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逸. 14.3 | 《蝇王》：少年儿童的政治秩序
拉尔夫成为孩子们的首领，来自戈尔丁对自发秩序的理解：一个外形好，给人安全感，被所有人认识，还有一件别人没有的“重器”的人，最容易成为首领。
和拉尔夫一样具有领袖魅力的杰克自带班底，这样的设定已经预示出将来的权力斗争。
岛上的那些“小家伙”，也就是年纪小的孩子们，是普通社会里的普通人的真实写照。他们乐于服从权威，对“政治”并没有很强的参与意识，喜欢被大集体紧紧包裹着的感觉，早已习惯了生活中的各种不适，一切自主的活动都显得“漫无目标、毫无意义”。
身份意识是羞耻意识的根，身份意识越淡泊，羞耻意识也就越微弱，各种形式的“面具”会对人的心态产生微妙而根本性的影响。作为“面具”的一种，制服的心理意义就是弱化一个人的个体身份认知，强化他的集体认同。
“怪兽”是不明危险的象征，人会自发地以宗教对抗“怪兽”，这就是人类一切宗教信仰的心理根源。
在原始社群里，诗歌和音乐既不是修身养性的艺术，也不是小情小调的玩具，而是沟通人神、协同部众的终极杀器。协同能力是群体生活的第一能力，一个部族的协同性越强，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也就越容易胜出。对协同性的偏爱是深深烙印在我们的基因里的，所以对多元化的宽容往往是不得已的结果，或者需要仰赖强悍的理性。
对篝火和猪肉的两难选择使经济问题只有政治解法。
越是严苛的生存环境，越容易产生强者操控的集权政治结构。
接下来是今天的正文。
（1）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架空小说
昨天留下的问题是：我们假定真有一个桃花源一样的与世隔绝的地方，并且，在那里生活的不是鲁滨逊这样三观成型的成年人，而是一些未脱天真的孩子，你以为他们会自然而然地形成《桃花源记》里边的社会形态吗？
这是英国小说《蝇王》（Lord of the Flies, William Golding, 1954）的情节设定，如果你没有看过这部小说，请千万不要百度，尽情根据霍布斯给出的情节线索设想一下，想想那些孩子究竟会创建一个怎样的社会。
《蝇王》出版于1954年，是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作者威廉·戈尔丁在1983年拿到诺贝尔文学奖，主要就凭这部小说。
戈尔丁是霍布斯的校友，也是从牛津大学毕业的。世易时移，戈尔丁时代的牛津大学已经不教经院哲学和亚里士多德了。戈尔丁原本主修化学，但只学了两年，终于遵从内心的召唤，改修文学专业，研究古老的英国史诗。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位文艺青年也太不考虑就业前景了，但理想主义者不会在乎这些。
“二战”爆发之后，戈尔丁参加了英国皇家海军，指挥过鱼雷艇，目睹过德军超级战列舰俾斯麦号被击沉的场面。战争期间的耳闻目睹、所思所想成为他战后小说创作的灵感源泉。这就见出他作为第一流小说家的功力：一般作家如果有了这样丰富的阅历，都会基于真实经历写作现实主义的故事，比如“伤痕文学”，最能感动那些有着同样经历的人，但戈尔丁能从个人阅历当中完全抽离出来，设计架空的背景，创造全新的情节。所以，哪怕你的阅历、时代、文化背景和他完全不同，也并不影响你对他的小说产生共鸣。从美学意义上说，越是抽象的，才越是世界的，而不是像我们经常听到的那样，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不，那只是混淆了“猎奇”和“共鸣”。
越是抽象的，越是世界的。只要我们沿着这个理路多想一想，就会想到在所有的艺术形式中，音乐是最抽象的。所以美学有一种主张，认为所有艺术形式都要向音乐靠拢。这是题外话，等我将来讲到美学的时候再仔细说。
话说回来，《蝇王》就是一部标准意义上的架空小说。我们今天的架空小说已经被俗文学彻底占领了，所以很难想象一部架空小说也能登大雅之堂，拿诺贝尔文学奖。
《蝇王》首版封面（Lord of the Flies, William Golding, 1954）。“蝇王”源自希伯来语，是“丑恶”或“万恶之首”的意思。这本书曾被21家出版社退稿，结果成为英国当代文学的典范。
（2）《蝇王》故事的初始设定
前几年热播的美剧《迷失》，初始设定就是从《蝇王》学来的。你也许还记得《迷失》一开始的场面：一架飞机坠毁在一座无名岛上，飞行员死掉了，但乘客们幸存下来，这些素昧平生的人该怎么应对这个变故，怎么组织起来在这个全新的环境里生存，这就是故事最初的悬念。
《蝇王》正是这样开始的，核心区别只有一点：幸存者里边没有一个成年人，全都是孩子，小的只有五六岁，最大的也不过十几岁。
