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展览后提出的建议
1.不要从众，不要盲目。
2.落款要讲究，不要用白话文。
3.学习要有主线，辅线。君臣关系。想一想下一步怎么走
4.三段论，初学风骨，先求平正。
5.基础扎实，弹得越高，后劲才足。练好篆隶楷。
6.多看书法史，了解源流关系。
7.写作品时，挑战个人能力的上限。一口气日书能写多少，能连续写几个小时，静态能写到什么程度，动态能写到多少程度。写每幅作品都要思考，怎样更优化。
手机拍出作品，看出缺点。争取更优化。
8.阅读量，积累量，分析和整理的能力。
讲座摘要
A清代篆书概论
•一、清代说文研究热潮一说文篆（铁线篆）
代以来笨书的发展pptx.pdf
一、清代说文研究热潮一铁线篆（说文篆）
清代研究《说文解字》的学者众多，初期有顾炎武、戴震，中期有段玉裁、桂馥、玉筠、朱骏声，再经孙星衍校刊《仿宋小字本说文解字》、陈昌治《一篆一行本说文解字》的推广，《说文解字》的研究到达顶峰，各种著述层出不穷，约有上千种。《说文》研究的内容从考订、注疏、句读、定声、释例到六书、经典引文、重文、部首的研究，形成了“说文学”。
这些学者大都善篆书，最为关键的是形成了写篆必先通《说文》的风气，奠定了清代篆书的学术根基。像段玉裁、钱坫、洪亮吉、孙星衍、严可均、张惠言、陈澧、江声等，都留下了不少篆书的名作。这些人的篆书在写法上继承了唐宋元明以来的传统，以“二李”（李斯、李阳冰）为主，依据《说文》字法，笔笔中锋，结体匀称优美，俗称“铁线篆’别称“玉箬篆”，也叫“说文篆”。这一路的篆书在清代贯穿始终，说明了随着《说文》研究的深入，写篆水平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二、清代碑学运动的发展一篆隶本与以隶写篆（清小篆）
随着明末清初访碑运动的开展，书家们对篆隶有了崭新的认识，其中傅山说：“不知篆籀从来，而讲字学书法，皆寐也。
随着明末消初泸弹运动的开限，产籍书不术知象來之变，任写到炒境，终是俗格。
王澍也说：“作书不可不通篆隶，今人作书别字满纸，只缘未理其本，随俗乱写耳。通篆法则字体无差，通隶法则用笔有则，此人门第一正步。”这两位大家分别从学理、笔法、字法角度，强调了书法学习中篆隶为本的重要性。这一思想经过乾嘉朴学的锤炼，到了邓石如手里，长锋羊毫配以生宜，以隶写篆，以篆写隶，大开新境，〝完白既出之后，三尺竖僮，仅解操笔，皆能为篆”。在他之后，有吴让之、莫友芝、钱松、胡澍、徐三庚、赵之谦、赵叔孺等，他们把篆书写得刚健婀娜，变古法出新意，俗称“清小篆”。这些书家都在《说文》上下过功夫，后随着金石学的兴盛，他们的视野大为开阔，这丰富了写篆的手段，正如邓石如自述：“余初以少温为归，久而审其利病，于是以《国山石刻》《天发神谶文》《三公山碑》作其气，《开母石阙》致其朴，《之罘二十八字》端其神，《石鼓文》以鬯其致，彝器款识以尽其变，汉人碑额以博其体。”邓石如这种思路，成为后来众多书家习篆的不二法门。
现代人临帖要背临，每次临帖都是解决问题，要记住字。
•三、清代以来的金文篆书（傅山、丁敬、张廷济、杨沂孙、吴大澂、黄牧甫、王福庵等）
清代金文篆书名家众多，早期代表人物有傅山和八大山人，这两位的作品虽然很难说是标准的金文，但给了后世取法金文的书家很大启发。中期代表人物有丁敬、钱坫、张廷济、徐同柏、朱为弼等，他们毕生研究金石，精通考据，他们笔下的金文篆书陆离斑驳，有古铜意味。晚期有杨沂孙、吴大澂、黄牧甫、吴昌硕、沈曾植、曾熙、李瑞清、王福庵等，其中，杨、吴、黄三人以及早期的吴昌硕，尝试以小篆的用笔写金文的结体，大小篆结合，形成流派。到了王福庵手里，将这一路写法表现得清新隽雅，别有小调。曾、李二人以碑写金，佶屈聱牙，质朴有余而自然不足。新文化运动之后，金石学学科创立，写金文篆书也迎来了新局面，涌现了马衡、容庚、沙孟海、萧娴、商承祚、顾廷龙等一批学者，他们继承了乾嘉学派的优良作风，具备现代学科意识，以学养书，所以他们笔下的作品温文尔雅，书卷气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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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初以来的石鼓文篆书一八大山人、王澍、黄易、吴昌硕、罗振玉等
