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出生的时候，哥哥已经六岁。母亲原来的心思是想再添个女儿，没想到又生了个儿子，真是不遂人愿。
我的父母都是农民，一九七八年前后,农村还没有实行分田到户，家家生活都不好，所谓的差距就是有没有得吃，一日三餐不饿肚子，是让人羨慕的好人家了。
我的家在村子的南头，再向南走两里路，便是邻村魏荡，那是母亲的娘家。我的家是破旧的草房：土坯垒成的墙,房顶是茅草盖的，从来就不断雨。
一到雨天，家里的地上就摆满了碗盆，雨水滴滴答答跌进里面。就是这样简陋的房子，也来之不易。母亲说过，我的爷爷是个老党员，在村上做过干部，为人老实忠厚，又胆小懦弱，就怕天塌下来。
奶奶碎米嘴，从早要唠叨到晚，对爷爷埋怨数落个不停。爷爷不擅言辞，害怕回家，就躲着奶奶，早出晚归。
奶奶长得瘦弱，一辈子生了四个孩子，三男一女，我父亲是老大。奶奶的心是要强的，听人说年轻时长得俏丽。但是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有些东西由不得你，在种种制度的束缚之下，你只能忍气吞声，年华虚度。
奶奶五十一岁就走了，那年我才五岁。她得的是脑溢血，吃午饭前说头疼想睡一会，叫三叔不要吵她，竟没想到一睡就没有醒来。
母亲说她不伤心，也没多哭，奶奶给她的伤痛的记忆实在太多了。母亲二十岁就嫁给父亲，生下哥哥不久，奶奶就闹分家，把三口子撵出家门，只给了几样简单的家什。父亲只好带着母亲和还没断奶的哥哥先寄人篱下。
他去找爷爷，请他跟生产队里要地基盖房子，费了许多口舌，分下来的地基却是一处低洼的臭水沟。父亲只好从其他地方挖土，一船一船的运。
地基完成之后，他又自己做土坯,盖房子。那土房子，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土墙上有许多小洞眼,，那是蜜蜂辛苦钻出来的。最喜欢在春天的傍晚,每个洞眼里都有归来的蜜峰，有一只，也有许多只挤在里面。
我们过些调皮的孩子，就用玻璃瓶口罩住洞口,用一根细树枝往洞里捅。蜜蜂一受惊扰，就会一个个爬出来，全都进入瓶子里，也有很难捅出来的，最后大概就死在了里面了。我们会把捉到的蜜蜂当宝贝一样养着，往瓶子里塞菜花，希望它们会产蜜。我却从来沒有看到过瓶子里有蜜，蜜蜂也很少有过活着离开瓶子的。
我家房子的位置非常闭塞，没有一条象样的宽点的路通到门口。房子东面是衡登年家，路还在他家的东面。
邻里关系好的时候，可以从他家院子里进进出出。一旦两家翻脸，他家就会把路堵死，我们只好从他家房子的后檐下走。那是一条只够半人走的土路，旁边是一条灌溉渠，插秧季节,渠里的水就会涨满,经常可以捉到鱼虾，到了冬天才完全干涸。渠的两边长满了树,荊棘丛生。我家西边是池塘,池塘那边是一望无际的农田。
住在这样的地方,真的是苦不堪言，人类生来就有较强的领地意识。那年头，父母就经常为屋基和邻居吵架。这家的厨房盖到了那家的滴水檐下，那家把树栽到了这家屋基边沿；哪里是哪家的,分得清清楚楚,寸土必争。先是争吵理论，越吵火药味越浓，最后便大打出手。
