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的一场战争，时间是公元前431年到公元前404年，希腊从此走向衰落。作者修昔底德由一开始便预见到这将会是一场伟大的战争，从战争刚刚爆发就开始着手他的写作，然而他没有能写完就去世了，因而本书只记载到公元前411年为止。240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开始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惊叹于它的严谨和完备、对战争成因的深刻剖析以及非常现代的史学观，用今人的眼光来看也毫不过时。

有别于同时代的其他著作者，修昔底德对史料的处理相当严谨，他这样写道：

在研究过去的历史而得出我的结论时，我认为我们不能相信传说中的每个细节。普通人常常容易不用批判的方式去接受所有古代的故事……事实上，大多数人不愿意找麻烦去寻求真理，而很容易听到一个故事就相信它了。

这大概是很多古代史书的通病——它们往往充满了无法考证的神话，或将道听途说的奇闻轶事不加辨别地收入其中，让人难以信服。而修昔底德不仅在细节上考据真实性，更难得的是，他深知不同立场的人对真相的解读也不同，而力图在全局上保持客观：

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自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就是这样，真理还是不容易发现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有不同的说法，由于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或者由于记忆的不完全。

他在书中大段引用战争各方现成的演说词，以使读者能够对各方的观点有充分的认识，从而看到战争中的是非对错并不是黑白分明的，雅典和斯巴达并没有哪一方更正义，战争的起因也并不是像人们声称的那样简单。

作者详细说明了雅典和伯罗奔尼撒人利益冲突的一系列事件，包括科西拉与科林斯在关于伊比丹努的争端后加入雅典同盟，科林斯因此指责雅典破坏与斯巴达联盟的和平条约，继而雅典的纳贡同盟城市波提狄亚在科林斯人的支持下反叛而被雅典镇压，于是科林斯在斯巴达同盟代表大会上控诉雅典并要求斯巴达向雅典宣战。

科林斯指控雅典剥夺其他国家的自由，同时也表达了对斯巴达坐视不理的不满，甚至拿雅典人和斯巴达人的性格来作对比，指前者勇敢革新，后者保守迟疑。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雅典代表们的发言（他们因为别的事务恰好在斯巴达，听到这些控诉后便要求发言），他们对控诉不作任何答辩，但认为雅典得到如今的地位理所当然，他们认为安全、荣誉和利益使雅典不能让步，「弱者应当屈伏于强者，这是一个普遍的法则」，并且雅典「有统治的资格」，换作任何一个其他国家都会这么做。这种论调恐怕丝毫不能消除斯巴达对雅典的猜忌，反而更会引起斯巴达的不安，可以称得上是猪队友了，但这未尝不是雅典人普遍的想法。

在描述了这一系列冲突事件之后，作者转而追述雅典势力扩大的开始和雅典帝国的扩张，这样的插叙不仅让读者了解更多背景知识，比如雅典和斯巴达的积怨由来，三十年和平条约签订的缘由等等，更带出了作者的观点：这些独立的冲突事件都只是战争表面上的起因，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

在这部书中，演说词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首先是科林斯和科西拉在雅典民众会议上的关于雅典是否应该接受科西拉加入同盟的辩论，然后是科林斯和其他伯罗奔尼撒代表和雅典代表在斯巴达第一次同盟代表大会上的辩论，也包括了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和检察官斯提尼拉伊达对是否应该发动战争的相反观点，最后是科林斯人在斯巴达第二次同盟代表大会上鼓动战争的发言和伯里克利在雅典民众会议上对此的回复。

众所周知希腊人善于辩论，正是这些从参与事件的人物口中说出的言论令人如临其境，常常让人思考：如果自己身在现场，会对演讲者予以支持还是反对，会选择哪个立场。修昔底德作为叙事者保持了沉默，他只是把所有观点摊开来，让读者自行判断，然后感受最后的结果。

仅从科林斯对雅典的指控来看，斯巴达发起战争的理由并不太充分，这从国王阿基达马斯的发言就可以观察到——与雅典作战弊大于利。然而，修昔底德敏锐地指出，斯巴达人之所以议决合约已经被破坏，应即宣战，不是因为他们受了他们的同盟者发言的影响，而是因为他们恐怕雅典的势力更加强大，因为他们看见事实上希腊的大部分已经在雅典控制之下了。

在第一卷的最后，在斯巴达召开的第二次同盟代表大会上，伯罗奔尼撒人通过了向雅典宣战的决议，对雅典发出最后通牒。雅典在伯里克利的领导下，提出了不会让步的答复。战争即将爆发。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人性的相似让这部书有一种超脱时代的魅力，修昔底德也很有自信地预言了这一点：

我这部历史著作很可能读起来不引人入胜，因为书中缺少虚构的故事。但是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的。

他的确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