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 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

“自由”二字，中国古已有之，但时常写作“自繇”。自由在中国人心目中历来是一剂具有诱惑力的毒药，人人都想要，却是一个贬义词。《东周列国志》中宣王斥责臣下曰：“怠弃朕命，行止自繇，如此不忠之臣，要他何用！”顾名思义，自由的意思就是“由着自己”，为所欲为，不受拘束，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据说隋文帝杨坚的爱妃被皇后偷着杀掉了，杨坚一气之下骑马出走，狂奔二十多里，流连于山谷之中，叹曰：“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后来皇后去世了，无人管着，杨坚压抑了多年的欲望迅速膨胀起来，纵情声色，两年后便一命呜呼。临死前对人说，如果皇后在，我不至于此。宋儒讲“存天理而灭人欲”，自由大约也就相当于“人欲”的意思，也就是一种动物性的欲望冲动。

到了20 世纪，严复在翻译穆勒的《自由论》（ On the Liberty）时遇到了麻烦：他明知穆勒的自由概念是一个法律概念，不是为所欲为的意思，但就是找不到一个对等的中国字来译，只好权且用“自繇”这个今人不太常用的词来代替，并将书名改译作《群己权界论》。然而直到今天，懂得严复这番苦心的人仍然如凤毛麟角。有人甚至否认人有自由，认为所谓自由不过是人的心理感受而已，实际上人都是受规律和命运支配的。

自由的起源

通常我们讲的自由有广义的自由和狭义的自由。狭义的自由只有人才具有，是人和其他事物的一个本质的区别。至于广义的自由，我们有时候觉得自然界也有，自然万物都在自由生长。但是就无机物而言，虽然物理学上有所谓“自由落体定理”，不过那只是借用，真正说来无机物是没有自由的。为什么？因为无机物没有“自”。什么是“自”？“自”具有一种自我保持的特性，是一个内在目的，所以它是属于有机物的。有机物有“自组织”的能力，西文“有机的”（organisch）一词本来的意思就是“组织起来的”、“有组织的”。但严格说来，有机体的自由也是我们人看出来的，是拟人化的结果。我们通过拟人化可以把我们的自由感推广到动植物身上，甚至于推广到整个自然界身上，这就是“造物”的概念，“造化”的概念。

因此，尽管我们并不认为具体的自然物如动物意识到了自身的自由，但我们也的确可以把整个自然界看作是自由的。因为人本身就是从无机物到植物、动物一步步发展出来的，人是自然界的最高级的部分，所以人的自由就可以代表自然界的自由。有机生命是人的自由的前提，人要有自由首先要有“自”，所谓自由就是不受他者束缚，那就要有自和他的区别。有机体有了自和他的区分，就可以“依自不依他”，就可以摆脱“他”的束缚。但是有机体的“依自不依他”和人的自由还是有所不同：它是相对的，绝对地来说还是要依他：植物和动物都要依赖于整个自然环境。达尔文进化论讲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天择”，它自己没办法择，只能够适应。这种“天择”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动植物自己是料不到的，它们所依靠的是本能。动物的行为是由本能所支配的，它没有能动性，也没有创造性。它也可以有选择，有任意性，但动物的任意是以本能为边界的，动物从来不做那种不能够用本能来解释的事情。人则可以胡思乱想，并且可以把这种胡思乱想付诸行动。于是人就有创造力，有想象力，有语言和思维，这就可以在一个普遍性和超越性的层面来设定自己的目的。人的目的不可能全都用本能来解释，有些完全是超越本能的，甚至于超越生命的求生本能，比如说“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那么，人的自由与动物的任意这个区别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这就涉及人猿之别的问题。人和猿的区别，按以前流行的观点在于制造和使用工具。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知道，野生的黑猩猩已经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了。动物学家珍妮·古多尔告诉我们，黑猩猩为了吃到蚁穴里面的蚂蚁，它可以掰一根树枝下来，把上面的叶子去掉，加工成一根合适的钓杆，伸到蚁穴里面去钓蚂蚁。（参见古多尔，第277 页以下）那么人跟黑猩猩的区别究竟何在？我认为这个区别不在于制造工具，也不在于使用工具，而在于保存和携带工具：保存、携带工具比制造和使用工具更关键。很可能，人类最早就是由于要携带工具才学会了手脚分工和直立行走的。黑猩猩已经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但是它不会保存工具，用完就扔了；它的前肢要用来走路和爬树，不可能把工具总是带在身边，当作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因而也不会把这种东西传下来。而人类则由于保存工具而使工具连同其使用经验都得到了传承，这是人类所特有的。只有保存、携带工具，才把工具当成了一种普遍的媒介：它不是一次性使用的，而是可以反复不断使用的。这样一种行为使得人类的观念中产生了一次飞跃，出现了一种“符号”现象：工具成了一种符号。什么是符号？就是一种普遍性的表象：与它相关的对象可以变来变去，但是这个符号永远不变，以不变应万变。