父亲身体单薄，总是吃亏，但他从不屈服。母亲会指桑骂槐一整天。她脾气倔强,咽不下这口气,骂出来心里会好受些。在他们和邻居吵架的时候,爷爷奶奶从来没有来帮衬过。那时,我总觉得咱家的力量真是太小了。
二
爷爷的家在村子中心地带，今天的卫生院和自来水站就建在那里。有三个睡觉的房间，一个客厅，厨房成丁字而建。庭院很窄，不到两米就是另一户人家的后檐墙。有房子挡着，屋子里总是光线不足，尤其爷爷奶奶睡觉的那个房间，就算白天不点灯，也得摸黑。
我在这儿度过了记忆模糊的幼年，只记得厅里的墙上贴满了年画，而正对大门的墙上贴的是马恩列毛的头像。
父母都要去地里做农活。那时还是大集体，工分制，一家一年的收入真是微乎其微，年年都过得困窘寒伧。哥哥已经进学校读书，我就由奶奶照看。
所有的孩子当中，奶奶最疼爱我，每天都会拿些米去换油条烧饼或者麻花给我吃。她会使劲地打二叔三叔和哥哥，却从来不打我。奶奶长得瘦小，一顿能吃一大碗粗饭，两百多斤的石磙在她脚下可以飞快的滚来滚去。
我的家乡叫潘舍，大慨因为村上姓潘的人家最多。纵横交错的河流把村子分成好多块，所以村上有许多桥。
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村上的桥都是木头架的，只有第三生产队那里有座砖砌的拱桥，好像有些年头，桥身全都成了黑色。那些木桥看上去总觉得叫人不放心，又破又旧，像是在摇晃，人走上去会发出怪响。
即使年年修理，还是叫人不敢放心大胆的走。从我家到爷爷家要经过两座木桥，其中一座就在他家的南边，只有十来步远。这座桥实在破旧，几乎成了废桥，大家都宁愿从供销社那儿绕道走。桥下的河水不宽，正好够一条船单行，通到供销社那就是尽头了。
后来，村里就把这段河填掉了，成了今天早市的地方，供销社门口也拓建成小广场，露天电影，春节期间的社戏都在这儿上演。但是在我童年时，露天电影和社戏的地点是在村北老学校那里的操场上。
操场的西北角树立着一座钢铁三角架，有六层楼那么高。我们不知道它有什么用处，大人的说法也不尽相同。我们还是喜欢去攀爬，胆大的人可以爬到最顶端。我胆子小，只爬到过两层楼那么高的地方，却也可以把整个潘舍一览无余了。
农村还没有通电，家家都用煤油灯，夜晚走路用手提的马灯。我们孩子专门负责擦玻璃灯罩。手捂住小头，大头罩在嘴上往里面哈气，这样就可以把玻璃上的油灰擦得干干净净，跟新的一样，只是会在嘴四周留下一道黑圈。
没有电视，看露天电影便成了村民和孩子最期盼的消遣项目。只要听说哪天晚上要放电影，孩子们就会在午饭一过，扛着板凳来到操场上抢占有利位置。有的人痴痴地坚守一下午，晚饭都不回去吃。我不知道奶奶有没有看过露天电影？她很少离开过家门，性格孤僻。
我五岁那年初夏，插秧季节，一天中午，她静静地走了。在那个年代，不知道有多少像她一样的女人，没看过电影电视，没见过汽车楼房，没去过城市，在一个狭小的小空间里了此一生。
奶奶出殡那天，雨没完没了滂沱的下。我还不知道生与死的真正意义，也不懂得悲恸，只觉得很多人在爷爷家忙进忙出很热闹，哪里懂得从此再也看不到奶奶，得不到她的疼爱了。奶奶被安葬在西大堤，许多年后迁坟，我才看到她的遗骨，只剩下几根。人活着那么复杂，死后却如此简单。
三
这一年，二叔十五岁，三叔十一岁，姑姑二十岁出头。奶奶对孩子管教一向很严，打起孩子下手毫不留情:拿到扁担就用扁担抽，碰到板凳就用板凳砸。他们都被打怕了，爷爷也被骂够了。
