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修道说》指出，“率性之谓道，诚者也”，道真实不虚，诚作形容词；“修道之谓教，诚之者也”，修道、教，是使之诚的过程，诚作动词。所以《中庸》的主旨是教，讲的是修道的事。
《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王阳明解释说，道，就是性，不可须臾背离；过、不及都是背离道。所以君子要下修道的功夫。在别人看不见、听不到的时候，都要戒慎恐惧，不能让细微的不善遮蔽了性之诚。
《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王阳明解释，修道之功就是在有无、动静之间回归诚。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讲的是，修道而使本性恢复。致中和，则大本立而达道行，知天地之化育矣。只有把诚意的功夫做到极致，达到尽性的程度，才能达到这个境界，这是修道的终极功夫。
正德十三年（1518年）正月，在黄绾与王阳明的书信往来中，黄绾发表治学体会说，以前专注的静坐、主敬、静中观喜怒哀乐未发之气象，这些都不是古代圣人的“极则功夫”。所谓极则功夫，认准心性本来至善，与天道合一，不需要向外求，只要笃志于道，反求诸己罢了，不要使俗尘污染本心，日日拂拭，一天比一天明净，最后回归本心。孔子从十五岁志于学，到七十岁不逾矩，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如果不首先立志，只知静坐、主敬、静中观，都是无本之末，不免动静交违，灭东而生西。所以，笃志，乃万世治学之要诀。
黄绾认为，宋儒在周敦颐、程颢以后，只有陆象山讲得明白，直达本原。程颐说：“罪己责躬不可无，亦不可留胸中爲悔。”就不像陆象山说的彻底：“旧过不妨追责，益追责，益见不好。”又曰：“千古圣贤，何尝增损得？只爲人去得病。”错了也没有什么好悔责的，就像先生说的，治学只管拔病根，默默笃志而行，私欲尽去，自然天理纯然。
最后，黄绾说先生曾经对湛若水说，孔子将圣学传给颜回，颜回去世后却没有传下来，还好曾子把“一贯之旨”传了下来。我看也不尽然。所谓“一贯之旨”就是“笃志”，曾子和颜回虽然资禀不同，但所谓“一贯之旨”都是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