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则消息震惊全网：
5月4日，一位85岁的老人刚给北京大学捐款1000万，两个月后又向中国敦煌石窟保护基金会捐赠1000万元。
她不是什么腰缠万贯的明星，而是一位质朴敦厚的学者，扎根大漠长达60年！
她的名字叫“樊锦诗”。
上海娇小姐
1938年，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姐妹降生在北平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清华大学毕业的父亲酷爱中国古典艺术和文化，他深信“腹有诗书气自华”，于是给两个女儿分别取名作“樊锦诗”、“樊锦书”，希望她们以后能饱读诗书。
两姐妹后来果然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妹妹樊锦诗更是优秀。
樊锦诗还很小的时候，全家就搬迁到上海，由于家中人口众多，父母照看不过来，于是把樊锦诗和她的双胞胎姐姐寄养在外婆家。
外婆家生活优渥，在那个年代，别的同龄孩子吃饱饭都是问题，小樊锦诗却几乎天天都能吃上西餐。
但老人的观念落后，认为女孩读书无用，以至于樊锦诗的弟弟6岁已经读书，她和姐姐8岁了还没有上学。
好在父亲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他极力说服外婆，才将两姐妹送去学堂。樊锦诗的命运也由此得以改写。
樊锦诗自小懂事，学习上的事从不让父母操心。父母也开明，对她的学习生活不做过多干涉。
在如此宽松的环境下，樊锦诗的兴趣得以自由发展。
她热爱读书，且不拘类型，古今中外各种书籍都有涉猎：《水浒传》《西游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甚至侦探小说《福尔摩斯探案》她也看得津津有味。
在此过程中她邂逅了真正给她的心灵带来激荡，对她的成长产生巨大影响的——《居里夫人传》。
但光是居里夫人的科学成就只是让樊锦诗为这样一位伟大的女性惊叹，更重要的是，居里夫人在追逐梦想时，身上迸发的那种勇毅、坚韧、执着的精神让她难以忘怀。
从此，她的心中有了方向，她也要成为像居里夫人那样的伟大女性！
除了读书生活外，樊锦诗还跟着父亲习字，随着父亲到处游历。
父亲每到一处就爱带她到当地博物馆看文物展览，看着那些精美的文物，她小小的心里充满了对考古专业的遐想。
彼时的她并不知道，她心中播下的这颗好奇的种子，有一天会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虽然有着富足的精神生活，樊锦诗的体质却一直很弱。因为是早产儿，又加上母亲奶水不足，樊锦诗打出生起就大病小病不断，其中一次尤其凶险。
那年，樊锦诗才上三四年级，一天早上刚到学校突然浑身发热，走路艰难。
好不容易挨到放学，樊锦诗忍着剧痛，咬紧牙关一步步挪到家，两条腿已经完全不听使唤了。
接下来的几天，樊锦诗已经卧床不起，去医院被诊断为小儿麻痹症。那个年代很多得了这种病的孩子都没有救过来，有的虽然侥幸保住了性命，却都留下了后遗症。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樊锦诗不仅逃出了死神的魔掌，还能正常走路，正常说话，就连神经科的医生都叹为奇迹。
不过之后，她的这两条腿还是不太利落，尤其是年迈之后走路越发不稳。可樊锦诗就是拖着这两条瘦弱的腿，从上海走到北京，再从北京走向茫茫大漠。
她身后留下的，不仅是串串足迹，更是闪闪发光的诗行。
北大高材生
1958年，樊锦诗高中毕业了，一向很有主见的她，没有同家人商量，就自作主张填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
之所以选择北大历史系，是因为樊锦诗很早就听父亲说北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而北大的历史系又是全国最好的历史系。
要选就选择最佳，要做就做到最好！追求卓越，是优秀者的共同特质。
等待录取通知书的过程是漫长且煎熬的，发榜的那天，樊锦诗捏着邮递员送来的信不敢打开，她生怕结果不如人意。
挣扎了半天，樊锦诗终于鼓足勇气撕开了信封。录取通知书上赫然写着：北京大学历史系。
那一刻，她的内心涌动着激动，为自己终于成为北大学子而深感骄傲。那时的她不会想到，现在她以北大为荣，以后北大会以她为荣。
1958年9月，樊锦诗没有让父母送，只身一人前往北大报到。火车跑了三天三夜才到达北京，樊锦诗下了火车才发现，学校竟然没有安排人来迎接新生。
她一边纳闷，一边一路打听，终于摸到北京大学。到了一问才知道，那年北大报到时间推迟了，还提前在《人民日报》发了通告，偏偏樊锦诗刚好没有看到那一期报纸。
既来之则安之，樊锦诗想，总不能再回上海吧，索性就在燕园里走走看看。
第一次领略燕园的美丽，樊锦诗很是激动，可是到了晚上她犯难了：行李还没有寄到，可怎么睡觉？后来只能在学校的一块木板上将就一晚。
幸好第二天遇见历史系考古专业的一位学长，学长见她无事可做，字又写得好，就让她帮自己抄写文稿。
在抄写文稿的过程中，她和考古专业的学长学姐熟识了，他们告诉她：考古专业很有趣，去野外考察的同时还能游山玩水。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追求的理想境界，樊锦诗也梦想着将来除了饱读诗书，还能遍览名山大川。
