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春节时,每年到了这个时候,铺天盖地的,都是“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年年岁岁有今朝,岁岁年年人不同。新年一年一年地来,心情却一年与一年不同了。真正的快乐,越来越难求了。
儿时,是很期待过年的,临近过年那会儿,一天天掰着指头数还有几天过年。
过年,意味着有新衣服穿,有大把的糖果,还有父母罕见的疼爱和宽容,连平时不苟言笑的父亲都变得温柔了许多。
过年,就像一个充满了甜蜜的糖罐子,想想都觉得甜。
那时候,母亲还年轻,姐姐还没出嫁,家里总是洋溢着喜庆明亮的气息。
好想就一直那样下去啊,虽然没有见识过外面的世界,不会收到来自外界的祝福,但是,那时候是真的快乐!
记忆中的年味儿,就像一坛深藏于地下的老酒,打开来,满满都是岁月的沉香……
扫房子
过年的序幕,早在进入腊月,甚至一入冬就缓缓拉开了。休养了一冬的农人们,一丝不苟地为过年准备着,近乎虔诚地守望着过年的来临。
在我的记忆中,在为过年所做的准备里,最有仪式感的一件事莫过于扫房子。
就像是提前看好了日子,扫房子的那一天毫无例外是晴天。尽管天气依然很冷,但明亮的阳光会让人忘却寒冷,何况忙碌中的人是不会感到冷的。
扫房子那一天,我们全家——父亲、母亲和我们姐妹,会把屋里所有的家具——床,桌椅,板凳,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统统搬到院子里,晾在阳光下。
当屋里只剩了屋顶和墙壁时,父亲或者母亲就用毛巾包了头脸,用一根长长的木棒,一头系了把笤帚,开始逐个房间、逐个房间地清扫。
他们扫去这一年的蒙尘污垢,也扫去这一年的蛛网纠缠。不到100平的堂屋,要扫上很久。
现在想来,父母扫得岂止是房子,更有复杂的心情。他们要把烦恼、忧愁、怨恨,统统都扫走,扫出一片开阔清明的心境。
那些晾在院里的家具呢?在逼仄的屋里囚了一年,现在终于得见天日了。
我和姐姐负责把每一件家具擦洗干净,换了一盆盆水,擦了一遍又一遍,色泽暗淡的家具们终于旧貌换新颜了。
这些还是母亲出嫁时置办的家具,仿佛又找回了昔日的容颜,在阳光下闪着亮晶晶的光芒,一如初嫁的母亲,满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期盼。
这样,一搬,一扫,一擦,一洗,多半天的时光就过去了。等到日薄西山,黄昏光临小院的时分,我们开始把一件件家具搬进屋里,如鸟雀归巢一般。
还是原来的屋,还是原来的家具,却感觉不再是原来的屋和家具了,房间骤然宽阔了许多,家具也变得崭新了。
那时候的感觉啊,微微的疲惫中带着满满的喜悦感,像换了一番新天地。
很快,又投入了准备过年的下一轮忙碌中,此起彼伏,但是扫房子的感觉却是最为特别的。至今回想起来,总是一片清洁与明亮。
擦玻璃
每年一临近过年,就开始年底大清洗。先是扫房子,把屋里东西都搬出去,里里外外打扫一遍,接下来就是擦玻璃了。
比起扫房子,擦玻璃算是一件小工程,从我记事起,擦玻璃就是我和姐姐的专属工作。
准备擦玻璃之前,母亲总要滚上一大锅开水,这样我们就不必用冷水洗抹布了。那会儿正是寒冬腊月,那时的冬天远比现在要冷,何况是在屋外露天擦玻璃。
作为每年擦玻璃的主力,我和姐姐事先都各自准备了一块干毛巾,一块湿毛巾。
开始擦玻璃了,先用湿布擦头一遍玻璃。
蒙尘了一年的玻璃上积满了灰尘,好像厚厚的岁月。抹布所到之处,灰尘一点点消失了,昏暗的玻璃瞬间变得透亮起来,成就感油然而生。
头遍玻璃擦过后,把抹布放到温水中洗洗,一盆水都变成了深色,像是岁月的颜色被洗了下来,混浊不堪。
于是再换一盆清凌凌的水,像是告别旧年迎来新的一年。
用第二遍湿抹布再擦一遍,里里外外检查一遍后,玻璃基本上就干净了。最后再用干抹布将玻璃上的水痕擦干净,一块玻璃就算大功告成了。
按照这种方法,我们将堂屋玻璃擦完,再将东屋玻璃以及厨房玻璃也擦完。
最开心的事,莫过于擦完后在屋里一边围着火炉烤火,一边透过玻璃窗往外看。
原先模糊不清的窗子现在明净如水,玻璃像消失了一般,午后的阳光斜射进来,整个房间都比以前明亮了几倍。
现在的楼房,都不再是那种鸽子笼般一格一格的窗户,代之以整面墙那样大的玻璃窗,站在窗前可以看到脚下车水马龙。
不用在寒风中用裸露着的双手拿抹布擦玻璃了,也不用担心手因为浸泡在水中被风一吹变得通红粗糙了,生活变得越来越简单,越来越方便。
但是,总觉得少了些什么。少了些什么呢?