最先出场的人物是温和的拉尔夫和一个胖嘟嘟的、有哮喘病的、外号叫猪仔的孩子。拉尔夫捡到了一只漂亮的海螺，把它像号角一样吹响，所有的孩子们就从四面八方聚集过来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队穿着唱诗班制服的孩子，他们虽然像其他人一样狼狈，但在班长杰克的带领下，竟然保持着良好的秩序。
面对这样的处境，孩子们会有怎样的反应呢？会不会嚎啕大哭，会不会惊慌失措？不，这都是多虑。事实上，他们发现岛上是一个没有大人的世界，或者说，没有大人管束的世界，他们首先感到的就是兴奋。
但他们很快就意识到，没有了大人的管束，就该自己管自己了。怎么管呢，就从登记姓名、选举首领开始。小说这样写道：
「选举这个玩意儿几乎就像螺号一样讨人喜欢。杰克提出异议。原先，大家只希望有个头头，现在却因为拉尔夫自己的主张而吵吵嚷嚷进行选举。谁也弄不清其中的缘由。哪怕在猪仔身上体现出不少的聪明和智慧，显而易见，最适合于当头头的还是杰克。然而，拉尔夫泰然自若地坐着。他那沉着冷静的态度十分引人注目，还有他那高大的身躯，迷人的外表。最不为人们所洞察而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那螺号了。吹过螺号的人，将这精巧的东西放于膝间、在平台上静候他们的人，此时显得与众不同。
“选他，拿螺号的！”
“拉尔夫！拉尔夫！”
“选拿螺号的当头头！”（龚志诚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这是一段很耐人寻味的描写。在儿戏一般的选举里，候选人其实只有两个：一个是杰克，因为他毛遂自荐；一个是拉尔夫，因为他是吹响号角，和所有人都发生关联的人，而且外形突出，又有一只散发着权杖魅力的号角给他加分。杰克事实上更强悍，更有领袖魅力，但除了唱诗班的孩子，其他人还都不认识他。所以拉尔夫赢得选举可谓顺理成章，但矛盾也就在这时候埋下了种子。
如何安慰杰克，这是拉尔夫成为首领之后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杰克不是那种自甘人下的人，何况还自带了一个班底。于是拉尔夫授权杰克仍然做唱诗班的统帅，只不过唱诗班不再是唱诗班了，而要变身为一队猎手。这也就意味着，拉尔夫虽然做了政治首脑，但军队掌握在杰克手里。这就是霍布斯最担心的主权分割。没有军队的主权者处境危险，他处在人人觊觎的位置上，却没有任何力量来保住自己的位置。
（3）小家伙和大孩子
拉尔夫和杰克，还有一名叫西门的同伴，一起到远方探险，为的是探明这片神奇土地的地形地貌。当他们登上制高点，发现这里真的是一座岛的时候，拉尔夫的一句话宣示了主权：“这是属于我们的。”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首先是打猎，然后是定规矩。定规矩显得格外重要，因为这些孩子说起话来争先恐后的，很快就乱成一团。所以，谁要发言，必须像在学校里那样先举手，等拉尔夫把螺号交给他，他才获得发言的资格。并且除了拉尔夫，谁也不能打断别人的发言。
定规矩不难，要让大家遵守规矩就太难了，现实世界里不断冒出来的真实的困难使这些孩子狼狈不堪、矛盾丛生。但无论如何，他们活下来了，还渐渐形成了秩序。故事这样写道：
「年纪小的孩子都被统统称为“小家伙”。从拉尔夫以下，个个身材都逐渐瘦小了。大孩子和小家伙活动范围泾渭分明，只有西门、罗伯特和莫里斯介于两者之间。那些六岁左右真正的小家伙，过着一种独特而又紧张的生活。他们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吃，把够得着的果子摘下来，不在乎它是否熟透可口。他们已习惯于肚痛和慢性腹泻。在黑夜中，他们担惊受怕，挤成一团，以求安慰。除了吃睡之外，他们有时间在粼粼海水边缘的白色沙滩上漫无目标、毫无意义地玩着。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倒没有那么经常地哭着要妈妈。他们已经晒得全身黝黑，肮脏不堪。他们服从螺号的召唤，部分因为是拉尔夫吹的，他有成年人的身材，足以与成人世界的权威相联系，部分是因为他们喜欢集会，把集会看成一种乐趣。但是，除此之外，他们很少过问大孩子们的事情，自己过着富于强烈情感色彩的群体生活。」
引述完毕。这个情景虽然不是我们日常能见到的，却使我们有很强烈的熟悉感。因为这些“小家伙”，其实正是普通社会里的普通人。他们乐于服从权威，对“政治”并没有很强的参与意识，喜欢被大集体紧紧包裹着的感觉，早已习惯了生活中的各种不适，一切自主的活动都显得“漫无目标、毫无意义”。
大孩子们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猪仔最是“忧国忧民”，却很少被人重视；拉尔夫已经被管理工作折磨得心力交瘁，他毕竟肩负不来这份连成年人都会感到棘手的任务；只有杰克在狩猎野猪的过程中享受到饱满的成就感，而且对杀戮产生了一种微妙的迷恋。