就这样，樊锦诗稀里糊涂却又顺理成章地选择了考古专业。从此，北大校园就有了一个孜孜苦读的身影。
1962年，在毕业前一年，因为成绩优异，樊锦诗有幸被选中去敦煌实习。
在出发前，樊锦诗心潮澎湃，要知道敦煌是每一个考古专业的学生都向往的艺术殿堂。当时北大只选了四名同学去敦煌实习，而自己有幸亲临无数次在梦中出现过的地方，内心的激动不言而喻。
樊锦诗一行人刚一下车，大西北特有的凛冽空气就包围了他们。
进得洞窟，气温更是低得吓人，只觉得似有一股刺骨的寒气从地层蔓延上来。但抬眼看见洞窟四壁那色彩斑斓的壁画，她顿时忘记了寒冷，完全沉浸在那衣袂飘飞、光影交错的塑像艺术中。
只是很可惜，樊锦诗实习还没结束，就因为严重的水土不服离开了敦煌。但是她和敦煌的缘分却远远没有结束。
1963年，樊锦诗毕业了。令她始料未及的是，她被分配到敦煌。分配到敦煌的，除了她，还有另一个男同学。那位男同学的母亲在得知这个消息时，号啕大哭。
虽然敦煌确实是人们心中的艺术圣殿，可是要长年累月地在那片荒漠工作生活，还是让人有点难以接受。
樊锦诗的心情也很复杂：上一次实习差一点命丧敦煌，现在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更何况，她如今还有了男朋友--男朋友彭金章是她的北大同学，当时被分配到武汉大学教书。
武汉和敦煌相距甚远，以后两个人分居两地，生活肯定有诸多不便。
学校领导为此还特意找樊锦诗谈话，说敦煌急需她这样的人才，去工作三四年，等到新一批大学生去，就把她替换回来。
樊锦诗没有再说什么。可是父亲得知后，着急地给校领导写了一封信，大致是说小女自小体弱多病，希望学校能改派他人。
但樊锦诗默默地把信扣留了下来。
在她的心里，服从分配、为敦煌服务，是她的职责，她不想做一个逃避责任的人。更何况，她只是去工作三四年而已。
那个时候的她不会知道，在她走向敦煌的那一刻，就注定了她和敦煌一生的缘分。
敦煌守护者
荒凉的大西北之夜，窗外风声呜咽，窗内一灯如豆。
初到敦煌，樊锦诗常常整夜整夜望着黑黢黢的窗户，“吧嗒吧嗒”掉眼泪。她感到整个世界都把她给忘了，北大把她给忘了，老彭也把她给忘了。
她自己也忘了自己曾是个娇滴滴的“南国女儿”，她习惯了没水没电的日子；习惯了宿舍的泥土地上那永远也扫不净的沙尘；习惯了半夜会突然有一只老鼠掉在她的枕头上……
因为大西北的水碱性太大，她的头发洗完了还是黏黏腻腻的，她索性把头发剪短；她还把临走前姐姐送给她的镜子藏起来，从此不再照镜子……
她要把自己和之前的一切隔绝开来。
然而神奇的是，不管前一晚她内心萦绕着多少寂寞、委屈、失落等情绪，第二天只要一走进洞窟，那些瑰丽梦幻的塑像和壁画瞬间就能把她治愈。
她觉得守护好她们，就是自己生命的意义，一切的付出和疲累都是值得的。
为了守护敦煌，她和丈夫分居19年，她的两个孩子都寄养在亲戚家......
生活的诸多不便，也让她动过要离开的念头，可是时间越久，她和敦煌的情感之链越难扯断。
最后，还是她的丈夫老彭做出牺牲，放弃他在武汉大学的事业，调来敦煌与她为伴。从此，她就更加心无旁骛地投入敦煌保护与传承事业。
一次，樊锦诗在档案中看到一张法国人1908年拍下的《敦煌图录》。她无比震惊地发现，不过短短几十年，这些壁画已经退化模糊。
她第一次痛心地感受到历史文明的脆弱：无论怎样保护，退化都在所难免，消亡，是敦煌壁画最终的宿命。而自己能做的，就是延缓她们消亡的速度。
可随着90年代旅游业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游客涌入敦煌莫高窟，不要说他们身上汗水和香水的气味，就是他们呼出的每一口二氧化碳，都在加速着壁画的氧化。
而这时又有一家企业居然提出了将敦煌旅游上市的构想，这无异于将敦煌艺术推向毁灭。
樊锦诗心急如焚，四方奔走，才终于将这一构想扼杀于摇篮中。
但这件事唤起了樊锦诗的忧患意识，她觉得必须得有一些具体的措施来保护敦煌，否则这类事件将会重演。
于是，在她的努力下，针对敦煌文物保护的相关条例条规相继出台，为敦煌文物保护提供了法律保障。
1998年，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的院长，花甲之年的她又开始重新起跑。
她冥思苦想怎样才能让敦煌艺术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将壁画和彩塑信息永久保存下来，是数字技术给了她灵感，她大胆提出“数字敦煌”的构想。
将近20年的探索，2016年，“数字敦煌”正式上线。如今，世界各地的游客在洞外就能通过网络看到莫高窟4430平米美奂绝伦的壁画。
敦煌艺术终于得以“永生”，这是樊锦诗为敦煌做出的无量功德。
写在最后
在甘肃敦煌研究院的庭院一角矗立着一尊白色塑像：一个风华正茂的短发少女正肩背书包，手拿草帽，眼神坚定地阔步向前。
这尊塑像的原型不是别人，正是樊锦诗。如今，60年过去了，塑像依旧是一位青春少女，而塑像的原型已变成一位耄耋老人。
但她坚定的眼神依旧，坚守的信念依旧。她用60年的光阴孜孜不倦地在敦煌这片苦寒之地谱写了一首壮丽的诗篇。
在别人眼里，60年的荒漠生活是无法想象的。可樊锦诗却说“自己是幸运的，可以有机会为敦煌做一些事。”
锦瑟年华终似水，幸得大漠长留诗。无论何种艰苦，于她，都是值得的。
作者：由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