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黎荔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这是《诗经·王风》中的《黍离》，一首悲叹周室颠覆，寄寓忧国之思的怀古诗。《黍离》为《王风》第一篇，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诗序》说：“《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从诗意来看，其说是可信的。在中国，五谷始终是一个变化中的概念。大约两千年前，五谷的排序为稻、黍、稷、麦、菽。黄河流域是以粟（稷）、黍为主体的旱地农业。《黍离》诗作者行役至西周都城镐京遗址，即所谓宗周，满目所见，已没有了昔日的城阙宫殿，也没有了都市的繁盛荣华，只有一片郁茂的黍苗尽情地生长，也许偶尔还传来一两声野雉的哀鸣，此情此景，令诗作者不禁悲从中来，涕泪满衫。黍稷之苗本无情意，但在诗人眼中，却是勾起无限愁思的引子，他缓步行走在荒凉的小路上，心旌摇摇，如醉如噎，充满怅惘。怅惘尚能承受，令人不堪者，是这种忧思不能被理解，不能被尽情表达倾诉。这种大悲哀，只能质之于天：“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关于这首诗，虽然还有诸多说法，但诗中所蕴含的那份因时世变迁所引起的忧思是无可争辩的，其显示的沧桑感带给读者的心灵以深深震撼。
从《诗经》开始，民生的惨淡、家国的伤叹就一直是文学主流必不可少的内容。《黍离》表现出的心思惶惑、忧虑重重的形象，在中国文艺的太初时代，就将“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人格化的悲剧意识凝注在知识分子的思维背景中。从《离骚》到《史记》，从《长门赋》到《哀江南》，在历史的湍流中艰难求索的民族精英，自始至终不曾放弃“悲天悯人”这样一个道义上和精神上的沉重责任。《黍离》的深重忧思弥漫数千年，一直穿越到现当代文学。记得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第一回《风雪惊变》，讲的是一个说书人在牛家村里说书，开头有首诗：
“小桃无主自开花，烟草茫茫带晚鸦。
几处败垣围故井，向来一一是人家。”
这首诗的作者是南宋诗人戴复古，说书人把它作为说书开场的“定场诗”。诗中写的是江淮一代在金兵侵略后一片残破凋敝的景象，由眼前的败景让人联想到这里原来也是安居乐业的太平地方。南宋时，淮河流域作为宋、金交战的前线，村庄田野均受到毁灭性的破坏，昔日繁华的城市、富饶的村庄，已一派萧条荒凉，一处处毁坏倒塌的矮墙，缭绕着废弃的水井，再缀上黄昏里盘旋着的乌鸦，不啻在告诉人们，这里已经没有人烟了。这分明是一首表现“黍离之悲”的诗，这首沉郁顿挫的诗，开篇便奠定了《射雕》以家国天下为本位的思想基调，使读者被一种忧伤的兴亡之感所萦绕，怆然涕下，神魂为之所系。
从《诗经》的“黍离之悲”，唐诗中的“旧时王谢”，宋词的“废池乔木”，到《红楼梦》中秋风落叶的“废园”，我们的民族其实并不拒绝悲剧。在中国，诗圣的名号是给予杜甫的，给予“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这样的哀挽之情、血泪之辞。杜甫深沉浩瀚的心灵所传承与表达的，是历史无法淘尽、时间也不能冲淡的“文明的苦难”。历史惊人地相似重复，幽王嬖褒姒而成丧身亡国的末主，玄宗嬖杨玉环而成弃都丧国的准末主；宗周都城镐京宫室宗庙被毁，变得黍稷离离，而李唐都城长安被胡骑践踏，太庙为乱贼所焚。周大夫感伤而作《黍离》诗写西周之亡，千馀载后杜甫写战乱中的“三吏三别”，写安史之乱后长安的萧条破败景况。相同的美刺伤闵、哀思之言、乱世之音，杜甫诗与《诗经·黍离》一样，弥漫通篇的，是面对国家兴亡，朝代更迭而自己却无能为力的情况时，怀有强烈道德抱负的知识分子无法排遣的天问与苦闷。其优美不来自文辞，而来自于“创深痛剧”后的那份克制与隐忍，这也正是中国悲剧理念之有别于西方悲剧的核心差异。
为什么要克制与隐忍？因为，那是一种胸中有种种甜酸苦辣写不出来的情绪，欲说还休，欲说还休，最后，只有索性不写了，只是咬着牙龈，咏叹一番，一往情深，字字泣泪。人首先是一个社会的人，“人”的悲剧的第一义是社会的悲剧，当山河羁旅、家国破碎，渺小的个人在大时代的动荡中又有什么办法呢？“我”所以心有戚戚，为的是抱怨命运加在“我”身上的不公，更为的是由己及人，而不能不感叹的黎民百姓的鹿鼎挣扎。这种面对物是人非、盛衰之变的强烈失落与不适应感，这种对苍生的俯瞰而兴起的关怀与怜悯的痛楚，至深至广，难以言说。
本来，感到的痛苦越大，流下的泪就越多，发出的哀声就越响，但“黍离之悲”却反其道而行之，越是创痛，就越要克制，越不肯落入抱怨，因为，这绵绵长恨又岂是简单的抱怨可以承载之？《黍离》的深重忧思弥漫数千年，厚重浓郁的文化内涵，远不是一言所能概括。《诗经》以降，中国文学中从此浮现着一个西风残照下包括着废园、落花、衰草、颓墙的意象群，在庾信、杜甫、李煜、苏轼、姜夔、陆游等的手中，“黍离之悲”传承不衰、延续千年。这种忧伤根植于民族的内心，深藏在每个仁人志士的脑海中，并且每每在国破山河，民族兴亡之时被激发，成为文人反复咏叹的主题之一。
楸梧远近千官塚，禾黍高低六代宫。面对故园颓毁、梁栋无踪，那寻寻觅觅的徘徊、声声断断的哀鸣、空空怅怅的彷徨，又寄与谁呢？所谓中国性，源于文化江山，如果没有黍离之悲，没有兴亡之感，没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悲秋情绪，没有见物起兴、托物言志的能力，我们还有什么权利说自己是中国人？我们又如何获得身份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