（4）面具的魔力
为了在狩猎的时候更好地隐蔽自己，杰克巧妙地利用了不同颜色的涂料：“他把一边脸颊和一只眼窝涂成白色，另一边涂上红色，并用木炭从右耳根到左下巴划出一条黑杠杠。”这样一种功能性的伪装竟然影响到他的心智，当他看到自己的脸孔在水中的倒影时，戈尔丁用尖锐的笔法写道：“令他惊讶的是，他看到的不是自己，而是一个可怕的陌生人。他泼掉水，跳起来，激动得哈哈大笑。在水塘旁边，他那筋骨突出的身躯撑着一个面具，既引人注目，又令人生畏。他开始手舞足蹈起来，他的笑声变成嗜血的狂叫。他跳着走近比尔。这副面具是个独立的东西，他在面具的背后隐藏着，已经没有羞耻感，也没有自我意识。”
这番话道出了面具对人的微妙影响。戴上面具，不仅意味着字面意义上的“不要脸”，也意味着引申意义上的“不要脸”。之所以会有这种效果，是因为个人形象和这个人在社群当中的排序高度相关，而每个人对社群排序都有着发自本能的敏感。拉尔夫的排序高，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整体形象好，猪仔恰好相反，他是所有孩子当中最明智、最有理性的一个，但排序偏偏很低，可以说完全吃亏在整体形象上。隐去了脸，给人的感觉就是隐去了身份，从此不必为所作所为担负任何责任。当然，如果要做露脸的事，肯定先要摘掉面具。但即便是一个人很清楚别人透过面具也能认清自己，他依然会觉得面具之下的自己少了很多心理负担。
身份意识是羞耻意识的根，身份意识越淡泊，羞耻意识也就越微弱。在现代社会生活，虽然不可能真的戴上面具或者把脸涂花，但面具的变种依然存在，最常见的就是制服。
从坏的方面看，周星驰电影里那个斧头帮就是典型。黑社会要拉人入伙，必然会面临一个难题：有些人就是良知未泯，狠不下心干坏事。怎么解决这个难题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给组织成员定做统一制服，让他们从此不再是作为个体的“我”，而变成“我们”当中的没有面目的一员，变成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
制服的心理意义，就是弱化一个人的个体身份认知，强化他的集体认同。我们看斯大林时代的苏联，那是集体主义意识最强化，个体身份认同最弱化的时代，整个国家的人，不但穿着打扮高度一致，就连发型都只有很少数的几种。
从好的一面讲，那些讲求组织秩序的机构会给员工定做统一制服，讲求创意的机构就反其道而行，让大家自由着装，自由装饰自己的办公位，借此强化每个人的个体身份认知。如果你要去的某个场合让你紧张，那么你就尽可能穿得和大家一样。
在《蝇王》的孤岛天地里，杰克第一个发现了面具的妙用，然后他的所有手下全都有样学样，就这样形成了一个统一着装的暴力帮派，文明的约束力终于在他们身上失效了。
（5）宗教的诞生与诗歌的魔力
杰克和他的狩猎队越来越“能征善战”了。他们用自制的标枪围捕野猪，为大家提供了最诱人的肉食。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在原始的境况里，狩猎大型动物最需要的是什么？
当然，是高效有序的配合，是生死与共的伙伴精神。
那么，怎样获得这样的特质呢？
那些孩子不停地谈论着狩猎的经过，游戏一般的杀戮让他们既紧张又兴奋。说着说着，就会有人模仿起野猪临死时候的样子，其他人自发地围拢过来，装着打他、杀他的样子，唱起一首简单的歌：“杀野兽。割喉咙。血飞溅。”游戏有时候使人兴奋过度，以至于下手没轻没重，让那个扮演野猪的孩子当真吃了不少苦头。
但也有杰克他们对付不来的东西，那就是人人谈虎色变的怪兽。
怪兽究竟是真实存在还是来自小家伙们的梦中想象，这曾是一个很多天来都悬而未决的问题，直到拉尔夫和杰克一起亲眼目睹了它的狰狞。所谓亲眼目睹，其实只是一瞬间的事情，究竟是所见不虚还是杯弓蛇影，并不容易确定。目击者本人自然没有这么冷静的怀疑精神，他们在胆战心惊中接受了这个现实。
在这样一座小岛上，如何与怪兽共存，这是一个很让人揪心的问题。当杰克带领狩猎队再次猎杀了一头野猪之后，他命人把一根木棍两头削尖，一头插进石缝，然后：
「杰克举起猪头，插在木棍的尖端上面，往下压，棍子从柔软的喉头一直穿到猪嘴。他往后站着，猪头就在那里挂着，鲜血顺着木棍流下。
孩子们也本能地往后退。森林一片寂静。他们谛听着，最大的声音莫过于苍蝇围着野猪的内脏噬血发出的嗡嗡声了。
杰克轻声地说：“把猪抬起来。”
莫里斯和罗伯特用木棍叉住猪身，把沉甸甸的躯体抬起来，立正待命。周围死一般的寂静。他们站在干血堆上，突然变得鬼鬼祟祟。
杰克大声道：“猪头是留给怪兽的。这是一件礼品。”
寂静接受了礼品。孩子们畏惧起来。猪头依然在那里，眼睛黯淡。猪嘴稍微裂开，似乎在微笑，牙齿间的污血正在变成黑色。孩子们一下子拼命跑开，穿过森林，朝着开阔的沙滩奔去。」