蒸馒头
又是腊月二十八,如果母亲还在,该是蒸馒头的时候了。
说起馒头,生活在北方的朋友应该都不陌生。作为小麦的主要产地,馒头是北方饭桌的主食,就像南方的大米一样。
从小看着母亲蒸馒头,熟悉蒸馒头的每一个环节。
蒸馒头的第一步是发面,发面是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它决定了蒸出的馒头好吃与否。
我常见母亲不知从什么地方拿出一块圆圆的小饼,母亲称它作“酵子”,有点类似现在的发酵粉。用水跑碎了和到面里,为了防止发酵过分馒头变酸了,还常常加一点食用碱面。
接下来就是静静的等待,好的东西都是需要等待的。
夏天天气热发酵的时间不需要太长,冬天的时候就要把面盆放到火炉边,面上盖了一块笼布,笼布上面再盖一张厚实的锅盖。
这哪是发面?简直是照顾小宝宝,生怕他冷着冻着,盖了一层又一层。只差唱起催眠曲: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
发面时间差不多了,母亲会悄悄掀开锅盖、笼布,生怕惊醒了面宝宝的样子,用手指在膨胀起来的面宝宝脸上轻轻按一下。
如果按下去的面很快又恢复了原状,就说明面发好了,如果没有,就需要再等一会儿。
发好面之后就开始和面了,这一步是个力气活。我常见母亲使出全身的力气,用手一遍遍揉着面团,据说揉得时间越久,蒸出的馒头越好吃。
面揉好了,静置两分钟就开始揉馒头。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姐妹上场的时候了,前面那都是幕后工作,现在才是我们亮相的时刻。
最初看母亲和姐姐揉馒头时,只感觉有趣,看她们不费什么力气,把一块面团在两手之间那么揉来搓去几下子,一个圆乎乎的馒头就出来了。
感觉揉馒头并不难,但是当我揉起来时,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怎么这面团到我手里就变得不听话了?我小心翼翼揉出来的馒头,软塌塌的,又矮又矬,简直站都站不稳,倾斜着身体快要倒的样子。往母亲姐姐揉的馒头队伍里一站,衬得其他的馒头都无比英俊挺拔。
为此,我没少被母亲和姐姐笑话,于是发了狠劲儿:我就不信我揉不好馒头!我把所有的狠劲儿都集中到手中的那团面上,揉啊,搓啊,终于,我也能揉出像模像样的馒头了。
馒头揉好了,还不能立即下锅蒸,要等到面“醒”好了。
敢情这么久,又是和,又是揉,面还在睡着呢,可真是一个睡宝宝啊!