奶奶的去世，他们的心里有多感伤，我无从知道。但是从此，爷爷家里好像多了许多快乐的空气。
也许是二叔不再起早贪黑的编莆片；也许是姑姑可以把小姐妹带到家里玩；也许是爷爷再也不受那刀凿斧砍的唠叨。只有奶奶的妹妹，我的姨奶每次来时，都会在头顶着院门处，偷偷流眼泪。
我站在她的身后，也莫名的不高兴。我毕竟是孩子，一如既往地快乐地玩耍。捉迷藏，是我们这群孩子最爱玩的一种游戏。每天不风到天黑月出，浑身汗水，哥哥来接我，是绝不回家的。
当我到六岁时，就好像少了些自由。父亲遗传了奶奶的性格，对哥哥要求很严，稍不满意就会体罚他。哥哥经常害怕挨打不敢回家，躲在草垛里过夜。有一回，哥哥偷偷改了成绩报名单上的分数，寒冬腊月，父亲罚他跪了大半夜。
那训斥的声音大得骇人，叫我胆寒，只好把头蒙在被窝里大气不敢出一声。在那艰苦的年代，许多家长都好像喜欢打孩子，而我们也确实太顽皮了。我们害怕闯祸，可是家里的瓶瓶罐罐总是被我们一不小心就碰碎了。我们的屁股难逃一顿挨打，膝盖难逃挨跪，如果直挺挺的跪着，膝盖会疼得极难受。我就会乘父母不注意时，屁服坐在小腿肚上，这样就舒服多了。但我还是盼望有个邻居或者亲戚恰巧来我家里，把我拉起来。如果没有经得父母的同意，是绝不敢站起来的，眼里尽是委屈的泪水。
所以，只要犯错，都要找各种理由搪塞。有回煮饭，我把淘好的米放在小板凳上，然后就和小伙伴玩在一起，一不小心把米弄翻了。我赶紧把米又捡起，重新淘一遍，可是饭吃在嘴里很涩。母亲问我原因，我就编谎说淘米时，正好有人在附近河里揽泥，把水弄浑浊了。父亲信以为真，就没有怪罪我。我暗里很开心，终于躲过一劫。
村子南头衡长生家有二十多只鹅，已经将近一斤重，身上的黄色胎毛都褪干净了。父亲把它们买了回来，就由我负责照看。从此，我就变成了放鹅娃。
我是把这些白家伙当宝贝看的，每天认真地给它们喂食。不需几日，它们就好像认识我了，一看见我就围着我，又扑打翅膀又乱叫，脖子伸着老长。
登年家也养鹅，是一大群，有一百多只，由三儿子长中照看。登年有五个儿子，名字排行都好记，因为他们名字最后一个字连在一起，叫“高举中国旗”；起名的人真够智慧幽默的。
二十多只鹅不能每天都在家前屋后吃食，地上全是鹅屎，得把它们赶到没有人家的西堤去，那里长满了青草。于是，长中就带着我把鹅往西堤赶。赶鹅的工具是父亲做的，其实很简单，长长的竹杆顶端扎一根白色塑料薄膜。这玩艺，扛肩上拿手中，觉得特别威风，我可是这群鹅的司令了。
正值暮春，西堤芳草鲜美，这些家伙一个个吃得滚大溜圆，脖子明显地鼓出一大截，跟香肠似的，吃饱了，就把头藏在翅膀里休息了。两家的鹅混在一起，根本不用担心分不出来，我家的鹅比他家的鹅大好多个头呢。西堤草木繁多，坟茔也多，村上死上的人都葬在这儿。
我不晓得害怕，皮得兴起，就爬到坟茔顶上，把那帽子一个个推掉。长中就吓唬我说，夜里会有鬼寻我报仇，骇得我又赶紧把滚落一边的帽子搬回原处，好些天都提心吊胆。最盼望中午时候，母亲送来的饭。
在野外吃饭，真叫一个香。有时候，鹅会游到河里，长时间不肯上岸。我不会游冰，生怕鹅上了对岸，就回不来了，在岸上急得团团转，不停地向河里掷泥团。其实鹅也通人性，它们在河里游痛快了，就会自觉的上岸。
