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心理治疗》

欧文·D·亚隆

◆ 第三章 儿童的死亡概念

>> 弗洛伊德的错误不仅源于我在上一章所谈到的个人和理论的原因，还源于方法学上的原因——他从未直接治疗过儿童。

>> 父母通常会提供某种形式的否认，要么是自身特有的否认系统，要么是社会认可的永生神话，以此来试图减轻孩子的恐惧

>> 厄玛·弗曼仔细地研究了丧亲的儿童，其结论是：“在特定时刻，有关死亡的具体信息对儿童是有帮助的；而当周遭的成人有意或无意地歪曲或隐藏客观事实时，反而让孩子更难消受。”

>> 效能指的是个体在掌控环境时的一种内心快感。40莫瑞尔认为，婴儿着迷于消失和重现，这在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中是存在与不存在的实质象征。"其实怀特所说的效能驱力可能源于婴儿试图克服不存在的努力。这些推测让人想起很多关于“客体恒常性”的儿童发展文献。详细讨论这些文献会有些偏离主题。简单地说，就是儿童在建立客体恒常性之前无法正确理解物体的消失。如果没有对改变、破坏和消失的理解，恒常性就没有意义；所以，儿童先后发展出恒常与改变的概念。

>> 睡眠状态是儿童最接近无意识的体验，也是儿童能够类比死亡的唯一线索。

>> 很多临床工作者认为，死亡恐惧是成人和儿童失眠的重要因素之一。

>> 保持沉默的背后有一个公认的逻辑是“不知道的事就不会伤害人”。然而儿童对不知道的事会加以虚构，就如上述的许多例子一样，他们虚构的事情比真相更可怕。

>> 小孩以两个基本的防御来对抗死亡的可怕，这是从生命之初就有的防御：深深相信自己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以及存在一个专属于自己的终极拯救者。

>> 独特性。我们每个人，从早先的儿童到长大成人，都紧紧抓住一个非理性信念，那就是自己是具有独特性的。极限、衰老、死亡，这些可以适用在他人身上，但对我来说不适用。人在内心深处相信自己是不会受伤、不会毁灭的。在生命之初就可以找到这种原始信念(朱尔斯·马瑟曼称之为“原始防御”)49的起源。对我们每个人来说，生命初期都是极端自我中心的时期，自己就是全世界，和其他客体或生命之间是没有界限的。每一个念头都不需要个人努力就能得到满足，想法能产生实际结果。人与生倶来有一种特殊感，并将这种现成的信念当作盾牌来对抗死亡焦虑。

>> 尽管这些描述听起来很可怕，但是将死亡拟人化的过程是一种焦虑镇静剂。

>> 只要儿童相信死亡是外在的力量或人物带来的，就不必面对可怕的真相——死亡不是外在的，人从生命之初就携带着自身死亡的种子。

>> 在将死亡拟人化的过程中，儿童重现了文化的演变-每一个原始文化在努力增强对自身命运的控制感时，都将看不见的自然力量拟人化。

>> 我认为死亡被心理动力学理论排除在外的机制很简单，死亡被转译成了“分离”。这是动力学理论对死亡角色的假设。

>> 分离焦虑”这个术语是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的一个约定俗成的用语，意指某种难以言表的内心焦虑状态。

>> 最根本(基本)的焦虑问题在于丧失自我这一威胁；如果人害怕丧失客体，那也是因为丧失那个客体是对自身生存的一种威胁(或象征着一种威胁)。

>> 儿童必须以与内在资源相匹配的速度处理各种问题，“过多、过早”显然都会造成失衡。在发展出适当防御之前就面对死亡的残酷的孩子，可能会承受过大的压力。生活中任何时刻过大的压力和不快，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都不只是暂时的不安。

>> 既年幼又重要的同胞之死，对儿童来说是重大的创伤。儿童的反应可能非常复杂，因为牵涉到好几个问题：同胞竞争(以及博取父母更多关注的喜悦)所造成的内疚，丧失，还有对自身死亡恐惧的唤起。

>> 天真自恋的儿童‘知道’丧失父母就是丧失维系自身生命的纽带……分离焦虑造成痛苦的原因并不是渴望独占丧失的爱恋客体，而是出于对自己生命的全面性恐惧。

>> 很可能最初是母亲的死亡迫使儿童——也就是日后的病人——面对人生的无常：母亲的死亡提醒儿童自己也必然会死。儿童潜抑了这一结论以及相关的焦虑，保存在潜意识中，直到周年纪念(病人达到母亲死亡时的年龄)时才被引发。

>> 可是关于死亡教育，父母们却往往只能依靠自己。

>> 每个家庭却必须无可奈何地决定教给孩子什么东西。孩子得到的信息常常是模糊不清的，还掺杂着父母的焦虑，而且很可能与外界环境中的其他信息来源相互矛盾。

>> 儿童有两种主要的处理方式：改变死亡难以忍受的客观事实，或是改变内心的主观体验。儿童会否认死亡的必然性和不变性。他们会创造不死的神话，或是愉快地接受长者所提供的神话。儿童也会通过改变内在现实来否认自己在死亡面前的无助感——相信自己的特殊、全能和不受伤害，以及存在某种针对自己的外在力量或生命会拯救他脱离所有其他人都要面临的命运。