等到面终于醒了,就是该下锅蒸馒头的时候了。院子里,早已经备好了专门蒸馒头的大锅,锅里装了凉水,上面两层笼屉,都蒙上一层笼布。
母亲小心翼翼地端出醒好的馒头,一个一个摆放到笼屉上,为了防止彼此粘连,两个馒头中间都保持着距离。
那时候家里每逢蒸馒头都用院里的柴火,据说这样蒸出的馒头好吃。
看火的工作,照例是我的。我常常守在火炉旁,一会儿往里面添一块木柴,或者添一块吃玉米留下的棒子,晒干了的棒子也是烧火的材料。
添柴时不小心摸到火塘,手指上沾了黑,摸鼻子时会蹭我一鼻子黑,让母亲看了又是爱怜又是笑。
最喜欢馒头刚出锅的那一刻。
掀开锅盖来,跟着水汽一起飘出来的,是诱人的馒头香味。那是阳光和麦香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干燥,温暖,香甜。
刚出锅的馒头像是刚睡醒的宝宝,整个身子都比原来膨胀了好几倍。拿在手里,柔软,暄腾,饱满,没有一丝褶皱,在灯光下发出白玉般的光泽。
忍不住咬一口,充溢在唇齿间的满满都是麦香味道,细细咀嚼几下,甜甜的味道和着唾液一直流进身体里。
那一刻,竟然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如果说平时蒸馒头是小打小闹的演习操练,那么腊月二十八的蒸馒头就是一次规模宏大的大阅兵了。
平时蒸馒头只蒸够两三天吃的,一锅就足够了,而年前蒸的馒头却要蒸够一个月吃的,可以一直吃到过完正月,最少也要蒸八九锅。
平时蒸馒头都是以白面馒头为主,年前蒸的却不仅仅是白馒头,还有各种糕点,包子,花样翻新。
从早晨一起床,我们就投入战斗中,一直到掌灯时分,才能结束这场蒸馒头大战。
虽然人很疲倦,一天里也没好好吃一顿饭,但是看到堂屋里堆成小山样的一簸箕馒头糕点,会油然生出一份疲倦的成就感。
蒸馒头的一天里最开心的时刻,莫过于捏花卷枣糕的时候。
我们像游戏一样把面团揉成自己喜欢的各种形状,然后按上一颗大枣。那种时刻,围着案板的是一片欢声笑语,现在想来依然如在眼前。
最有仪式感的事莫过于捏枣糕。我们每年都要捏两个枣糕,一层面饼一层面饼摞起来像座宝塔,每层面饼都转圈按了红枣。枣糕最少得有三层,最上面捏一个尖尖的塔顶,中间再按上几颗大枣。
枣糕完成,这一天的工作也宣告结束了。
馒头蒸好了,接下来过年的日子,就不用再蒸馒头了。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馒头太多,储存起来是个问题。
记忆中家里有一口缸专门用来储存馒头,里面储存了足够吃一个月的馒头,上面盖了盖子。
虽说之后不用蒸馒头了,但是这么多馒头吃到后来,就不再新鲜了,有的变硬,有的开裂。
现在,听说很多人家过年都不蒸那么多馒头了。
母亲不在后,我们家也很久没有蒸馒头了。
贴春联、贴年画
过年其他仪式可以没有,贴春联是一定要有的。
如果蒸馒头的主角是母亲,那么贴春联的主角就是父亲。
从小大家都说我和父亲最像。
我出生的时候上面已经有了哥哥姐姐,按照当时“计划生育”的政策,我属于超生的一个孩子。当时父亲在县里百货公司上班,是吃“公家饭”的人,很在意这个。
所以每次父亲同事来家里做客,都得将我“藏起来”,将我藏起来的方式就是躲到附近奶奶家。
起初我不解,后来就习惯了,每次家里一有人来,我就自觉躲到奶奶家。反正那里有好吃的,还有一条大黑狗陪着我。
有一次,父亲关系最好的同事韩叔来家里了,我忍不住带着大黑狗从奶奶家回来了。
我故意装作是邻居家小孩,扮出漫不经心的样子,还是被韩叔识破了。
事后母亲对我描述,韩叔看到我悄悄笑着问父亲:“说实话,这是不是你孩子?看看跟你长得多像!”父亲但笑不语,算是默认了。
