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流袭来，这几天都闷在电脑前翻看照片，顺便写点儿小东西。
写到巴拉瑞特，这个当年因淘金热而诞生的城市，澳大利亚十九世纪的“新金山”。
翻到了巴拉瑞特火车站，一下打开了记忆的阀门，历历往事泉水般喷涌，一股冲动在心里翻腾，立刻就想写写车站，脑海深处的车站。
巴拉瑞特火车站，暮霭中的色彩与氛围，十分吻合童年时代对车站的印象，阴郁而灰暗。
童年记忆里的车站，带给我的感觉并不好。
小时候，父母工作忙，时常把我送到乡下姥姥家寄养。有时候是妈妈送我，有时候是跟小姨一块儿。
小姨从上中学起，就从老家过来随我家生活。现在想来，应是父母为了减轻姥姥家的生活负担吧，或许也有考虑她今后的发展。
从我家到姥姥家很远。现在知道了距离，小时候还没有里程的概念，总觉得很远，“哐当哐当”的火车要成天成宿的颠簸，倒车倒得人火急火燎的心烦。
早年火车车次少，车票是张三两公分长宽的硬板纸卡片，往往都是“通票”，途中要倒车，也就是中转。家所在的城市当年是一条铁路支线的终点，去哪儿都不顺，开出去不远就得倒车。小时候也记不得站名，只知道被大人牵着手下车，再牵着手进站。
倒车的滋味不好受，无聊。那时候倒车也不分车次，赶上哪趟是哪趟，没什么“当日当次”或“改签”。没挤上，就只好再等下一班，候车室一呆几小时甚至大半夜都是常有的事儿。
后来长大当兵了，回家探亲也还是一如既往地倒车，从莱阳到家，至少要倒两次车，二倒在兖州，一倒是济南。
记得有次和战友结伴探家。烟台始发的车，就没指望过能买到座位。车厢连接处坐提包上熬一夜到了济南，因等车的时间过长，我们便从火车站跑到他舅舅家去消磨时间。
他舅舅在医学院，家是一幢二层小洋楼。很多年后，才知道这是高级专家的待遇。
当时只知道他舅舅发明了“人工喉”，还到他舅舅工作室里去看，却也啥都看不懂。“人工喉”那时是个了不起的发明，十分轰动。有首歌好像唱的就是这件事儿，记得歌词里有这样几句：“千年的铁树开了花呀，开了花；万年的枯藤发了芽啊，发了芽；如今咱聋哑人开口说了话，感谢毛主席恩情大，恩情大……”
再后来，知道了战友舅舅不仅是专家，还被作为行业代表结合进了省卫生厅的领导班子，副厅长吧。“文革”中这种情况极普遍，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皆有。山东这方面的，好多都编成顺口溜朗朗上口，有些已经遗忘，但这两句至今记得，叫做“医学界的杨仁中，文艺界的宋玉庆”。
跑题了，再回到与战友结伴倒车的事儿。
战士探亲，路费给报销，火车票也还依然是“通票”，到了兖州，还须再倒一次车才能到家，往往也要等好几个小时。
其实不等也可以，剩下寥寥不多几十公里，改乘汽车也行。但我俩都坚持等。因为是“通票”嘛，剩下的这一段，你不坐也退不回来钱，改乘汽车的话，还要另掏腰包。再说，回部队报销时，你这有一段路程的车票是重合的，不好处理，弄不好就要自付。
慢慢的，乘车次数多了，有了路程的概念，也就清楚小时候去姥姥家是怎么走的了。应该是在兖州、济南倒两次车，再在青岛倒次船。
船是青岛至石岛的船，记忆非常深刻。夜班的，天黑才开始检票。是那种不大的挺简陋的客轮，我和小姨坐在甲板下的大通舱，没有座椅，地面铺着凉席，几十号人全都席地而坐，困了就躺下睡觉。如今想来，应该是票价低廉的低等级舱位。
船舱板壁上，距地板不高的地方辟有一个窗口，有没有玻璃忘了，只记得有几条绳索，自上而下，一道道横着把窗口拦成几段。
全舱仅有这一个窗口，能看得见海面。月光下，透过窗口，看着黝黑黝黑的海浪一卷一卷地拍打着船帮，几乎要从窗口涌进来，很怕。