>> 否认的机制会成为个体生活方式和性格结构的一部分。

>> 研究心理病理学，实际上就是研究死亡超越的失败。

◆ 第四章 死亡与心理病理现象

>> 存在主义假定焦虑源于个体在存在中与终极关怀进行的对抗。

>> 大部分人会发展出适应性的应对模式——由一些基于否认的策略所组成，诸如压抑、潜抑、置换、相信自身的全能、接受社会认可的宗教信仰，从而使死亡“解毒”，或是以获得象征性永生为目标，来努力克服死亡。

>> 拒绝借贷(生命)，以避免偿债(死亡)

>> 神经症是用逃避生命的方式来回避失去生命。

>> 我们必然会畏惧充分地展现活力。”4罗伯特·杰伊·利夫顿用“精神麻木”来描述神经症患者是如何使自己避开死亡焦虑的。

>> 死亡焦虑不会直接呈现在临床工作者面前：揭示它们要通过研究梦、幻想、精神病人的言语，或是煞费苦心地分析神经症性症状的发作

>> 经过细致分析后发现，恐怖症的首次发作无一例外地是由死亡焦虑突破了防御导致的。后续的恐怖症发作则由于复杂的加工、替代和置换作用变得难于理解。

>> 治疗通常针对的是衍生焦虑，而不是原初焦虑。无论心理治疗师相信的理论体系是否谈到焦虑的基本来源和心理病理现象的起源，他们都是从病人所关心的层面开始治疗：

>> 治疗师可能通过提供支持，通过维持适应性的防御，或者通过帮助其矫正破坏性的人际互动模式来帮助病人。

>> 萨姆的性格结构围绕着“融合”的主题一与迈克的“个体化”完全对立的主题。

>> 只有自己是被爱的才能让他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在孤独的状态下，他会僵住，很像受到惊吓的动物，进入假死的状态——不死但也不活。

>> 当我独自在家时，最难过的就是想到没有一个人真正知道我还活着。

>> “除非我确信有人能够回馈我，否则我不会花费力气。”除非身边有人确认，否则他就感觉像不存在。一个人的时候，萨姆把自己变成一颗休眠的孢子，直到别人提供给他恢复生命的能量。

>> 不是极度坚持个体化就是极度坚持融合，两者都是导致明显适应不良的僵化性格。

>> 妨碍个人成长的适应不良和僵化行为就是神经症行为。

>> 人与人之间或是融合或是分离，或是互相嵌入或是特立独行。人们或是通过“出类拔萃”(如兰克所言7) 来证实自己的自主性，或是通过附着于其他力量来寻求安全感。人们要么变成自己的父亲，要么永远作为儿子。这正是弗洛姆所表达的意思，他把人描述为“渴望顺服或是贪恋权力”。

>> 这是基于对存在于当下的原初焦虑的理解：治疗师把病人的症状视为对威胁到当前的死亡焦虑的反应，而不是对昔日创伤或压力再现的反应。因此，这一取向强调觉察、当下和选择——增进治疗师影响力的重要成分。

>> 信奉独特性与相信终极拯救者，两种信念都可以提高适应能力。然而，当两个信念被过度或过于广泛地使用时，就会超出个体的适应能力。焦虑由此渗透出来，使人采取极端的方法来保护自己，而心理病理现象的出现，不是防御崩溃状态就是防御失控状态。

>> 它们是错综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绝大部分人都有两种防御交织构成性格结构的迹象。

>> 猛然了解到父母没有她还是会活下去并且世界还是像以前一样

>> 没有她，美好的时光依然会继续。

>> 每个人都有的、对死亡的一般觉察与彻底面对“我的死亡”之间的差别。

>> ：人是有限的；人的生命真的会走向尽头；世界依然继续运转；人只是很多人中的一个——不多也不少；世界从不承认某个人的“特殊性”；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带着虚假的保证；并且，最后，存在的确定、完全、永恒的维度是超出个人影响力的。

>> 个人独特性的信念特别有助于适应环境，出类拔萃，并忍受所伴随的不安——孤独；

>> 时间是个敌人，不仅是因为时间有限，而且时间会威胁到独特性妄想的支柱：相信自己永远在进步。工作狂必须无视时间的讯息：消耗了将来才使得过去不断增长。

>> 休闲时间是焦虑的时光，并且常常被狂热地填满一些带来成就错觉的活动。

>> 生活就等于“成为什么”或“做什么”；如果时间没有用来“成就什么”，那就不是“生活”，而是生活的暂停。

>> 弗洛伦斯·克拉克洪从人类学角度提出了一种看待“活动”的价值取向分类，他假定有三种类型：“如是”(being)、“成为”(being-in-becoming)、“做”(doing)，“如是”取向注重活动甚于目的。它着眼于人格的自然和自发形态。

>> 发狂般地与时间争战，可能预示着强烈的死亡恐惧。

>> 工作狂对待时间的方式恰似即将面临死亡一样，急匆匆地想尽可能多地完成些事情。

>> 有目标’的人一直试图确保的是，虚假而不切实际的永生，通过把行动推向未来，而使他的行动不朽。

>> “这深渊正是生活本身，那桥就是虚假的生活……”没有什么比这句话说得更清楚了。防御如果成功的话，可以避免个体知觉到深渊。断裂的桥、失败的防御，让人们面对真理与恐惧，发现人到中年只是经过了几十年的自我欺骗，实在是情何以堪。

>> 一个人相信自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也会对他人的权益和独特性视而不见，这就发展成了自恋型人格。

>> 自恋型人格模式在团体治疗中比个体治疗中更为明显、突出。在个体治疗中，病人的每一个字都能得到倾听；每一个梦、幻想和感受都会受到审视。病人能得到所有的东西，而不被要求回报；可能需要几个月时间，病人的自恋特征才能显现出来。然而，在团体治疗中，病人必须与他人分享一段时间，需要理解他人并与他人共情，与他人建立关系且关心他人的感受

