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注：本文引述史实和各方引文材料等都来自陕西人民出版社、陕西出版集团在2011年出版的戴茂林、赵晓光著作的《高岗传》第十九章“最后的结局”以及第二十章“不尽的尾声”、附录一”“五虎上将”的沉浮“。

七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由周恩来主持召开。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从1954年2月15日下午开到2月25日下午，共开了7次，由43人发言。高岗参加了15、16日的座谈会。

在15-16日座谈会上，高岗虽然认为自己对刘少奇同志有意见，但并不能因此就说成是反党，他还承认自己有自由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发展下去就会分裂党。但高岗还是强调这个后果是客观的，不是自己主观故意的，也不是现在就有的。

这个时候，高岗感觉到了自己是极端孤立的。

在16日晚上，高岗起草了一封给毛泽东的密信。信中既有高岗的个人检讨，也有对一些问题的辩解，还有他与别人在一起议论刘少奇等的情况汇报。这封信的信封上写了刘少奇收。另外有写了一封致周恩来的信，主要是拜托周恩来在他不在的时候照顾他的妻儿。

17日上午，他叫来了交通员，把这两封信直接送给刘少奇和周恩来。然后又喊来了警卫员，让警卫员把配枪给他。

警卫员感觉到了事情的异常，向卫生长和赵家梁、董文彬以及李力群做了汇报。

他们在看了高岗的两封信，觉察到了高岗有了自杀的想法，稳住了高岗。

“好吧！不了！不了！把信烧掉吧！”

但是高岗还是突然掏出手枪，举向头部，但后来还是在众人的合力下，自杀未遂。

事后，赵家梁复写了这两封信给周恩来。周恩来听后，吩咐赵家梁等严密注意高岗的动向，有情况及时汇报。

高岗自此，就被实施管制，让其停职反省。

周恩来在这场座谈会的最后一天，罗列了高岗的十大罪行，并分析了高岗错误的本质：

“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进行分类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在其野心被揭穿和企图失败后，他就走上了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绝望的自杀道路。”

并且，周恩来在总结中，对于高岗以自杀行为自绝于党和自绝于人民的罪行说，“实际上，高岗是拒绝反省的。他仇恨党、仇恨同志们帮助他揭发错误，拒绝向党揭发他自己最丑陋最本质的东西。最后，竟不顾党和同志们的多次警告，终以自杀的可耻行为，自绝于党和自绝于人民。虽然自杀由于同志们的阻止未遂，但这种在实际上是叛变党的行为已经昭然若揭，无可抵赖。”

高岗看到周恩来的总结发言后，情绪引起了很大的波动。

后来，3月4日，周恩来在有2400人出席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也介绍了关于高岗的阴谋活动的主要事实。

4月28日，高岗的交待材料《我的反省》终于写出来了。7月份，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单里没有高岗的名字。从这时开始，高岗变得沉默寡言，经常整夜坐在床边吸烟。

在李力群因怀孕妊娠反应厉害需要住院前，高岗对妻子说：（两位传记作者写下了下面一段话）：

”你很年轻就嫁给了我，但我有许多事情对不起你。不过我冤枉啊，我不想活了。”

然后，高岗拔下电灯插销，开始撕电线的包皮，要触电自杀。

这次自杀又被阻止下来了。

之后，高岗暗中积攒安眠药，就在8月17日凌晨，高岗服下了积攒的安眠药。

晚上10点多，医生宣读了检验结果：”死者生前服用过量的安眠药，造成中枢神经麻痹，以致死亡。“

至此，49岁的高岗走完了曲折的人生历程。1905年10月25日-1954年8月17日。

自此，两位传记作者关于高岗整个人生的介绍就到此结束了。

但是，全书的最后一章节，两位传记作家用了第二十章“不尽的尾声”交代了高岗自杀死亡之后的一些后续的事件，以及在全书的最后的附录里面交代了“五虎上将”的沉浮——五虎上将就是“高岗反党集团骨干分子”的另一说法，和高岗的年谱。

自此，这本收录的最全的高岗传，就到此结束。

也用两位传记作者在全书的最后那段话，结束这本传记以及这个人物作传的全部介绍：

““高饶事件”确实十分复杂，但当年被列人“高岗反党集团”的“五虎上将”，又确实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纠正了以毛泽来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后，被委以重任，重新在党和国家的省部级领导岗位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对此应当如何认识?

从统一思想、稳定大局、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方针出发，对历史问题在一定的时期宜粗不宜细，少争论基至是不争论，是必要的。党中央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才对当年的“五虎上将”采取了“委以重任，实际解决”的处理办法。

但是，在一定的时期粗线条地勾画历史不等于对重大的历史问题永远都是宜粗不宜细，确有必要搞清的历史问题也不可能永远不争论。

因为历史是凝固的过去，它将永远存在。历史的真实不会因为任何人的主观意愿发生任何的改变。而且，真实的历史如果被人们所遗忘，对历史的胡编乱造就会畅行无阻。当前在国内外出版的形形色色的关于“高饶事件“的著述对党和国家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

所以，在国泰民安的今天，无论从总结执政党建设经验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恢复历史本来面貌的客观要求人手，在适当的时机对当年的“五虎上将”作出正式的结论，既是对当事人的责任，也是对党和国家的利益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