到盛夏时候，鹅已经长得又肥又白，翅膀展开，好似要飞翔，脖子细长弯曲，脑门上的瘤又红又鼓，鸣叫声清脆宏亮。它们像是我的伙伴，我也不必像开始那样操心。离家两里路有座水站，水站后面是水塘，有五亩地那么大，里面长满青草，东南一处，是一人多高的芦苇丛。一般来说，鹅与鸭子习性不同。鸭子喜欢在水里游泳觅食，鹅爱在岸上走动找吃的。
从某天开始，我的鹅居然养成了鸭子的习惯，一天到晚泡在水里，很少看见它们的身影，都藏在芦苇丛中吃食睡觉。我不必担心它们会丢失，一到黄昏，它们就出现了，然后排成一队，大摇大摆，秩序井然地回到圈里，第二天早晨，它们又会熟路轻驾，踱到池塘边藏进芦苇丛中。于是，我就有了更多玩耍的时间了。
四
水站也没有通电，是用大功率柴油机带动抽水机。柴油机老旧了，一个大人已经揺不响，每次排水，都有十几个大人用长绳拉拽。柴油机一起动，就会有大量的水从泵口汩汩而出，许多可怜的鱼儿就丧命于螺旋桨之间。有的漂在水面挣扎，有的沉尸河底。
大人都会游泳，水性好的人一个猛子扎到河床，把死掉的鱼摸上来，虽然残缺不全，也可以做成可口的美味。我也喜欢下水，大伏天，和小伙伴们在水里泡一天是常事。深水区域绝不敢去，都在河岸边戏水，还可以掏螃蟹。水站这儿是学游泳的好地方。
水泵不工作的时候，泵口前面水泥砌的过道就成了我的乐园。里面的水到大腿深，底面光滑，水干净清凉。在水里皮累了，就爬到上面，躺在水泥台上晒大阳。我全身都黑了，别人都叫我黑牛。
到中秋时候，这群鹅卖掉了，我放鹅的日子就此结束。秋天的农村是很忙的，家家户户忙着收稻子，打谷场上热闹非凡，弥漫着稻香草味。
一座座草垛像小山一样。我还帮不上忙,却也不能闲着。黄豆已经成熟了,我就负责把豆米一粒粒从壳里剥出来。这活儿比放鹅没劲多了，要长时间坐在一个地方,真的枯燥乏味。好在可以偷懒,去骑水牛。
打谷场西北角有座仓库,是村上最大的建筑。水牛还没到犁地的时候，就被系在走廊的水泥圆柱子上。它静静地躺在地上，悠闲地咀嚼草料。我跨在它的长脖子上,两手扶牛角,扳来扳去,模仿大人骑自行车的样子。
水牛真是好性子，从来不发火，也不摔我，任凭我在它脖子上又磨又蹭。也许是我帮它赶走了它身上的牛虻,它在报答我。那些黑飞虫真是可恶，跟黄蜂差不多大小，黑色身体，像蚊子一样爱吸血，被它咬一口，钻心般的疼，还会起胞胞。往往会有几十只牛虻围着水牛飞舞,有的肚子里都是血,快飞不动了，可怜的水牛身上被咬得血迹斑斑。
于是，我就用手拍死它们。拍牛虻也有技巧，下手要快,叭的一声就会拍死一只。在水牛这边玩够了，我还得去剥黄豆，那是我必须完成的任务。那年头的孩子都要帮助父母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只是我总觉得我要比同龄人做的更多一些。
进入冬天，村子就变得萧条清冷了。
大白杨、柳树、刺槐、还有桑树，叶子都凋尽，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田野里，一片寂静空荡，枯黄的草须中寒风中瑟瑟颤动。
腊月里，河流都结成寒冰，浣衣服的女人使劲地在水边小桥上砸一个冰窟窿。我家西边池塘里的冰更加厚，我可以在冰上走来走去，即使用力踩，冰面也纹丝不动。我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象笨拙的机器人，走路一点也不方便。就算穿成这样子，还是觉得冷，尤其是脚。母亲每天都准备好火盆，把脚放在上面，就暖和多了。