>> 自恋模式以多种方式呈现：有些病人觉得他们可以冒犯别人，却有权豁免别人对他的批评；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爱恋的人也以相同的方式爱着他；他们觉得自己不应该等候别人；他们期待礼物、惊喜和关心，即便他们什么也没付出；他们期待别人的爱和赞赏，仅仅是因为他们在那儿。在治疗团体中，他们感觉自己应该得到团体最多的关注，而且是现成的，不需要自己付出任何努力；他们期待团体向他伸出援手，而自己却不必向任何人伸出援手。治疗师必须一再向这种病人指出，这种期待在一生中只有一次是恰当的——当一个人是婴儿的时候，他可以要求母亲给予无条件的爱，而不需要回报对方。

>> 占据了八人团体中大约百分之四十的时间

>> 逐渐有成员对他无休止地寻求注意以及他的敌意感到厌恶。他们对哈尔的故事变得不耐烦，开始把注意的焦点从哈尔转移到其他人身上，最后，他们公开称哈尔是一个贪图他人时间和注意的人。

>> 独特性作为一种超越死亡的基本模式，有许多其他的适应不良的形式。对权力的追逐常常也是由这一心理动力激发的。一个人的恐惧和限制感，可以通过增强自己及扩大控制范围来逃避。

>> 当恐惧特别强烈时，攻击驱力不能被和缓的升华所遏制，它会加速增长。由此衍生出的傲慢和攻击并不罕见。兰克写道：“自我的死亡恐惧会因杀戮、牺牲别人而减轻；通过别人的死亡，自我得到了死亡的豁免。”20显而易见，兰克指的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杀戮：而是更为微妙的攻击形式——包括支配、剥削，或是易卜生所谓的“灵魂杀手”21——都服务于相同的目标。可是这种适应模式常常失代偿而成为防御失控。如我们所知，绝对的权力即绝对的腐败；它之所以会腐败是因为对于个体而言，权力不能掩盖现实。现实一直在悄悄前行——我们无助且必死；即便我们可上九天揽月，可肉体的命运一直在等候着我们。

>> 讨论用以应付死亡恐惧的独特性模式时，我着眼于适应不良的个人主义或替代解决方案的形式：失控的个人英雄主义(及其所伴发的对一切脆弱迹象的恐惧)，强迫性工作狂，不能永远“螺旋上升”而引发的抑郁，严重自恋人格疾患及其伴随的难以解决的人际分歧、非适应性的攻击以及控制性的生活方式。

>> 尽管个人主义者的自我表现和成就或许有时会伴随着极度的愉悦，可是焦虑终究还是会到来。那些“出类拔萃”或“鹤立鸡群”的人，必然会为他的成功付出代价。个体化、将自体与整体分离、作为孤独的生命而前进以及生活、超越同侪和父母，这些背后都存在着一些令人恐惧的东西。

>> 有些人把成就作为超越别人的攻击方法；他们惧怕别人在他们过于成功时，发觉他们的动机而以相同的方式进行报复。

>> 投入生活的人注定会焦虑。出类拔萃、成为自己的父亲，或是如斯宾诺沙所说的“自己的神”，都意味着彻底的孤独；它意味着独自一人，没有拯救者或引渡人的神话，也没有相依相偎的安慰。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如此无遮无挡地暴露于个体化的孤独之中，都是难以忍受的。当个人独特性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念无法终止痛苦时，我们就会向另一个重要的否认系统寻求解救：相信存在一位个人的终极拯救者。

>> 有些人不是在超自然生命中找到拯救者，而是从尘世的环境中，找到一个领导者或是一个崇高的目标。数千年来，人类以这种方式克服死亡恐惧，出于对某些崇高地位或人格化目标的热忱，而选择放弃自己的自由，甚至他们的生命。托尔斯泰敏锐地意识到我们需要制造类似上帝的人物，然后在我们创造出来的安全错觉中尽情享受。

>> 总的来说，终极拯救者的防御方式不如个人独特性的信念有效。不仅因为它更容易破灭，而且也因为它所固有的对人的限制性。

>> “冒险”(凸显、个体化、独特性)与“不去冒险”(融合、嵌入、相信终极拯救者)

>> 冒险是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可能会有损失。不去冒险是明智的。可是不去冒险非常容易丧失即使在最危险的冒险中也很难丧失的东西……就是他自己。如果我的冒险出了差错，那么生命会用它的惩罚来帮助我。可是如果我完全不去冒险的话，那谁来帮我呢？再说，以最高意义讲，即使通过完全不去冒险(以最高意义来讲，正是冒险使人意识到自己)我就算获得了一切凡世的利益……却丧失自己。那有什么意义？

>> 莉娜害怕死亡并且避免触及任何与死亡有关的主题，企图以神奇却最无效的模式来处理恐惧——我曾看到许多病人在使用这种模式：通过拒绝生活来躲避死亡。

>> 医生是拯救者角色的最佳候选人，这使得医患关系变得紧张而复杂。一方面，病人出于自己的意愿把拯救者的外衣套在医生身上；然而另一方面，医生也乐于套上这件外衣，因为扮演上帝的角色是医生强化自身独特性信念的方法。两者的结果都一样：医生变得过度膨胀，病人的态度也常常过于恭顺。