引述完毕。这段情节，描绘的正是原始宗教的诞生过程。接下来，在一个暴风雨之夜，更有宗教意味的事情发生了：猎手们不安地望着天空，焦躁的情绪愈发蔓延开来，孩子们开始乱跑、尖叫。杰克召唤大家跳舞，人们纷纷跟来了，围成圆圈，边跳边唱。有人扮演野猪，有人扮演猎手。他们的动作越来越有规律，歌声也越来越有节奏。这里有一句话堪称点睛之笔：“有些小家伙开始另围一圈，然后一圈又一圈地补充进来，似乎圆圈的重复本身可以确保安全。一个单一的有机体在搏动，在踩踏。”
于是，每一个作为个体的人，在歌声的节奏和舞蹈的韵律当中，融为了一个集体，而这个集体并不是所有分立的人的统称，而是“一个单一的有机体”。换言之，所有人变成了一个人。如果人们不断以这样的仪式化身为一个人，使自我意识泯灭，族群意识加强，那么高效协作也就不难达成了。如果你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你写得一手朗朗上口、铿锵有力的诗歌，你就有了大祭司的能力，可以调动所有人的情绪，强化所有人的战斗意志，使所有人在迷狂的状态里消弭了对怪兽的恐惧。
是的，在原始社群里，诗歌和音乐既不是修身养性的艺术，也不是小情小调的玩具，而是沟通人神、协同部众的终极杀器。协同能力是群体生活的第一能力，一个部族的协同性越强，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也就越容易胜出。对协同性的偏爱是深深烙印在我们的基因里的，所以对多元化的宽容往往是不得已的结果，或者需要仰赖强悍的理性。
诗歌和音乐在本质上是属于感性的，它们的原始功能就是消除理性的干扰，因为理性总会强化一个人的个体意识和怀疑精神，而这些都是使人陷入孤单和恐惧的生存大敌。所以，在孤岛的歌舞里，即便是猪仔和拉尔夫这样的“理性主义者”，也不由得受到非理性狂热的吸引。戈尔丁写道：“猪仔和拉尔夫，面临空中雷雨的威胁，发现自己渴望在这个极度疯狂而又稍为安全的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为能接触由棕色脊背围成的栅栏而感到高兴，因为栅栏将恐惧围住，使它服服帖帖。”
他们唱的歌只有简单的三句，歌词是：“杀野兽。割喉咙。血飞溅。”我们从英文原文里边更容易体会它的韵律感：“Kill the beast! Cut his throat! Spill his blood!”你可以回忆一下第4周讲《诗经》的内容，诗是如何具有巫术渊源的。《诗经》里边有许多叠字和反复，虽然比“杀野兽”这三句美丽很多，但底层逻辑并无二致：重叠和反复最便于集体歌舞，如果唱的是“ 爱是一朵六月天飘下来的雪花还没结果已经枯萎”这种词，大家就不可能唱得齐了。
个体融入集体，这就相当于一群小孩子合并成一个巨人。让我们回忆一下上周讲过的《利维坦》首版的扉页插图，千万国民聚拢成一个头戴王冠，手指利剑与权杖的巨人，那个巨人就是利维坦。
在《蝇王》孤岛上的“利维坦”里，原始宗教的仪式狂热使所有人丧失了理智。于是，当一个落单的孩子西门踉踉跄跄地闯进来后，孩子们立即把他当成怪兽，用舞蹈的圆圈围拢着他，棍棒纷纷落下。西门的逃窜更加激发了孩子们的野性，他们用石头砸他，用牙齿撕咬他，竟然真的杀死了他，却没有人觉得自己杀了人。
这样的情节并非来自凭空想象。在古希腊的传说里，游吟诗人俄耳甫斯因为永失所爱，整日陷在悲伤里不能自拔，拒绝了一切女人的示好。三年之后的一天，女人们开始庆祝酒神的狂欢节，而那位忧伤的歌者坐在冰冷的青石板上，仍然低吟着怀念亡妻的哀歌。这实在触怒了酒神的女祭司们，她们疯狂地用石头砸死了他，把他的尸体撕扯得粉碎，把他的头颅和竖琴丢进了河水。
而在传说背后，俄耳甫斯很可能就是一位原始神秘教的祭司，无缘无故地惨死在女人们的仪式狂热里。酒神的女祭司是古希腊神秘教里既魅惑又恐怖的人物，等我今后讲到尼采的名著《悲剧的诞生》，我们还会遇见这些女人。
（6）经济学规律的为难
在原始生活里，理性究竟有多大作用，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农耕民族最需要理性，因为春种秋收太考验人的耐心。为了在遥远的秋天能有收获，必须早早地在春天付出辛勤的汗水，而那些种子明明可以直接用做当下的口粮以解燃眉之急。《蝇王》孤岛上的孩子们就遇到了这个问题——拉尔夫最关心的是篝火，因为只要篝火不灭，路过的船只就很容易发现他们，这是全体获救的唯一方案。
但是，要维护篝火并不容易，它需要专门的人手，而这些人恰恰又是狩猎队急需的。人力资源的天平应当向哪一边倾斜，要更可靠的篝火还是要更多的猪肉，这是一个严峻的经济学问题。