与此几乎同时，人类还制造出了另外一种符号，并且把它保存下来了，那就是语言。保存工具和形成语言在心理学上应该属于同一层次的功能，这是人类和猿类最重要的两大区别。动物也有类似语言的东西，它是呼喊性的，是“信号”而不是符号。比如狮子来了，黑猩猩用叫声提醒同伴，这不能说是真正的语言。什么是真正的语言？真正的语言是从“命题语言”开始的，它不是一种信号，而是一个“命题”：首先是对一个东西的命名，用一种发声来代表这个东西，并且对它加以陈述。这不是说：“狮子来了大家快逃啊”，而是说：“这是狮子。”这样一种客观的陈述才是符号，才是真正的语言。这样，不仅在狮子来了的时候可以警告大家，而且在狮子没有来的时候还可以谈论狮子，互相交流对狮子的看法，甚至还可以扮演狮子、模仿狮子。这种情况只有人才有，其他动物没有。例如黑猩猩在一起时是沉默的，顶多有些互相梳理毛发之类的“肢体语言”。工具是人与大自然交流的媒介，语言是人与人交流的媒介，这两者都是人的符号，从中就形成了概念。工具的保存和语言的形成都有一种抽象的作用，把动物的心理活动提升到了严格意义上的“意识”，也就是“类意识”。

人最先产生的意识就是类意识：人不可能孤独地存在，而是在社会交往中形成自己的本质。类意识已经是一种超越意识了，它表现在语言上：语言作为一种人与人交流的手段，使人意识到他人和自己一样，是“同类”，这样人就在他人身上看到了自己。人要照镜子才能看到自己，而在一个社会中，他人就是自己的一面镜子，于是人就产生了对自己的反思。人的意识对物质世界的超越性首先就体现在从别人身上看到自己、反思自己。反思使人意识到他们在精神上是相通的，人的意识就提升到了超越的层面，超越自己和对象的肉体的区别而看到了精神的共同性。

什么是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就是在对象中看到自己，用别人的眼光看自己，由此形成类意识。通过类意识，人就不光是有物质生活了，而且也有了精神生活，有了理性，有了自我意识，动物性的本能欲望由此提升到了意志。欲望和意志是不一样的，欲望是随机的，饿了就要吃，满足了就没有欲望了。但意志是要一贯下来的，这就要求有意识的普遍性，它包含有理性。我们说一个人没有意志力，是说他做事不能坚持。怎样才能坚持呢？必须有理性，还必须按照理性用意志来控制自己的欲望和行为。

那么到底自由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与讨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历史上，很多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都曾经给出了他们的看法。各种不同的看法，都是一定的社会环境、立场以及思维方式的产物，到现在，关于自由，仍没有统一的定义。

尽管自由的释义没有形成定论，但是关于自由的讨论，不断地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启发。

纵观人类历史，人类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而认识自由、追求自由，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与社会体制下，人们对于自由的理解是有所差异的。

卢梭认为，自由即在于意志上没有任何束缚，自由不仅在于实现自己的意志，也在于不屈服于别人的意志；

黑格尔认为，自由是根据对必然的认识而行动，是理性存在与感性存在的统一，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康德认为，体现人的尊严就是人的自由；

马克思认为，自由不在于随心所欲，而在于自由的必然性，自由就是认识必然。

无论如何探讨自由，我们都不能忽视人这个主体，尤其是人的思想的自由。英国著名的哲学家、经济学家、自由主义法学家约翰·密尔的著作《论自由》，被认为是自由理论体系的集大成之作，被评价为“对个人自由最动人心弦、最强有力的辩护”。在《论自由》中，约翰•密尔专门用一个章节来讨论了思想自由，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思想自由的重要性。