大家都说我跟父亲像,长得像,性格像,学习好也像。
父亲是他们那个年代同龄人里的佼佼者,因为学习成绩好,一直上到高中毕业。
父亲一从学校毕业出来就吃上了“公家饭”,算是跳出了农门。但他却舍不得家里的一亩三分地,工作一有余暇就回家侍弄家里的几亩田地。
在我眼里,父亲比一些世代务农的人还热爱土地。但他到底不是彻底的农人,比如闲暇时不像别人爱打麻将,只是喜欢看看书。
父亲身上能彰显他文化人属性的另一特点就是写得一手好字。
小时候我看见过父亲写的钢笔字,娟秀方正,是很规范的楷书,让我自愧不如,在这方面,我就一点不像父亲。
我的字,从小就是龙飞凤舞,没有章法,不像女孩子写的字,这跟我疏狂散漫的性格有关,我恐怕永远写不出那种娟秀方正的字。
父亲不仅硬笔书法好,还写得一手好看的毛笔字,可能他们那时读书都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吧,这也是我欠缺的。
因为写得一手好看的毛笔字,每年家里的春联都是父亲自己写的。除了写自己家的春联,父亲还帮周围邻居写春联,每年过年都有人来求父亲帮忙写对联。
到了大年三十那一天,屋里就摆满了父亲写的春联:桌上,凳上,地上,到处都是。
我帮着父亲把写好的春联放到地上摊开,防止刚写的字印到别的纸上。
置身其中,一屋子红纸黑字,一屋子墨香氤氲,荡漾在清冷的房间里。
这样的情形,年年如此。
春联写好了,母亲用自家做的浆糊把春联贴到家里每个角落。屋门,院门,梧桐树,甚至连井沿上都贴着“清泉水旺”。
大红的对联一贴上,朴素的小院顿时像要出嫁的姑娘般喜气洋洋,新年的气息随之而来。
除了春联,还有一件最能体现新春气息的事就是贴年画了。
我们那会已经不流行贴胖娃娃年画了,只有在一些特别上年纪的人家里,才能见到这样的年画。
我去邻居家拜年的时候曾经看到过这样的年画,画里不管男孩女孩都是肥嘟嘟的,一脸福相,那就是俗称的“年画宝宝”。
我们那时开始流行贴俊男靓女,都是当时流行的歌星影星,再后来,开始流行挂明星日历。
每到快过年时,我和姐姐就结伴到附近市区采买年货,除了买必备的瓜子糖果,必定要买上几张年画。
我们兴冲冲地回家来,一忙完就火急火燎要贴年画。大年三十下午,父母在院子里忙着炸丸子的时候,我和姐姐就在屋里贴年画。
一个负责贴,一个负责远远地看着,我经常是那个远远看着的人。“快看看,斜不斜?”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年画贴到了刚打扫得窗明几净的房间里。
屋外,炸丸子的香味儿飘进来。屋里,刚贴到墙上的年画反射着午后的阳光。墙角,刚开放的梅花悄悄绽放着花苞。
春联贴上了,年画也贴上了,年前的忙碌即将结束,美好的一年就要开始了!
拜年
拜年,是过年的重头戏。
在我们当地,从初一到初五,每天都有拜年的安排。有新女婿上老丈人家的拜年,有亲戚之间的拜年……其中,最隆重的当属初一早晨的拜年。
为了大年初一的拜年,除夕夜父母都要很晚才睡。
母亲要煮出来第二天上供用的肉,忙着为各个角落的神仙们准备香案和供品。父亲在准备第二天早晨拜年用的的东西,以及早晨院子里的篝火用柴。
除夕那一夜,一晚上都灯火通明。
我们小孩子们往往熬不了那么久,看春晚到十点就呵欠连天了,于是倒头沉沉睡去。
晚上临睡前母亲还千叮咛万嘱咐:“明早要起五更,醒着点儿。”
早晨还在睡梦中就被窗外此起彼伏的鞭炮声惊醒了,揉开惺忪的睡眼,看到床头整整齐齐摆放着一套簇新的棉衣棉裤,地上摆着一双新棉鞋。
母亲走进来,看着已经起来很久了,一迭声催促着我们姐妹:“快起床,一会儿磕头的就来了!”