如果拉尔夫有一点经济学知识，他就会知道这是一个“生产可能性边界”的问题。这座孤岛上，生产潜能的极限就明摆在这里，更多的篝火就意味着更少的猪肉，反之亦然。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第二章“经济组织的基本问题”的卷首引述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一句名言：“人们制造的每一支枪，下水的每一艘军舰，发射的每一枚火箭，从最终意义上讲，都意味着对忍饥挨饿的人们的盗窃。”
是的，这就是所有经济组织都要直面的基本问题。我们一般在经济学教科书上看到的关于“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内容，大多用黄油和大炮举例。有限的资源到底该拿来生产更多的黄油，还是生产更多的大炮，这是很让人纠结的事情。但是，具体在《蝇王》的孤岛上，事情还要复杂得多。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应该如何计算，又应该如何平衡呢？如果少吃肉，或者吃不上肉，那么每天的日子都很难捱，而就算篝火被保护得再好，天知道何年何月会有船只路过呢？但如果为了吃肉而牺牲篝火，就等于彻底放弃了获救的机会，这显然是无法接受的。
把问题简化一点来看：猪肉很容易估值，但如何给篝火估值呢？即便假定每个孩子都运用十足的、成年人一般的理性来思考这个问题，换言之，即便他们都是标准意义上的理性人、经济人，他们对篝火的估值也一定会千差万别。如果说这些千差万别的估值方案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任何人的任何估值都没有任何扎实的依据。
即便我们换一个思路，不考虑孩子们的理性与否，只考虑在这种情境下，哪种方案才是正确方案，我们照旧不会得出可靠的答案，因为没人算得出附近有船只经过的概率，就连“大约”的估计也估计不出。
没法给篝火估值，也就没法用篝火给猪肉定价。如果用科斯定理的思路，把篝火私有化，其他人可以自由地用猪肉来交换篝火主人的劳动，但显而易见的是，搭便车会成为每个人的明智选择——只要有一个人“缴足费用”，篝火就会自动为每个人服务，它属于灯塔一样的公共物品。
经济问题于是只能有政治的解法，结果这个两难问题导致了拉尔夫的篝火派和杰克的猪肉派的分裂。谁会赢得更多的支持，其实不难想见：当香喷喷的烤肉端出来的时候，没有几个人抗拒得了“眼前利益”的诱惑，篝火马上变成了冷冰冰的、无关痛痒的远景。
即便在理性上意义上，这或多或少也算是一个贴现率的问题。同样是一块钱，但今天的一块钱比明天的一块钱价值更高。《庄子》讲的那些“朝三暮四”的猴子就很懂这个道理，所以它们宁愿朝四暮三，而不愿朝三暮四，反而是自诩聪明的人类没有搞懂，白白嘲笑了猴子两千多年。而在心理学意义上，诉诸原始本能远比诉诸理性更能够打动人心。所以篝火派只剩下4个人——拉尔夫、猪仔和一对双胞胎兄弟，而其他所有人，全都追着烤肉的香味去了。
（7）结局
局面越发不可收拾。杰克一伙偷袭了拉尔夫的营地，偷走了猪仔的眼镜——那是岛上唯一可以用来生火的工具。拉尔夫四人去找杰克理论，结果双胞胎兄弟被俘，在一顿拷打之下“识时务者为俊杰”去了，猪仔被杰克阵营里的二把手罗杰用巨石机关砸死，拉尔夫被杰克一党当做野猪一样搜捕。
罗杰其实完全没有杀掉猪仔的必要，但他还是下手了。杀戮的快感使他的野心膨胀。当他从杰克身边走过的时候，戈尔丁写道：“罗杰从首领身边侧身而过，仅仅肩膀没有撞着他。”
逃亡中的拉尔夫花了很长时间才终于使自己相信，杰克一党真的要置自己于死地。猎手们全部用颜料涂抹了脸颊，高歌狂舞，反复唱着“杀野兽，割喉咙，血飞溅”，而他们围捕的“野兽”曾经是他们的同伴、头领，并且，是一个和他们一样来自文明社会的孩子。
猎手们手持两端削尖的标枪，甚至燃起林火。拉尔夫终于逃不掉了。在越逼越近的喊杀声里，他摔倒在海滩上，不住地打滚，然后趴下来，举起手臂护住要害，准备喊出求饶的话。
但是，预想中的惨剧并没有发生。当拉尔夫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准备经受更多的恐怖时，却看到了一名海军军官和他身后的一艘快艇。
原来是林火吸引了一艘英国军舰的注意，救援者终于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出现了。
军官看着狼狈的拉尔夫，又看了看不远处的猎手们，还误以为他们在玩着什么游戏，误以为意图烧死拉尔夫的林火是孩子们发出的求救信号。过了好一会，他才发现岛上的局面并不像自己一开始想象的那样单纯。故事的结局是这样的：
「军官问拉尔夫：“我们看见你们的烟火。可你不知道你们究竟有多少人吗？”
“不知道，先生。”
“我原以为，”军官一边想象摆在面前的搜索任务，一边说道，“我原以为，一群英国小孩——你们都是英国的吧——总会表现得好一些——我是说——”