我们会偷偷地抓一把蚕豆或者黄逗，藏在衣服口袋里。烤火的当间，就把豆粒扔进火盆中。不一会儿，屋子里就弥漫着熟豆米的香味，还有焦豆米的糊味。熟豆米取出来，也不怕烫，就含入口中；热豆子一碰到唾液，便滋滋的响。豆子又香又脆，嚼起来咯嘣嘣的。
父亲不会扎火窝子，冬子的爷爷就会，我常去他家蹭暖。今天，已经看不到火窝子了；那是用稻草扎成圆筒一样的取暖工具；到大人胸怀高，用木条隔成两层。底下矮的一层放火盆，人就站在上层。火盆里的热全都聚在里面，很暖和。可是，它也酿过教训。
站在里面的小孩，有时会不小心把尿布，或者衣服掉到火盆上，便引起火苗，烧伤了身体。整个腊月，家家户户就忙着做一件事：编柴帘。直到今天，我也弄不明白，那时要那么多柴帘作什么用？
秋天里，父亲就到柴荡把芦柴割了回来晒干，到用的时候切成需要的长度。麻是买的，要没在水里泡上几天；拿上来时还粘着冰块。家里有专门把麻化成细丝的工具；很容易制作，在木板条上钉一排铁钉，像梳子一样。父亲偶尔编柴帘，都是母亲和哥哥编，他专门纺麻线。
我也不能闲着，一会把纺车上的麻线绕到板凳腿上，拿到太阳底下晒干；一会又要把干麻我绕成一个个线团。家家没别的声音，就听到纺车的旋转声，还有线团打在柴帘上的啪啪声。
五
虽然每条柴帘才卖到几毛钱，过年的一切花销全指望它了。六岁这年午底，家里终于添了一样家用电器：收音机。那年头，不是每家都有的。
父亲母亲喜欢听淮剧、扬剧；哥哥和我爱听少儿节目，像《小喇叭》。到了下午两点钟左右，大家一致爱听刘兰芳的评书，从《杨家将》到《岳飞传》，每个人都听得津津有味，一天也不会错过，就像后面看电视连续剧一样执著。
供销社在村子中心，是个很大的四合院子，天井抵得上半个操场大。全村人的生活日用品，都在这儿可以买到。最吸引我的还是那些好吃的糖果饼干；最想得到的玩具水枪；还是好看的小人书。
可是我口袋里没有一分钱，只能隔着玻璃，眼巴巴地看着它们。年底时候，供销社里比平常更加热闹，增添了许多喜庆的气氛。
柜台上空挂满了年画，对联。和大人一起置办年货，是最开心的事情，可以偷吃糖果、瓜子，一年也就在过年吃到；还可以缠着母亲买一顶花色的鸭舌帽。一件新衣服要穿好几个新年，年一过，就得洗干净放木箱里保存。
母亲说她一套嫁衣，整整穿了十年。年虽然过得寒伧简单，却是我们都翘首以盼的。只有在过年的时候，大人们才停住忙碌的手脚，享几日清闲。
我们可以玩五个一整天，什么家务都不用做。父亲母亲脾气变得特别好，不打我也不骂我。农村人过年忌讳很多，过年期间打孩子骂人，会被看作不吉利。压岁钱很少，虽然只有几分钱，却可以归我自己使用。
戏台那里有许多做小生意的摊子：炒米糖、五颜六色的气球、各式各样的小玩具应有尽有。我们小孩子还是喜欢把捏糖人的摊子团团围住。糖人师傅真是心灵手巧，可以捏出很多花样；什么老鼠偷油、猴子摘桃、双龙戏珠…..一件件栩栩如生，叫人称奇。
造型复杂的大件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才敢买，我只敢买那只要两分钱的糖口哨。先含在嘴里吹着玩 ，声音清脆呴亮；可是不一会儿就融化于口中了，甜甜的。