>> 病人患抑郁之前业已存在且为抑郁“打下基础”的生活观念。他的病人生活在一种间接的状态；他们活着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重要的他人”或者“重要的目标”。尽管使用了不同的术语，阿瑞提描述的这两种生活观念其实非常接近我所描述的两种对抗死亡恐惧的防御。为重要目标而活的人，就是围绕着个人独特性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念来塑造他或她的生活。

>> 螺旋式上升的信念(重要的目标)崩溃时，常常会导致抑郁。

>> 他们无意识地认为痛苦和自我牺牲可以作为求取关爱的最后一搏，从而助长了抑郁。于是，他们因为失去爱而哀伤，又保持哀伤以重新获得爱。

>> 与终极拯救者信念过度膨胀有关的一系列行为：自我贬低、惧怕失去爱、被动、依赖、自我牺牲、拒绝长大、信念崩溃时的抑郁。每一种行为在严重时都会产生特征性的临床症候群。当自我牺牲处于支配地位时，病人就被称为“受虐狂”。

>> 被惩罚就是被保护；被捆绑、幽禁或者被约束起来都是美好的：意味着设定了界限，而且它们是由强而有力的人设定的。她的受虐倾向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她不仅通过屈服来寻求生存，而且也通过受苦的象征意义和神秘意义来寻求生存。毕竟，一次小小的死亡比真实的死亡好得多。

>> 她继续牺牲自己以避免失去我。

>> 我设定了结束治疗的日期，告诉她再过六个月，我就不再继续为她治疗了。接下来的几周，我们就像经历了一场飓风，卡伦所有的症状迅猛地复发了。

>> 终极拯救者的错觉一直在她与死亡恐惧的抗争中保护着她；

>> 尽管我对卡伦的威胁感到害怕并尽可能地支持她，但我决定坚持我的立场，无论她病得多么严重，在约定的六个月结束后，我不再继续她的治疗。

>> 最后一次会谈就是治疗的终结，是不能更改的；她再怎么痛苦也不可能影响它。她试图与我融合的努力逐渐减弱，转而面对即将到来的任务：如何尽可能地、有建设性地利用最后几次会谈。直到那时，当她放弃了要我永远存在的期望时，才能在治疗中真正有效地进行工作。她允许自己去了解、去认识她的力量和成长。

>> 病人似乎必须理解的一件重要事情是，虽然治疗师能够有所帮助，但那是在治疗师所能提供的限度之内的。治疗就像生活一样，不可避免的基调是个人的努力和独自的存在。

>> 脱离关系为何如此困难？是什么使她们与另一个人粘连得如此紧密？

>> 像许多神经症病人一样，她并没有真正地活在现在，而是在未来之中寻找过去(也就是与母亲的舒适联结)。

>> 联结的力量都不是来自关系本身，而是对孤独的恐惧；

>> 终极拯救者的信念可能导致限制性的人际关系，这在某些成人与其年迈双亲间的关系中特别明显。

>> 理解成人和双亲间众多折磨关系中的关键问题：为什么母亲对艾琳如此重要？确保母亲快乐为什么是艾琳的责任和义务？她为什么不能与母亲分离？

>> 人们通常不是建构一种单纯僵化的防御，而是以交织在一起的多重防御来对抗焦虑。大部分的人，会同时通过自己神圣不可侵犯和存在终极拯救者这两种信念来对抗死亡焦虑。

>> 因为我们拥有一直在关注着我们福祉的、全能的神或力量，所以我们是独特的、不朽的，并且有勇气摆脱困境；由于我们是独特的、无与伦比的生物，所以宇宙中的特殊力量才会关心我们；尽管我们的终极拯救者是全能的，但与此同时，他也是我们永远的仆人。

>> 兰克的“生命恐惧”是指面对“丧失与更大整体的联结”的焦虑。

>> 恐惧个体化、“向前迈进”、“脱颖而出”。

>> 追求个性，或是我前面提到的独特性的确立，这些都是有代价的：它们必然伴随着可怕的、无保护的孤独感——为了缓解这种感觉，人们反其道而行：“退行”、放弃个体化、在融合中寻求慰藉、消融自己、臣服于他人。可是这种安慰并不稳定，因为这种选择同样会引发恐惧一死亡恐惧：放弃、停滞，最后会导致毫无生机。人的一生就是在这恐惧的两极一生命恐惧和死亡恐惧——之间循环往复。

>> “生命焦虑”是出于独特性的防御机制：这是人成为独立个体而付出的代价。“死亡焦虑”则是为融合付出的代价：当人放弃自主性，就失去自我并在某种程度上体验到死亡。

>> 如果有必要，她会选择牺牲自己以获得我的接纳。但是，同样地，她也对自己的目标感到害怕。与另一个人结合意味着舒适和安全，但也意味着丧失自我。

>> 尽管他对父母任何限制他自由的做法都非常敏感而痛苦，他的所作所为却显然是要求父母管束他

>> 唐争取自由，却无法承担它。

>> 我还不成熟、不能负责任，你们要照顾我，但得假装成我不要。

>> 通过性的结合来缓和个体化焦虑的尝试是很常见的。全心投入权力、进取、出人头地、扬名立万的成功男人，迟早会有一天面临个体化所固有的孤独寂寞、缺乏保护的情形。这常常发生在出差的时候。