所谓“自由”，就是我们思想的产物，是人类在经历过漫长的历史岁月后逐渐积累下来的。我们平常所讨论的自由，大多是表现在一个人的实际行为上的。但是，我们要意识到，行为毕竟是由一个人的思想所控制和决定的，再复杂的行为与实践，都是思想的外在表现。

作为一个人，我们生存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实现自己的价值，为了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我们需要自由这一保障。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中就说过，如果一个人想要幸福，那么他的个性自由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我们追求自由的权利需要得到社会的保护，但同时我们应该意识到，自由不是随心所欲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自由也要用一定的规范来约束。这一点，历史上很多哲学家在解释自由时都提到过，即一个人的自由不能够危害到他人的权益。

自由与约束都是相对的，二者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并不矛盾，可以说，没有约束，就没有真正的自由。举一些比较形象的例子，鱼可以在水中自由游动，但它一旦脱离了水，连生存都不能保障，还谈得上自由么？花朵之所以可以自由地生长绽放，是因为有土壤给它营养，如果花脱离了土壤，不能成活，也就没有自由生长可以说了。人类社会也一样，要自由，就要保证“水”、“土壤”的存在。

所以，自由是建立在一定的约束的基础上的。社会应该保护人们追求自由的权利，同时也要对人们的自由进行一定的限制，不让自由成为放纵。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在自由与约束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其中有一条准则就是，我们的自由，不能损害到他人的合法权益。

道家已经意识到人的自由本性，但是他们是在自然的层次上来理解这个自由的，是向后看的，就是说要能够离开社会，“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天下》），那多好！他们以为脱离社会人就自由了。其实脱离社会人是没有办法生活的。老庄是在生物界的自由这个层面上理解自由的，他们不愿意上升到普遍的理性，不愿意上升到语言。“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庄子·知北游》），主张“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道德经》第2章）、“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他们拒斥语言、拒绝符号、拒绝一切形式规范，只求内心的轻松，这是一种“无意志的自由”。“无意志的自由”就是植物动物的那种自由，它等于自然界。所以《庄子》第一篇就是《逍遥游》：游于自然之中，和自然齐一。可见，与其说庄子追求自由，不如说他追求逍遥。什么是逍遥？就是脱离社会，到大自然里面去，你就逍遥了。今天很多人喜欢到处旅游，到大自然里去“放松放松”，放松就是逍遥。

儒家和法家都把自由贬低为人欲，一个要灭除，一个要利用。理论上儒家说得较多，主张不要太自由了，要坚守某些规范，要“克己复礼”，克制自己动物式的欲望。他们把道家的自由看作是动物式的欲望，这在某种意义上没错。道家确实是崇尚自由的，但这种自由其实是自然。而儒家是主张超出自然的，强调人禽之辨，但一超出自然就没有自由了。所以儒家讲的是一种意志，但却是一种“无自由的意志”。有人说儒家也讲自由，孔子讲“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从心所欲”不就是自由吗？但是又不破坏规矩。只不过很少有人想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这个“矩”，它不是自由选择的，而是由先王传下来的，是无可选择的。孔子经过七十年的“克己复礼”的训练，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了，但那只是一种不假思索的习惯。当然，儒家和道家的区别也不是那么严格的，道家有些言论也近似于儒家，儒家也常常表现出道家的情怀，所以李泽厚讲中国文化是“儒道互补”的结构，中国人缺了其中的任何一方都会是片面的。（参见李泽厚，第49页以下，特别是第53页）但这个“儒道互补”并不是双方统一，而是交替摇摆，在穷达之间顺势流转：一会儿是“无自由的意志”，一会儿是“无意志的自由”；两者都跳过了中间的自由意志，都不是真正的自由。换言之，要么就没有自由，只有意志的强制；要么就像动物似的率性而为，没有规矩，这在社会生活中是容不下的，只好逃到自然界里面去。中国人既然是人，当然也是有自由的，但是由于中国传统哲学对于人的自由缺乏一种理性的反思，所以中国人的自由意识还没有达到自觉：他们要么把自己的自由等同于自然，要么就不讲自由、贬低自由。这是中国文化对自由价值的一种遮蔽。

总而言之，做一个自由人，为此而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这是人类的最高理想。但是它决不会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世界历史的过程；它不但取决于外在的因素，而且还取决于人的思想所达到的层次。所以我们在观念上必须有一种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