我们那儿管拜年叫磕头,正月初一这天早上是在村子里拜年。听说起得越早越好,最晚也要在九点前拜完所有的街坊邻居。
穿上有些不熨帖的新棉衣棉裤,胡乱洗个脸,走出房间。
院子里,一堆篝火正在熊熊燃烧,映着人的脸也成了红色。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初一早上一定要点一堆火,大概寓意来年生活红红火火吧。
在火光带来的欣喜中来到厨房,母亲已经把每个人的水饺都盛上了。
我们姐妹照例是每人一碗葱花汤饺,翠绿的葱花漂在汤里,几只饱满的水饺像几艘白色的帆船即将远航。
哥哥父亲的碗里却是满满的一碗饺子,他们饭量一向比我们大。
一大早刚醒来就吃饭真的没食欲,好在母亲的水饺做得香,又是刚煮出来的,就吃了几个,喝几口酸汤。
这边我们还在厨房吃着,那边院门已经被打开了,传来“咚咚咚”的脚步声,听起来不只一个人——那是拜年的来了。
听着父母在外面和拜年的人寒暄着,心里竟莫名有些紧张,好像大考来临前的感觉。
拜年,对于那时有些羞涩的我来说,不啻是一重考验。好在每次都是一家好几个人一起出去,混在人群里,显不出自己。
随着拜年的人越来越多,父亲和母亲忙着从盘子里抓着瓜子糖果塞给前来拜年的孩子。那都是头天晚上父母准备好的,让拜年的人空手而归是失礼的。
一吃完饭,母亲就催促我们赶紧去拜年。于是我们兄妹几个走出门去,汇入了拜年的人流里。
我还特别小的时候,以为拜年就要像在庙里磕头一样虔诚正式。到了人家家里,我就郑重其事地双膝跪地深深磕了两个响头,惹得一屋子人哄堂大笑,羞得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从那以后,我也学着哥哥姐姐那样只是单膝跪一下,口里喊着爷爷奶奶或者叔叔婶婶“拜年了”。
这时主人家往往忙不迭地拦着说:“快起来,快起来,别磕了,别磕了。”其实他不说,我们也一样会起来的,客套而已。
在我们同龄的孩子看来,拜年最大的收获就是“挣”瓜子、糖果,还有压岁钱。为此,我们往往在初一这一天穿上口袋最多最大的衣服,好多装些瓜子糖果。
每拜一次年我都把上衣口袋和裤子口袋塞得满满的,走起路来小心翼翼,生怕走快了衣兜里的瓜子糖果会从口袋里蹦出来。
拜年的路上遇到也在拜年的小伙伴,就拍着鼓鼓的口袋比一比:“你挣了多少瓜子、多少糖?”互相扒开口袋炫耀一番自己一早上的战果,遇到几块难得吃上的奶糖就互相分享一个。
记得有一次我的上衣口袋破了没发现,一路走一路掉,回到家里兜里所剩无几,让我十分沮丧。
有时候到了一些人家,拜完年主人还没给糖果瓜子,哥哥姐姐要走我就故意磨磨蹭蹭不走,主人一拍脑袋明白了:“哎呀,还没给瓜子儿糖呢!”赶紧给满满装上一口袋,我这才有些不好意思地离开。
除了糖果,压岁钱就是我们拜年最大的企盼了。
后来知道了所谓的压岁钱不过是人情往来,我们得到的压岁钱,多半是父母给出去的钱,这压岁钱其实算是父母变相给我们的。
那时候不懂这些,只知道拿到兜里的钱就是自己的了。哪怕只是很少的几张票子,只是在兜里暖一会儿回到家就交给父母了,心里也十分开心,觉得是自己给父母挣到钱了。
我们那里拜年是有辈分区分的,只有晚辈给长辈拜年,不存在长辈给晚辈拜年的道理。
一说到辈分,有些人家就比较尴尬,虽然家里主人年纪不小了,却辈分极小。
我们在一起玩的同龄人,辈分也不同,有些按照辈分就该叫我姑姑或者阿姨的,但平时我们都不计较这个,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讲究这些。
有一年拜年时我们几个小伙伴聚到一起,商量着去哪里挣压岁钱,说到一个条件不错但辈分极小的人家——其实主人和我们父母年龄相仿。
“要不咱们去他家拜拜吧,也许给压岁钱呢。”我们一商量就呼啦一下全去了。结果压岁钱没挣到,倒成了一个笑料,被人笑话了很久。
除了挣糖果压岁钱,拜年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我知道了别人在怎么生活。
正月初一这一天,就算平时不怎么好客的人家,这时也敞开了门,等着拜年的人前来,绝没有关门拒绝拜年的道理。
因为拜年,我跟着哥哥姐姐走进了很多平时不去的人家,那些人家身居小巷里,连阳光都不经常光顾。