>> 性活动作为一种缓解死亡焦虑的模式，在临床上是常见的。

>> 试图逃离死亡焦虑是神经症性冲突的核心。行为变得极端且僵化时，就成为“神经症性”行为；我们看到，任何一种对抗死亡的主要防御过度使用时，就会导致某种形式的神经症性适应。死亡恐惧造成了神经症的生活方式；可是当这种生活方式到了限制人自发而有创意地生活的程度时，对抗死亡的防御本身就是一种局部的死亡。兰克说神经症患者为了逃避死亡的债务而拒绝向生命借贷，就是这个意思：通过每天造成一部分自我毁灭换取自己免除死亡恐惧。

>> 可是自我限制并非是神经症性适应的全部代价。患有神经症的人在仅存的残余生命里，会被内疚所折磨。

>> 内疚的传统定义为，继发于自己对他人真实的或想象的伤害的感受。

>> 内疚的另一个来源——对自己的伤害，无法活出自己应有的生命。

>> 压抑是一把双刃剑：它提供安全感、避免焦虑；同时，它使生命受到限制并引发内疚。

>> 精神分裂症源于逃避或否认人类处境的努力。

>> 病人之所以出现并处于精神分裂状态(当然是无意识地)，就是为了逃避内在和外在的现实，不去面对生命的有限性。

>> 如果我们不着眼于早期发展、教育、兵役、客体关系、性行为，而是着眼于生命的存在事实，或许每个病人都能写出同样悲剧性的故事来(其实，每个治疗师也同样可以)。

>> 尽管对死亡的否认是无处不在的，尽管否认死亡的特定模式有很多种，但否认的主要防御机制只有两种：相信个人的独特性和相信有终极拯救者。这两种防御出现于生命早期并且对人格结构有重大影响。坚定不移地相信终极拯救者(并努力达成融合、合并或嵌人)的人，会寻找自身之外的力量；采取依赖、恳求的态度对待别人；压抑攻击性；可能表现出受虐的倾向；失去支配者时，可能会深度抑郁。倾向于独特性和神圣不可侵犯(并力求突出自己、个体化、自主或独立)的人，可能会自恋；常常是强迫性成功者；倾向于直接向外攻击；可能自信到拒绝他人必要且适当的帮助；断然拒绝接受自身的失败或限制；容易表现出自我膨胀，甚至夸大的倾向。

>> 临床范式总是出于直觉，通过它们的临床效用证明其合理性及有效性。

>> 两种基本的知觉模式——场依存和场独立

>> 在“场依存”模式中(类似相信终极拯救者的方式)，人的知觉受到场域整体构造的强大支配。在“场独立”模式中(类似相信个人独特性的方式)，场域的各个部分被体验为是独立于背景的。

>> 个体倾向于哪种知觉模式是持久并且一致的。

>> 场依存的人无法将前景从环境背景中区分出来，而场独立的人在这方面毫无困难。

>> 当被要求解决从情境中分离核心元素的问题时，场依存的人比场独立的人做得差。

>> 一端是整体的、模糊的，而另一端则是轮廓清晰的、结构化的。维特金把认知方式的两个极端分别称为“整体型”和“组装型”，不过，我必须强调世界并不是由两种类型的人所组成，认知方式的分数显示出连续性的分布，而不是两极化的分布。

>> 场依存(“整体型”)的人显示的细节很少，身体各部分的比例不切实际，很少表现出性别角色特征；场独立(“组装型”) 的人展示出明确的身体比例和性别差异。

>> 具有场独立认知方式的人会表现出独立的身份认同感：就是说，他们知道自己的需求、感受，并能认识到自己的特质与他人是截然不同的。相反，场依存的人极度依赖外在资源，来界定自己的态度、判断、情感以及自己的看法。

>> 场的依赖一独立是一个连续体，心理病理现象则是发生在连续体的两极；此外，两极的病理现象是完全不同的表现方式。

>> 伴有人格失调的场依存的人，很可能有严重的身份认同问题，通常认为他们的症状提示着依赖、被动、无助的深层问题。

>> 症状与不能发展出“独立身份认同感”有关，包括酗酒、肥胖、人格缺陷、抑郁症、心身反应(如哮喘)

>> 场依存的精神病人容易产生幻觉——相反，场独立的精神病人更容易产生妄想。

>> 场独立的人在心理病理上常表现出对外的攻击性、夸大妄想、欣快感、偏执，以及抑郁的强迫型人格结构。

>> 最主要的差别在于移情。作为一个可预测的指标，场依存病人倾向于对治疗师发展出快速且高度正向的移情，比场独立病人更早对治疗师产生好的感觉。场依存病人倾向于与治疗师“融合”，而场独立病人在与治疗师关系的发展中，倾向于非常小心谨慎。场独立病人在初次会谈时，会清晰地陈述自己的问题及对问题的想法，而场依存病人则表述得不是很具体。场依存的人会欣然接受治疗师的建议并恳求得到治疗师的支持，在会谈临近结束时会感到焦虑而试图拖延。

>> 场独立的治疗师倾向于要么指导病人，要么以被动的、旁观者的方式了解病人，而场依存的治疗师则偏好与病人有私人的和相互的关系。

>> 极端的场依存或终极拯救者导向所造成的病理特征都是被动性、依赖性、口欲性、缺乏自主功能、能力不足；极端的场独立或独特性可能导致病态的自我膨胀、偏执症候群、攻击性或强迫性。

>> 一个无法依靠或不相信自己的人，会限制自己获取信息和技能，并以讨好迎合的方式与他人建立关系。

◆ 第五章 死亡与心理治疗

>> 狄更斯笔下的未来之灵运用了强大的存在主义震撼疗法：让斯克鲁奇看到自己的死亡，让他无意中听到众人轻描淡写地谈论他的死亡，让他看到陌生人为了他的财物争吵，甚至连床单和睡衣也没放过。然后斯克鲁奇目睹了自己的葬礼，终于，斯克鲁奇发生了转变。他跪在墓地里，端详着刻在墓碑上的自己的名字。