石鼓文，初唐时发现于陕西凤翔。它在清代受到重视，与乾隆皇帝亲订并摹刻分置各地有关。王澍称“史籀《石鼓》从心不逾，篆书之圣也”。之后，黄易等人也曾摹过《石鼓文》。王、黄二人所摹的《石鼓》皆宗斯冰之法，为铁线篆之别体。方朔《枕经堂题跋》称
“本朝工摹《石鼓》以完白山人为空前绝后，盖能得其朴老浑逸之妙。继此者，张皋文见弟，吴山子，陆祁孙诸君子亦称能手”。至此，清代书家学《石鼓》渐成风气，其体也成为清代篆书中的一大宗。
其中，最能得邓石如真传的莫过于吴昌硕，他晚年所临《石鼓》，自称“一日有一此言不虚。在吴昌硕的带领下，雄强之风日炽，门下赵云壑、钱瘦铁、王
马公愚、徐无闻等，将王澍、黄易的“铁线石鼓”与邓石如、吴昌硕的“写意石鼓”两种写法结合在一起，力求回归秦时本意，文质彬彬，有君子之风。介于两者之间的还有邓散木、萧蜕庵等人，化质朴为活泼，婉转流畅，也是一种写法。
•五、清代以来的草篆探索—（傅山、何绍基、黄宾虹等）
在书体命名上，篆书、隶书、楷书合称“正书”，与其形成对立的即是草书，这意味着历史上写篆者会有正篆与草篆之别，只不过草篆传世者稀少而已。明代赵宧光决心尝试“草篆”，虽获得肯定的声音不多，但为清代的草纂留一线光明。清初傅山与八大山人喜欢将古篆字写的像行草书一样流畅，甚见个人意趣。到了清代中叶，金石学家如朱为弼、徐同桕、赵之琛等，他们踵续其后，而字法更见严谨，其“草”在运笔，此为“草篆”之正解也。他们这一尝试被后来的何绍基、张度、黄宾虹、章太炎所推扬，将篆书的写意意趣表达得淋漓尽致。这种“草势人篆”的写法，篆书中的奇葩。
•六、其他载体人篆的新尝试一古文、秦汉金文、奇篆、玺印文字、甲古文等
• 1、古文入篆：邓石如、钱坫、胡唐等。
•2.秦汉金文人篆：孙星衍、胡唐、吴大澂、吴昌硕、黄牧甫、朱复戡等。
•3.取法奇篆：《岣嵝碑》《天发神谶碑》《祀三公山碑》《碧落碑》等。
•4、玺印文字入篆：陈鸿寿、许梿、六舟达受、马公愚、方介堪等。
•5、甲骨文入篆：罗振玉、丁辅之、马衡、潘天寿等
总述
清代篆书除上述五大宗外，还有其他一些现象值得关注，如古文人篆、秦汉金文人篆、奇篆入书、玺印文字人篆、甲骨文人篆等，这充分说明了清人写篆的开阔视野，宏大格局。
因清代善篆书者大多研究《说文》，《说文》中有“古文”一体，这激发了部分书家尝试古文入篆的欲望，如邓石如、钱坫、胡唐等。他们写的“古文篆”结字大都依据《说文》，偶有尝试传抄古文字写法，似与明末流行“古文入印”有着一定的联系。
清代金石学家们除了关注商周青铜铭文外，还对秦汉权量、镜铭、度量衡等文字有深人的研究，这也反映到篆书创作中，像孙星衍、胡唐、吴大澂、吴昌硕、黄牧甫等。这些大家尝试泰汉金文入篆，虽属偶尔为之，亦甚可观。
书法史上总有几个神秘的碑版，文奇字古，让后人费解，却又令人着迷，如《岣嵝碑》《天发神谶碑》《祀三公山碑》《碧落碑》等，人称“奇篆”。清代取法这些“奇篆”不乏其人，清初的八大山人临《岣嵝碑》多少出于新奇，而吴让之、徐三庚、赵之谦他们则是出于书风变化的需要，刻意求变。晚近的齐白石、李叔同，也属于这一性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山王墓被发现，铭刻在“中山三器”上的一千多字铭文，瑰奇无比，俗称“中山篆”。这一奇篆也很快被书家取法，运用到创作中去，别开生面，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徐无闻。
清代是流派印大发展、大繁菜的时期，百家争鸣。随之产生了“印从书出、书从印入”的命题，像邓石如、吴让之、徐三庚、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等则是“印从书出”的典型，而陈鸿寿、许梿、六舟达受、马公愚、方介堪等则反方向思考，将入印文字运用到篆书创作中来，创造了“书从印入”的成功案例。其中，陈鸿寿、许梿、六舟达受等以缪印篆人书，马公愚、方介堪则以古玺印文字人篆，很有启发意义。
1899年，甲骨文被发现，其书迹引起了书家的广泛关注，并尝试以篆书的笔法写甲骨文，如罗振玉写得有学者气，丁辅之写得有金石气，潘天寿则兼而有之，书画合一。
通过以上梳理，清代篆书创作之所以兴盛，水平高，其核心要素是几乎所有的篆书家都有《说文》的基础，“六书”的保障，使得他们笔笔有来历，字字有矩度。同时，在碑学运动、乾嘉金石学以及各种新出土书迹的加持下，清代篆书家视野开阔，取资广泛，守正又能创新，大开审美新境界、新格局，对今天的书坛有着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