共秩序，影响恶劣。
拓跋焘勃然大怒，下令逮捕崔浩及所有参与编篡《国史》的官员，亲自审讯。
不明就里的崔浩到了皇宫，原本以为能得到皇帝的夸赞，却没想到皇帝劈头盖脸就是一通呵斥。因为不知道拓跋焘为何生气，所以在面对质问时，崔浩含含糊糊，闪烁其词，这让拓跋焘更加气愤。
而且，歪打正着，在审讯过程中，崔浩还供认了自己曾收受贿赂一事。这无疑是火上浇油，拓跋焘当即下令处死崔浩，《国史》编纂小组中凡秘书郎吏以下官员皆处死刑，并夷其五族。
崔浩在被押赴城南行刑时，有鲜卑士兵数十人在他身上撒尿泄愤，而且发出“嗷嗷”的欢叫之声，其情状惨不忍睹。崔浩作为贵族和文人受到这种凌辱，其内心中的屈辱感可想而知，由此可见鲜卑人对崔浩（中原士族）痛恨到什么地步。
这一事件，史称“国史之狱”，在此之后，北魏国内的汉人士族惨遭重创，一蹶不振。
“暴扬国恶”只是借口，削弱中原世家大族的势力，才是鲜卑贵族的目的。作为辅佐拓跋焘统一北中国的重要谋臣，崔浩对北魏的贡献很大，拓跋焘并不想杀掉他，他感激崔浩，内心深处充满了对崔浩的愧疚和思念。“国史之狱”事件之后没多久，一次拓跋焘北巡阴山，恰逢宣城公李孝伯病逝，这个人的死勾起了拓跋焘的哀思，失神之中，他对左右说道：“李宣城（孝伯）可惜。”自觉失言，随即改口：“朕失言。李宣城可哀，崔司徒（浩）可惜。”
哭的是崔浩，笑的是鲜卑贵族，哭笑不得的是拓跋焘。
然而，这些中原士族是不会断嗣的。中国两条大河养育了这群人，赋予了他们灵性和生机，他们的根牢牢地扎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总有一天，他们会枯木逢春，重放生机，开创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