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一直在倡导改革，很多地方政府也做了尝试，但是总是存在一些弊端，缺乏资金，人员，口号喊得响，操作却无法成型。最重要的是思维方式的缺乏。钟教授说得好：我国以往七次的课程改革,充其量不过是学科范围内的知识系统的调整,缺乏高屋建瓴的总体设计,造成分科主义课程的格局。这是因为,我们缺乏“课程意识”,把课程理解为少数人研制、多数人被动实施的过程,自然不需要对课程进行规划和反思。而这次课程改革可以说在这方面迈开了回归专业的小小的一步。从纲要文本来看,体现了国际教育界倡导的教育发展的基本准则—“国际视野”与“本土行动”。“国际视野”与“本土行动”原本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不汲取先人的成就,缺乏国际视野,你的理论和行动就不可能有什么高度。国际教育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经历了教育研究范式的转换,经历了“概念重建”的过程,有关课程与教学的话语系统更新了,并且有相当丰富的研究积累。我们需要反思我国教育科学发展的现状。
我国的课堂教学模式几十年一贯制。从满堂灌到满堂问，课堂教学的本质并没有改变，我们缺乏教学觉醒，把教学归结为单纯的技术操作过程，导致了刻板化一的教学，教学觉醒，意味着教学主体的回归，在新课程背景下的课堂教学本身就是一种对话的过程，就是引导学生与客观世界对话、与他人对话、与自我对话，并且通过这种对话形成一种活动性、合作性、反思性的学习。
课程改革的前提是变革思维方式，重建话语系统，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理论界和实践界存在着一种对课堂教学的简单思维的偏好，希望得到极端的普适的秘诀。
课程改革需要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的准备和配套经费的支撑。这次课程改革为新的课程教学的创造提供了契机。课程改革既然是一种教育思想和课程转型的过程，一场破旧立新的运动，就要求我们不仅需要有强劲的专业话语的声音，也需要有一个积极推进新课程实施的社会舆论环境。
所以，钟教授给出了他的结论和建议。一，积极寻求整体推进课程改革的合理的，透明的适度的步伐。二新课程的实施，呼唤一系列教育制度，包括教师教育制度，教育评价制度问责制度，中介性监管机制的确立，呼唤教育科学的重建。三，课程改革需要有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和配套的经费支撑。归根结底，课程改革是一种学校文化的转型，这场教育革命要求根本性的结构性的变化，仅此而言，它绝非是一场一蹴而就的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