拜年,让我知道了很多平时不知道的人情世故。
如果拜年时看到哪家门上没贴对联,或者贴着桃红色的对联,就表示家里刚有老人过世。倘若是奶奶不在了,那么拜年的时候就要特意不喊奶奶,只喊“爷爷给您拜年了!”万一谁不小心喊了声“奶奶”,会被旁边人推推提醒一下。
这时果然就有一个爷爷模样的人孤零零迎出来,往常年都是奶奶笑着出来迎客的。爷爷脸上有些萧索的神色,似乎还没从老伴去世的悲伤里走出来。我们于是赶紧逃也似的拜完就走,生怕勾起老人的伤心。
拜年,也是八卦传播的最好渠道。
“看那边刚走过的就是今年谁谁家刚过门的新娘子!”顺着姐姐闺蜜们手指的方向看去,一个娇俏含羞的小媳妇隐在人群里一闪而过。
未出门的女孩子们在拜年途中偶遇了,总要叽叽喳喳说上一阵子。看看对方今年买了什么新衣服,花了多少钱,讲讲自己刚做的发型在哪家店做的,直到家里其他人催着“别说了,别说了,快走吧”,才各自分开。
还有一年拜年时听说我们本家一个哥跟另一个有夫之妇跑了,过年也没回来。去他们家拜年时我们留意看了看,果然没见到他,只见到他瘦弱的妻子和几个孩子。
后来听说私奔的那一对儿又回来了,也没怎么样,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
诸如此类的八卦,私密,平时都藏在各家各户的门洞里,不为人知。正月初一拜年的时候就都藏不住了,蜜蜂蝴蝶一样满天飞着,过完年了还要飞一阵子。
拜年,在联络感情的同时,也给了很多好事者传播八卦的机会,贫乏单调的乡村生活因了这些八卦变得活色生香起来。
小年
在我们家乡,年分为大年和小年,元宵节被称为“小年”,与大年相对,过完元宵节,年才算过完。
如果大年是年这场戏轰轰烈烈的开场,小年就是这场戏的高潮和结束。
大年是大人们的节日,小年才是我们孩子的节日。
大年要走亲访友,迎来送往,都是大人的事,我们小孩只关心压岁钱和糖果。大年值得高兴的事情并不多,真正好玩的是小年。
有什么好玩的?太多了!
点灯笼,放烟花,猜灯谜,跟哥哥姐姐去市区看扭秧歌,踩高跷,舞狮子……总之,热闹无比。
最早的灯笼都是纸灯笼,用彩色的软纸折成,五颜六色,形状各异,有大公鸡,有小黄鸭,有小狗,用一根木棍挂起来拿在手里。
蜡烛点起来,红彤彤的,一片喜庆,到了十五晚上几个小伙伴提着灯笼到街上,灯笼聚在一起,一张张笑脸被灯笼映得红彤彤的,煞是好看。这种灯笼有个缺点,不小心会被风一吹,就“呼啦”一下烧掉了。
后来有了电灯笼,一按开关就会亮起彩灯,还有音乐。但我还是喜欢点蜡烛的灯笼,感觉那才是真正的灯笼。
记忆中我们家曾经有一盏玻璃灯笼,点上蜡烛后,隔着玻璃可以看到小小的火苗在里面安静地燃烧,不用担心被风吹灭。
我特别喜欢这这盏玻璃灯笼,惦记了很久,总算在一年的元宵节提上了这盏灯笼。
那晚,我小心翼翼地提着这盏灯笼去东头庙上看节目,一路像呵护宝贝一样紧紧盯着灯笼。可能只顾看灯笼,忘了看路,一不小心被一块石头绊倒,摔了一跤,灯笼碎了一地。
我“哇哇”大哭起来,我不怕摔得疼,只伤心自己心爱的灯笼摔碎了。那种痛惜和难过的心情,现在还记得。
家乡小年之隆重不止这些,最为隆重的一个节目,就是正月十六晚上的“烤火”。
那天晚上,村里家家户户在门前点燃一堆篝火。我们孩子每人用筷子插了一个馒头或一根玉米挨家挨户烤火,烤自己带的东西,是要烤够多少家才好。
其中大概包含着来年红红火火,顺顺当当,无病无灾的寓意吧。
我最喜欢这天晚上了,可以和小伙伴们结伴烤火,蹦蹦跳跳地穿行在大街小巷,玩得不亦乐乎。最后还可以吃烤熟的馒头、玉米,香喷喷的。
大人们都围着篝火在一起谈天说地,谈谈去年的收成,说说今年的打算,火光映照着每个人的笑脸,温馨而美好。
大年隆重,小年温馨,随着小年过完,年这场大戏就算结束了。
可是,在人们心里,年却并没有走远。“过了二十四,没有年味儿”,小时候常听母亲这样说。那样,好像年还可以长长久久过下去,永不结束。
究竟是怎样一种年味儿,这般让人留恋不舍?
是花香还是饭菜的香味?抑或是馒头的麦香、对联的墨香?
是,又不全是。
多年后的今天,年的味道渐渐寡淡下来,回忆起儿时的年,真的像一坛陈酿,喝一口,余味悠长,香气缭绕,经久不散……
202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