“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拉尔夫说，“可是后来——”他顿了一下说：“我们那时候还在一起——”
军官表示理解地点了点头：“我知道，表现得不错，就像《珊瑚岛》一样。”
拉尔夫呆呆地望着他，霎时脑海中掠过一幅曾经在海滩上出现的迷人景象。然而现在，海岛犹如死木，上上下下全被烧焦。西门死了，杰克已经……想到这里，辛酸的眼泪直往下流，使他抽噎不止。自从踏上这座小岛以来，他第一次放声痛哭。痛苦、悲伤阵阵涌上心头。他泣不成声，浑身抽动。面对这座黑烟滚滚，将要化成焦土的海岛，他的哭声越来越高。在这种悲痛气氛的感染下，其他小孩子也抽搐、啜泣起来。蓬头垢面的拉尔夫站在他们中间，为人失去天真，为人心的邪恶，为正直聪明的朋友猪仔死于非命而悲伤。
军官被这些呜咽声、痛哭声所包围，感动得有些不知所措。他转过身去，好让孩子们有时间平复情绪。他等待着，目光落在远处那艘装备齐全的快艇上。」
全书就此结束。这样的结尾，是古希腊戏剧的经典模式：人间的惨剧实在无解了，天神出场，轻轻松松解决难题。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军舰没有出现的话，岛上会变成什么样子？
拉尔夫一定会被杀掉，这是毫无悬念的。接下来，那场林火会烧掉岛上的一切，从此吃饭只能靠水，治病只能靠气功了。新的困境会动摇杰克的领导权，罗杰有望借机上位。但上位之后还能有什么作为呢？他很可能会找个或神圣或迷信的理由杀掉一大批人，诸如向怪兽奉献人牲之类的，以减少人口的方式来降低资源消耗，熬到草木复生的时候。在这段苦熬的艰难时世里，最有捕鱼天分的孩子也许会威胁到罗杰的领导权。如果顺利的话，他会取代罗杰成为第四代领袖。
越是在严苛的、可控性弱的环境里，人们越容易向强者靠拢。第一代领袖拉尔夫并非真正的强者，他是借着一点天资、很多幸运和文明社会的习俗才当上了首领。当生存处境真的降低到“自然状态”的时候，杰克那样的强者注定会取拉尔夫而代之。在权力的新旧交替之际，确实发生了霍布斯预言的两个主权者之间没有底线的战争。
严苛的环境导致强者的集权，这在军队和海船上表现得最突出。
行军打仗，时时处处都可能生死攸关，军官的权威只要稍稍动摇，凝聚力和战斗力就会瓦解。航海一度也是一种危机四伏、不确定性极高的事业，所以船长就是天神一般的存在，掌握着生杀予夺的权柄。
戈尔丁恰好还写过航海小说三部曲，题为《前往世界尽头》（To the Ends of the Earth），前几年还被搬上银幕，主演是在中国知名度很高、人称“卷福”的本尼迪克特·康巴斯奇。故事发生在19世纪，一位年轻的英国贵族塔尔伯特乘船从英国前往澳大利亚，一路记载所见所闻，将船长的无限权力写得淋漓尽致。故事的重点却不在这里，而是在船长的无限权力之下，船员们如何发泄人性最底层的邪恶与野性。种种令人不忍直视的内容，经由塔尔伯特这个涉世未深却有着良好教养的贵族青年记录在案，尤其见出文明与野蛮交织时候的怪异张力。
我们似乎可以认定戈尔丁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相信人性本恶，而恶人创造不出好世界。“二战”的疮痍既是他文学灵感的源泉，也是他哲学观念的依据。诺贝尔委员会给他的授奖理由是：“他在小说中以清晰的现实主义叙事手法和变化多端、具有普遍意义的神话阐明了当代世界中人类的状况。”
但戈尔丁本人不太愿意被贴上悲观主义者的标签。他在获奖词里有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当我把世界视为一个由科学家们构筑起来的、受一套套规章制度操纵、不断一成不变地重复的世界时，我就成了悲观主义者，臣服在万能的‘熵’神脚下。而当我考虑到科学家们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的作用时，我又成了个乐观主义者。”
如果这是某种辩解的话，这样的辩解很是显得无力，似乎只有前半段才是可靠的事实，后半段只是说出了美好的希望罢了。霍布斯会因为戈尔丁的前半段话把他引为知己，因为那段话里隐隐道出了机械决定论的意思，而霍布斯恰恰就是一个机械决定论者。
如果宇宙是一架超级机器，是受一些人们已知与未知的物理法则支配的，那么作为宇宙当中的一员，人难道会例外吗？如果我们的意识与行为都是某种“运动”，那么这种“运动”难道不受因果律的主宰吗？更进一步的问题就是：人究竟有没有自由意志。
这是哲学史上的一个经典问题，而到了今天，哲学对它已经无能为力了，物理学和神经科学把接力棒一分为二，继续向前探索。缺乏现代知识的霍布斯在这个问题上算是温和派，认为自由意志和决定论可以相容。但要使这种观点自圆其说是相当不易的。这种老大难的问题，我就不在这里展开分析了，等讲到佛学的时候再说。
话说回来，我们假想中的霍布斯向假想中的老子展示了《蝇王》的世界，以作为《利维坦》的一则佐证。老子会如何回应呢？