>> 癌症治愈神经症。

>> “生命无法拖延。”

>> 她拒绝活在当下，而把生活投注于重寻童年早期的安全感。神经症迫使病人试图在未来之中找到过去而忘掉当下。

盘点你的福气

>> 只要一个人活着，就有可能性——他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直到最后一刻。

>> 她把这个简单的原则应用在自己身上，开始了解自己能做什么、能体验什么：生命的基本事实、季节的更替、美丽的自然环境，可以看、可以听、可以触摸、可以爱。

>> 通常，我们并不在意自己真正拥有的和能做的事，反而想着自己缺少的和不能做的事，或者由于微不足道的忧虑和名声或自尊心受到威胁，使我们的成长受到阻碍。牢记死亡于心，就会对数不尽的存在的馈赠抱持欣赏和感恩之心。斯多葛学派所谓“如果你想学会如何生活，就要深思死亡”正是这个意思。重要的是，不要被病态的死亡观念所支配，而要在死亡的背景下体会生命，从而使生命变得自觉、生活变得丰富。如同桑塔雅纳所言：“死亡提供的黑暗背景使细致的生命之色更为纯粹。”

>> 结构化的“去认同”的练习

>> 罗伯托· 阿沙鸠里心理综合系统

>> 通过让人们系统地想象去除自己的身体、情绪、欲望，最后是思维，帮助人们达到“纯粹自我意识的核心”。

>> 她变得能够接受这些限制，在说“我做不到”时，不再感觉自己没有价值、没有用处。然后，她把能量转向其他力所能及的表现形式。她为自己制订了切实可行的最后计划：完成个人和专业上的未竟之事，把未曾说出的情感向其他病人、朋友、医生、子女表达出来。很长一段时间后，她又迈出了重大的另一步——去除对自己能量和影响的认同，认识到自己存在于这些之外，事实上是存在于一切特质之外。

>> 去认同是一种明显并且存在已久的改变机制。

>> 超越物质和社会属性的观念。

>> 能够区分核心和附属品：重新投身于核心而脱离其他。

>> 任务就是促进病人对死亡的觉察。

>> 焦虑是存在的一部分，没有谁能不断地成长、不断地创造却不体会到焦虑。

>> 所有基于自我觉察而建立的治疗方式都要面对的，是不可忽视的。

>> 哀伤有许多成分——彻底的丧失、矛盾情感和内疚、生活计划的中断——都需要在治疗中彻底地处理。

>> 对抗不确定性的屏障突然不见了。

>> 每个发生在病人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特别是无可挽回的事件，都隐藏着存在性焦虑。

>> 对某些病人来说，对关系做出承诺比关系的结束更像一种边界处境。

>> 承诺带有有限的意味，许多人不满足于长久的关系，因为那将意味着“如此而已”，不再有更多可能性，不再有不断进取的辉煌梦想。

>> 无法改变的决定之所以会引发存在性焦虑，正是因为它排除了其他可能性，迫使个体面对“未来的可能性成为不可能”。

>> 时间流逝的信号诱发了痛苦(因此一般通过反向形成来应对，采用快乐的庆祝方式)。

>> 每一个焦虑的梦都是死亡的梦；

>> 在一张白纸上画一条直线。线的一端代表你的出生，另一端代表你的死亡。在代表你现在年龄的地方画个叉。深思五分钟。

>> “出局”练习4是用在大团体中，增强人们对有限性觉察的练习。

>> 被叫到名字的人，要停止谈话并且转身背对其他人。

>> 他们对生存的无常与脆弱有了更多的觉察。

>> 她失去了自己，她看不见她的愿望、权利和乐趣。其次，由于牺牲了自己的奋斗、兴趣、欲望和自发性，她变成了没什么激励作用的伴侣，这有相当高的离婚危险。

>> 自我坦露是心理治疗的要素——在团体治疗中一点也不比在个别治疗中次要。在自我坦露的同时，不让成员把自我坦露体验为强制性的忏悔，这是非常重要的。

>> 完全诚实地坦露身体和心理的状况一但是应该按照他自己的步调进行。

>> 对每个成员而言，团体会发展成社会的缩影。每一个人与团体中其他成员互动的方式，迟早会变得和他在团体之外与人互动的方式一样；这样，每个成员会展现出自己的特征性人际小环境。

>> 团体治疗的另一个规律是，当一个人保有重要秘密时，就倾向于全面的自我限制。这个怀有秘密的人，不仅要隐瞒秘密的核心部分，同时也会小心翼翼地避开一切可能引向这个秘密的话题。

>> 让我们保持冷静，因为一百年后，我们都是平等的。

>> 团体治疗的极大功能，就是它允许情感滴定：在可控的范围内让情感缓慢显现。

>> 他坚持由治疗师对他的问题做出精确回答的行为是他愿望的一种表达，他想要得到照顾。他说，之所以采取间接的方式，是因为他害怕公开表达“过多”的感受。如果那样的话，人们就会给予令他透不过气来的情感，这会让他觉得丢脸。