记不得我是否晕船，但忘不了小姨晕船的样子，晕得很厉害。一夜下来，吐得七荤八素，快要死去的感觉。
后来母亲带我三弟也坐过这班船，不过她们的舱位显然提升了，有了床，上下层的那种铁床。我为什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呢，因为三弟从上铺下床时不小心摔倒，让铁床的某个棱角碰破了头。直到过了好些天从姥姥家回来，太阳穴那儿还包着纱布，至今还隐隐约约看得出疤痕。
小姨因经历了那次晕船的痛苦，再回老家就坚决不乘船了，转而一路火车坐到烟台，再乘汽车回石岛。这就又增加了倒车的次数和艰难。
有次是和大舅一起。大舅那时在泰安工作，我和小姨先去泰安，汇合了大舅再一同走。那次中间倒了几次车已无印象，但其中的一次到现在依然清楚地记得。回想起来应该是在蓝村站，等车的人非常多，站台上挤得乌乌泱泱，沟满濠满。
车来了，人们那个挤呀，应该跟现今电视里经常看到的印度相似。那种情势下，我和小姨这样的妇幼，根本就偎不上边儿。
好不容易大舅挤上去了，然后站在车厢门口，一手抓住车上的把手，一手从人丛头上伸过来，费劲儿地够着小姨的手，然后抓着使劲儿往上拽。
谈何容易，小姨身上背有行李包袱，往往身子刚要从人缝中挤进去，却又被紧紧挤住的包袱给拽住。
极其艰难，小姨那边前手要抓住大舅，这边后手还要拽着我。最终，舞扎了半天，小姨前脚已踩上了车厢门的梯蹬，我却被蜂拥肉搏的人群挤脱了手。
看我孤零零地站在挤成一团疙瘩的人头之外，且车厢里再也塞不进去人，车厢门已经关不上，毫无回旋可谈。
无奈，大舅和小姨只好放弃，下来和我一起，再等不知猴年马月才能来的下一趟车。
大人嘴里虽没说什么，但我知道，自己实际成了他们的累赘，沉重而又丢不得的小负担。
正因为有了这么多不愉快的乘车经历，很长时间里，我对车站望而生畏，甚至有种莫名的恐惧，一直很逆反。
包括长大之后，进了车站还是不舒服。特别是开车前那“呜呜”一声长长的汽笛，再伴随火车头“哧”的一声，喷出大大一团白白的烟，我的神经就会痉挛，颠沛流离的惆怅，刹时将胸腔塞得很满。
这种乘车难的状况，很多年都没得到实质性的改善。
多年后我在省城工作，两个女儿也长到了我当年挤车的年纪，这种艰难且不愉快的经历又接续到她们这一代。
这个时候回家已经不用倒车了，因为有一条东西横贯的铁路，将老家那条原本是终点的支线完全覆盖，东可达海边，西能连长安。但“挤”的状况仍不时再有呈现，比如“春节”。
估计女儿对回老家并无多少热情，但作为我们这一代还是必须的，尤其是“过年”。
自省城回去还好些，毕竟是始发站。麻烦在返程。特别是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上班族的探亲流，无一不选择这一天往回赶，加之有限的几趟“过路车”，挤车的情形可想而知。
记得最严重的一次，是将两个女儿从车窗捅进去的，然后再把夫人托着塞进去。最后，我再凭借当兵练就的身手，纵身越障，翻窗而入。
进去后，发现身子挤得居然站不直，像插进沙丁鱼罐头瓶里一般，需要左摇右晃扩展好一阵儿，两只脚掌才能勉强不浮悬。
就这样，别棱着身子一路到济南。至于孩子奶奶姥姥行前给塞的那些兜兜袋袋，直到下车时才在地上寻见。当然，早已踩得稀烂。
感谢2003。那一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车。
出行，从此不再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