老子会说：“《蝇王》的结尾，那位海军军官不是提到了《珊瑚岛》这本书吗？所以，霍布斯先生，既然同属你们英国绅士的审慎想象，拉尔夫和杰克他们为什么就不能活成《珊瑚岛》那样呢？我很清楚，《蝇王》是专门针对《珊瑚岛》创作出来的，就连人物的名字都故意和《珊瑚岛》一样。在我看来，无论是戈尔丁的《蝇王》还是你的《利维坦》，都不过是悲观主义者的悲观幻想罢了。你为什么就不能多读一些《珊瑚岛》那样更有现实色彩的、充满真善美的故事呢？”
霍布斯只是摇头：“你有《珊瑚岛》，我还有《动物农庄》呢。来吧，让我们进入下一回合！”
今日思考
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告一段落吧，我想留给你一个新奇一点的思考题：如果由你来设计一个孤岛生存的故事，要求是“必须合情合理地编出幸福的结局”，你觉得故事的核心要素应该是什么呢？
今日得到
就到这里吧，现在又是我们回顾知识要点的时候了。今天我们梳理完了戈尔丁《蝇王》的全部情节，要点有这样几个：
拉尔夫成为孩子们的首领，来自戈尔丁对自发秩序的理解：一个外形好，给人安全感，被所有人认识，还有一件别人没有的“重器”的人，最容易成为首领。
和拉尔夫一样具有领袖魅力的杰克自带班底，这样的设定已经预示出将来的权力斗争。
岛上的那些“小家伙”，也就是年纪小的孩子们，是普通社会里的普通人的真实写照。他们乐于服从权威，对“政治”并没有很强的参与意识，喜欢被大集体紧紧包裹着的感觉，早已习惯了生活中的各种不适，一切自主的活动都显得“漫无目标、毫无意义”。
身份意识是羞耻意识的根，身份意识越淡泊，羞耻意识也就越微弱，各种形式的“面具”会对人的心态产生微妙而根本性的影响。作为“面具”的一种，制服的心理意义就是弱化一个人的个体身份认知，强化他的集体认同。
“怪兽”是不明危险的象征，人会自发地以宗教对抗“怪兽”，这就是人类一切宗教信仰的心理根源。
在原始社群里，诗歌和音乐既不是修身养性的艺术，也不是小情小调的玩具，而是沟通人神、协同部众的终极杀器。协同能力是群体生活的第一能力，一个部族的协同性越强，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也就越容易胜出。对协同性的偏爱是深深烙印在我们的基因里的，所以对多元化的宽容往往是不得已的结果，或者需要仰赖强悍的理性。
对篝火和猪肉的两难选择使经济问题只有政治解法。
越是严苛的生存环境，越容易产生强者操控的集权政治结构。
万维钢 日课219丨权力带来的脑损伤
咱们先来做个小测验。假想你现在是跟一屋子人在一起，每个人都要在自己的额头上写一个字母，要让互相都能看见各人头上的字母是什么。
你要在自己额头上写的，是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 E ”。当然我们只是一个假想的实验，你不用真拿笔写，自己用手指比划一下就可以。现在给你三秒钟时间。
好，写好了。
这个“E”，其实有两种写法。一种写法是用自己的视角看，那么“E”的那一竖就写在你的左手这边。另一种写法是考虑到别人的视角，那么那一竖就要写在你的右手边。你是怎么写的呢？
如果你用的是第二种写法，说明你非常善于从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是一个可贵的品质。咱们专栏星期日刚刚总结了“ 精英的智慧 ”。我们知道，能够考虑他人的观点，跳出自己的视角，恰恰是智慧的特征。
但如果你用的是第一种写法，那可就厉害了，可能你是个“有权力”的人，也许是个领导。2006年一项研究发现，感觉自己有权力的人，按照自己视角写“E”的可能性，比一般人高三倍。
但是你先别高兴，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我今天要说的是七月份这期《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权力导致脑损伤”（ Power causes brain damage ），作者是媒体人杰里·尤西姆（Jerry Useem）。
这篇文章是个研究综述，它说的是权力、哪怕仅仅是一点“权力感”，都会妨碍我们大脑的一项重要功能，那就是从别人角度考虑问题的能力。
对别人的情感和想法感同身受，是人的一项重要社交能力。比如给你看一张照片，你能不能判断出照片里人物的喜怒哀乐；让你主持一个会议，你能不能猜测同事们会怎么理解你说的某一句话。有这样的能力你才能把人协调好，你显然也更适合当领导。
可是问题在于，等你当上领导，获得权力以后，你就会慢慢失去这个能力。下面这张照片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一个场景，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什到现场观战。他展示了一面美国国旗，表示自己非常爱国非常自豪 —— 但是从我们的角度看，他把国旗拿反了。身为总统，小布什只考虑了自己的角度。