>> 他压抑自己的情感，恐惧他人“过多的”感情，

>> 在期望得到权威者系统答案时，对同侪意见的批判和忽视。

>> 查尔斯一开始就摆出了好斗、疏离的姿态，而不是坦诚地描述自己的痛苦并要求帮助。终有一天，癌症会使他在身体方面依赖别人，他一直活在对那一天的恐惧之中。

>> 小规模治疗团体的另一项原理是，团体成员们接受相同的刺激，但对这个刺激的反应却是高度个人化的。

>> 所以探究对相同刺激的不同反应，常常在治疗中带来很大的收获。

>> 他的确患有一种致死性疾病，查尔斯和其他人之间的不同，不过是在死亡讲座中坐得靠前些罢了。

>> 存在主义取向的治疗师，虽然希望减轻焦虑的破坏性后果，但却不希望消除焦虑。没有焦虑，就不能活出真正的生活，也无法面对死亡。焦虑既是敌人，也是向导，它可以指出真正的存在之路。治疗师的任务是把焦虑减轻到比较舒适的程度，然后利用这种既存的焦虑来增加病人的觉察力和活力。

>> 我在运用潜抑和置换的机制“处理”死亡焦虑。我把焦虑与特定的情境连结起来了。我既不是恐惧死亡也不是害怕自己变为虚无，而是对某一件事情感到焦虑。把焦虑归因于特定的对象或处境时，焦虑通常能够得以改善。焦虑试图变身为恐惧。恐惧的对象是特定的事物，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中对其进行定位。并且，由于可以定位，恐惧变得可以忍受，甚至能得到“处理”(个体可以回避特定的对象或是发展出一些系统化的方法来克服恐惧)；恐惧是风拂水面泛起的涟漪——它不会危及根本。

>> 治疗师的任务之一就是增强病人的确定感与掌控感。

>> 我们把某件事情置于因果关系之中，它就好像处于我们控制之下了。那么，我们的内在体验或行为就不再恐惧、排斥或担心失去控制；相应地，我们的行为(或内在体验)也以我们能命名或识别的东西为依据。这种“因为”给人以掌控感(或者说在现象学上相当于掌控的掌控感)。我相信这种从理解所涌现的能力感，也同样发生于我们的基本存在处境方面：每个人都在面对宇宙的冷漠，每个人本质上都是无助而孤独的，当我们开始了解到这样事实时，出乎意料的是，我们反而感觉到更少的无价值感、更少的无助和更少的孤单。

>> 信念体系实际上是基于最深层存在的，是根深蒂固的，它特别有助于向病人传达没有什么禁忌、任何话题都可以讨论的信息，此外它还表达了，最深层的忧虑并不是他特有的，而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

>> 治疗师基于某个心理病理诠释体系而有的确定感，对于本质就是迂回曲折的治疗是有益的。

>> 太少的确定感，阻碍必要的信任感的形成，其原因已经讨论过；相反，太多的确定感导致僵化，治疗师排斥或歪曲与其体系不相符的资料。

>> 不确定性一直存在，所有人都必须学习与之共存。

>> 布鲁斯的强迫表现可以当作是对抗存在处境的盾牌来理解。

>> 焦虑可以成为有用的向导，并且有时候治疗师和病人必须公然引发焦虑。

>> 一只狗的出现，极大地慰藉了布鲁斯，他第一次认识到人们与宠物之间的强烈联结，他说：“我们需要的不一定是有个人陪在身边——只要是个活物就行。”

>> 性的强迫性，像所有症状一样，是由多重因素决定的。首先，性是一种抗拒死亡的形式。

>> 确定无疑的，性常常牵连着隐藏的乱伦渴望以及对报复性阉割的恐惧

>> 性行为是对抗恐惧的。

>> 大部分的精神分析治疗都在俄狄浦斯和前俄狄浦斯层面进行。

>> 移情的历史观点(就是，先前的某种情感转移投注到当前的情感)在实际的治疗过程中只有有限的价值。重要的是即时化，病人的歪曲在此时此地的作用。

>> 对中年病人进行治疗的治疗师必须提醒自己，有许多心理病理现象来自于死亡焦虑。

>> 一个步入中年的人，如果没有成功地建立起婚姻和职业生活，或是将自我建立在狂热的活动上而无视随之而来的情感贫乏，都是没有准备好面对中年的需求，无法享受来自成熟的乐趣。在这样的情形下，步入中年的人突然意识到生活在不断接近死亡的情形中，容易出现中年危机，经历一段心理困扰和沮丧的崩溃时期。

>> 当人最终需要承认衰老和死亡的必然性时，会面对不断累积的焦虑。许多步入中年的男人和女人，试图强行留住青春。对健康和外表过度忧虑或乱交行为的出现，为的是证明自己年轻有力；空洞而缺乏真正快乐的生活、频繁参与宗教活动，都是常见的模式。他们试图跟时间赛跑。

>> 她觉得自杀是获得对死亡掌控的一种方法，因为它给予人们对自己命运的主动控制，而不是等待“什么可怕的东西吞噬你”。

>> 当我把死亡焦虑作为一个核心组织原则加以应用时，许多毫无联系的症状和事件就形成了条理清晰的图像。西尔维娅的惊恐发作常常引发暴饮暴食，几乎总会对她的身体造成某种损伤，使她陷入躯体疾病或衰弱的联想中。西尔维娅的死亡焦虑总是在孤独的时候最严重。

>> 不论是对母亲还是对父亲，西尔维娅都没有信赖感。

>> (许多病人谈到，在他们形成自己对待死亡的态度上，父母面对死亡的方式是非常重要的。这一观察可以明确地指导对濒危病人的治疗：想到自己在为他人树立榜样，就是一种把生命意义维持到最后一刻的方法。)