给外公外婆拜年，也是每年必须例行的一部分。年礼简单，只是四包果子和两条年糕。外婆家很穷，还是会给哥哥和我每人几分钱压岁钱。
外婆的家在魏荡，她的娘家在黄荡。她和外公的个子都高，由于长年累月营养不良，一头短发早就白了。外公外婆和小姨就住在两间茅草屋里，而且还要在里面生火做饭。
灶台是泥糊的，没有烟囱，烟全都弥漫在屋子里。墙体、屋顶、床、桌凳都给熏黑了，像刷过一层厚漆。房子前面是空地，再向前有池塘，我曾在这里钓过鱼。舅舅家就在后面，有四间。外婆烧了一辈子小土灶，爱抽几口烟；没有钱买，我就经常去拾烟头给她抽。
她总是那么慈祥，脸上挂着笑。奶奶去世时，我看到是她提着纸钱来吊唁，想不到两年后，她也跟着走了。外婆得的是胃癌，没钱医治，在漆黑的小屋子里躺了许多日子等死。母亲日夜守着，无计可施，只能以泪洗面。直到大伙都觉得外婆时日无多了，才架着她移到大舅家里。这一幕永远清晰地刻在脑子里，我看到了外婆那张苍白憔悴而又痛苦的脸。
六
在外婆去世的三天里，我还是沒哭过流眼泪，但已懵懂我再也看不到她了。母亲嗓子哭哑了，几度昏厥。小姨还没成人，一切礼数仪式都效仿母亲。
按照农村的风俗，外婆六七那天，我家做了一大桌好菜，熏烧好的整鸡整鸭摆在大盘里，还要在上面插上好看的花。还有许多都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过那种香味的佳肴，叫人垂涎欲滴。
我第一次看到了录音机；本来是艺人吹嗦呐，现在由机器代劳。大舅家里热闹，充满了纸钱味。好几个僧人，不知道是真是假，在桌子旁念经做法事。我听不懂他们念的什么，只觉得桌子上摆放的神龛木鱼真的很精致。
那桌好菜就摆在天井里，说是专门给死去的外婆吃的；其实是做给活人看的：据说菜的丰盛与简单直按反咉出闺女的孝心几何？除了吃的，还要做齐各种纸糊的楼房，大院子，电器等等。
外婆一生没住过也没见过的东西，死后就这么都轻易的实现了。在那艰苦的年代，只有靠死人吃饭的纸匠们的想象力是那么甜，也是所有农民追求的生活。 村上没有幼儿园，只有一个识字班，在河东。
一间小土坯房子里，横七竖八放一些板凳桌子；西面墙上挂一块黑板。来这儿上学，不需要交学费，可以随便来随便走，没有任何规章制度。教我们识字算术的是位女老师，二十多岁。
我没有课本，只带半支铅笔和几张白纸，都是哥哥用剩下的。在这里，我实在没耐心听过多少课。既然说是识字了，哥哥就有了任务。每天晚上，他都要给我布置几道算术题。他从学校偷回一些粉笔，又自己做了一块小黑板，把题目写上面要我答。
昏暗的煤油灯下，常常为了一道难题抓耳挠腮，熬到深夜。直到母亲在房间里催促，我才如释重负地钻进被窝里呼吸睡觉了。这种自由自在的识字过程到我九岁那年秋天终于画上句号。
我真正上学了，有了象样的书包，虽然也是哥哥用旧的，却也很珍惜。在学校里，认识了更年的朋友。六年小学生活可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详细的。十一岁那年，我家搬到了村子西头的堤上，交通环境都改善了许多，我再也没去过老屋子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