这就是权力的傲慢 —— 或者从脑科学角度，这是权力的愚蠢。
人脑，和其他灵长类动物，以及一些鸟类的大脑中，有一种“镜像神经元”。这些神经元的作用是让我们在大脑中模拟别人的行为。比如看到别人做一个动作，我们会不自觉地把自己当成是他，在大脑里假想自己也做相应的动作。
镜像神经元是我们能对别人的遭遇、情感、想法感同身受，以及互相模仿学习的关键。你快乐所以我快乐，你痛苦我也痛苦，你做一个什么技术动作我看一遍也会了 —— 这些基本上就是心理学家说的“共情” —— 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我们才能良好地合作。
但是权力感会损害这个能力。有人做实验，事先把受试者分两组。第一组先回忆各种自己说了算的场景，第二组没有这个回忆过程。然后让全体受试者观看一个人用手挤压一个橡皮球的视频，同时扫描他们的大脑。结果第二组人的镜像神经元工作正常，他们大脑中做挤压球动作的相关区域有强烈活动 —— 请允许我打个比方，这就好像你看一段色情视频，自己大脑中的相关区域也会有反应一样。而第一组，也就是事先调动了“权力感”的这一组，就没有这么强烈的反应。
请注意，这两组人在实验之前并无区别，分组是随机的。也就是说，哪怕仅仅用回忆唤醒自己的有限的权力感，都能妨碍我们的共情能力。
那如果一个人长期拥有权力，他的大脑就有可能受到决定性的损伤。尤西姆举了个例子。美国富国银行的前任 CEO 约翰·斯顿夫（John Stumpf），因为纵容员工制造假账户，被叫到国会作证。面对多个议员的质询，这位 CEO 完全没有表现出歉意和懊悔，也没有表现出特别自信和傲慢，而是一种……很茫然的表情。他好像根本不明白自己做的哪里不对。
这种情况一点都不罕见。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苏珊·菲斯克（Susan Fiske）说，权力会让我们不再关注别人有什么微妙想法。当然这在某些情况下是必须的，你要做的是大决策，肯定要忽略一些无关的信息，正所谓“杀伐果断”。但是时间长了，你可能就什么信息都听不进去了，自己想怎么干怎么干。你会越来越冲动，越来越盲目，做决策不顾风险。
前面那位斯顿夫 CEO，要求员工给每个银行顾客做8个账号 —— 因为“eight”和“great”押韵！这不就是中国暴发户们喜欢的“8就是发”的美国 CEO 版吗？
说白了，当官当久了会把人变傻。
那怎么才能避免这个脱离群众的情况呢？我能不能既拥有权力，还对周围事物保持明察秋毫呢？
这比较困难。加强一下思想和政治学习，提醒自己时刻不忘本色，似乎根本没用。有人做类似的实验，特别提醒受试者“镜像神经元”的重要作用，让受试者主动体察别人的想法，但实验结果并无好转。只要你有权力感，你就会有相应的毛病。
想要有敏锐的感知，你就必须去掉权力感。
一个办法是回忆自己经历过的无助时刻。比如说有一项研究，发现那些小时候经历过生死攸关的自然灾难的人，如果是身边有人死了而他幸存下来，那么他要是当上 CEO，做事会更谨慎一些。不过另一项研究更有意思 —— 如果你经历过灾难，但是没有什么人死，那你当上 CEO 之后反而会更愿意冒险！
最好的办法，则是身边能有一个人，时刻提醒你，你只是个普通人。
百事可乐的一位女 CEO 说，当年她第一次进入公司董事会，非常自豪，赶紧回家告诉妈妈这个消息。结果她一进门，妈妈看见她这一脸得意的样子，说“家里没有牛奶了，你去买桶牛奶回来。”她灰溜溜地去买了牛奶，回来妈妈跟她说，别把你那个王冠带到家里来。
罗斯福总统有个幕僚也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别人都管总统叫总统，他坚持对总统直呼其名，叫“富兰克林”。丘吉尔的提醒者是他老婆。大权在握的丘吉尔表现出一点傲慢无礼，老婆就给他写信，说“亲爱的温斯顿，我注意到你的举止越来越坏，不像是以前那么好的你了。”
我们平时观察，有些领导的决策简直不可理喻。一开始你可能觉得他这么做肯定另有深意，是我们普通人不能理解的。但是时间长了，你发现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想一出是一出，有多少反对意见都置之不理，逼急了还跟你直接对抗。
现在我们知道，是这人的脑子坏了。
| 由此得到
今天说的是“傲慢综合征”。权力感会损害人的共情能力，使我们不能体察别人的想法和感受，变得刚愎自用。权力是个好东西，但“权力感”不是。主动消除权力感非常困难，最好的办法是身边有个分分钟就能把你打回原形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