>> 她不能指望父母的保护或拯救：父亲其实已经死了，而母亲自己又被生活淹没。她既做不到把死亡赶走，也不可能发展出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念。死亡就近在眼前，不止一次地差点就抓到她了，所以她把自己看成是非常脆弱、非常容易受到伤害的人。

>> 她开始面对死亡，而不是被它搞得无法动弹。她认识到为了逃避死亡焦虑，她过去一直试图与治疗师或朋友融合。就连电视也能达到这个目的，当她非常害怕死亡的时候，她会长时间地看电视，因为：“仅仅是听到声音就让我觉得自己还活着。”她不再害怕寂寞，并且开始感到即使没有与孩子或男人的、舒服的依赖关系，她仍然能够过上满意的生活。(有一句老话：“自己手里有灯的人，不需要怕黑。”)

>> 过去两年来，团体是她全部的社交世界，当她在一次会谈里宣布她要提前半小时离开去赴晚餐约会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她结束治疗的时间快到了。

>> 这些症状的恶化是短暂的，部分的原因可能是治疗师预言早就说过，面对结束治疗的痛苦会发生这种情形。

>> 现在，她直接面对分离的过程(潜在意义上是死亡的提醒)，与面对死亡焦虑采用相同的方式：不是被焦虑征服，而是接受它，通过焦虑来体验比之前所认识到的更为丰富的人生。

>> 通常病人表面上对治疗师的解译表示领悟，而在深层仍是一种否认。病人可能会对治疗师的提议进行回应，审视他们关于有限性的感觉，但是会谈逐渐变得没有收获，资料变得索然无味，对话变成理性讨论。在这种时候重要的是，治疗师不要贸然做出错误的结论，不要认为自己在钻探一口枯井。联想的中断、缺乏，情感的分裂，都是阻抗的表现并且必须以此为依据进行处理。弗洛伊德在动力性心理治疗实践的早期发现之一，就是治疗师会不断遇到病人对抗治疗的心理力量。

>> 治疗师必须锲而不舍，必须继续搜集证据、对梦进行工作、坚持他的观察，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从不同角度处理相同的焦点。

>> 与死亡有关的问题，或许看起来太过平凡、太过明显，以至于治疗师觉得坚持下去是很愚昧的。可是简单和持续是克服否认所必需的。

>> 大多讨论医师、药物、治疗方法、疼痛、疲倦、身体的限制等。我们认为这种表面性讨论的实质是防御——病人恐惧和绝望的深层信号。于是，我们尊重防御并且采用非常谨慎的方式带领团体。

>> 在维持团体的肤浅中，身为治疗师的我们扮演了主动的角色。当我们能承受自己的焦虑并跟随着病人的带领时，对团体而言，没有什么话题是太过恐惧而无法以明确而有建设性的方式进行处理的。

>> 治疗临终病人的经历促使许多治疗师再次接受个人治疗

>> 一些病人的问题是未解决的俄狄浦斯冲突，他们会因为虚幻的烦恼而丧失活力：一系列很久以前发生的内在和外在事件的集合，一直存在于不受时间影响的无意识之中并且困扰着病人。病人以歪曲的方式回应当前的处境：把现在当成过去。治疗师的使命很清楚：阐释现在，揭露并驱散过去的影响，帮助病人去除事件的毒害。那些事件是指，本质是良性的却由于非理性而被体验为有害的事件。

>> 死亡不是来自过去的幽灵。死亡的本质并非是良性的。我们能对它做什么呢？

>> 我这里描述的治疗取向是动力性和揭示性的；并不是支持性或潜抑性的。存在主义治疗确实会增加病人的不安。深入人的焦虑根源而没有一段时间高度焦虑和抑郁的体验，是根本不可能的。

>> 布根塔尔把这个治疗阶段称为“存在性危机”——对抗存在性焦虑的防御遭到破坏时，人们突然真正觉察到生命的根本处境，这时必然会产生危机。

>> 围绕死亡的焦虑既是神经症性的，同时又是正常的。

>> 全人类都在体验死亡焦虑，可是有些人死亡焦虑的体验过于强烈，以至于它泛滥到他们的很多体验领域，导致高度不安和/或对抗焦虑的一系列防御，这些防御阻碍了成长并且常常产生继发性焦虑。为什么有些人会被所有人都必须面对的情形击倒？这个问题我已经讨论过了：由于一连串不寻常的生活经历，有些个体遭受了死亡焦虑的过度创伤，没能建立起对抗存在性焦虑的“正常”防御。治疗师遭遇的是自我调节失败的死亡焦虑。

>> 我们特别着眼于亲密——这是生活满足的重要来源，而他却从未享受过。

>> 与人分享自己的脆弱开启了通向亲密的大门。

>> 不再把时间视为敌人——要么掩盖时间流逝的感觉，要么找点什么消磨时间。现在，在一天接一天的空闲时间中，他开始欣赏并尽情享受着时间。他也开始认识自己的其他部分，在心中蛰伏已久的部分，数十年来第一次把他的创作欲望表现在绘画和写作上。

>> 把附带的无助感觉和真正的无助区分开来，真正的无助是面对人们无法改变的存在处境的无助。我曾看到，临终的病人通过选择控制生活中可以控制的部分而重获力量和控制感。

>> 治疗师处理这种恐惧与处理所有其他扭曲的现实一样：他努力辨认、澄清，并驱散这些过去的幽灵。

>> 自由帮助我们理解承担责任，做出改变、决定和行动的承诺；孤独阐明了关系的角色；而无意义则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一种原则，即投身于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