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庐白鹿洞书院的修复，应当归功于朱熹先生。
据《白鹿洞志》载：“白鹿洞者，唐李渤读书处也。初，贞元中，渤与其兄涉(即：李涉)俱隐庐山，而渤养一白鹿，甚驯，行常以之自随。人因称为白鹿先生，而谓其所居曰：白鹿洞。”
元和初年，唐宪宗李纯召李渤为右拾遗。李渤辞谢。后在韩愈的致书劝导下，应诏进京。长庆二年(822)后，李渤迁任江洲刺史，对旧居修缮，并在洞内建台榭楼阁，引水环绕，杂植花木，白鹿洞遂为庐山名胜之一。
南唐昇元四年(940)，建起“庐山国学”。这是与首都金陵(南京)秦淮河畔的国子监相类似的学府。国子监“九经”大师李善道被任命为白鹿洞主，朱弼为助教。一时置田收徒，来讲学、游学、求学者络绎不绝。南唐灭亡，庐山国学随之终结。
北宋初，江州的缙绅学子聚资复兴白鹿洞书院。太平兴国二年(977)，宋太宗赵光义下诏：驿马驮送《九经》，御赐书院珍藏。真宗赵恒咸平五年(1002)下诏塑孔圣及诸贤像于书院。仁宗赵祯皇祐五年(1053)，礼部郎中孙琛在白鹿洞新建学馆十间。白鹿洞书院名重一时，与湖南岳麓书院、河南唯阳书院、湖南石鼓书院合称为：中国四大书院。学子常达数十百人，多至数百人。北宋末，金兵南侵，战火频仍，白鹿洞书院被毁，簧舍无存。只剩下离离荒草，瓦砾遍地，断井颓垣于苍烟落照之中。
淳熙六年，朱熹来南康上任之初，心里关注白鹿洞书院。他一生以“救儒复圣”为已任，“元机漫向经书觅，至理端于目睫存”(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五十一)。这位大儒、大教育家，对于注经穷理、兴办书院是不遗余力的。他亲访白鹿洞。在樵夫的指引下，上了李家山，才找到了隐没在榛塞莽丛的书院废址。他无限感慨地说：“中兴五十年，释老之宫，圮于寇戎者，斧斤之声相闻，各复其初。独此地委于榛莽，过者太息，庸非吾徒之耻哉！”立即决定修复。他在呈报朝廷的奏表中大声疾呼：“因复慨念庐山一带老佛之居以百十计，其废坏无不兴葺。至于儒生旧馆只此一处，既是前朝名胜古迹，又蒙太宗皇帝给赐经书，所以教养一方之士，德意甚美。而一废累年，不复兴起，吾道之衰既可悼惧，而太宗皇帝敦化育才之意，亦不著于此邦，以传于后世，尤长民之吏所不能不任其责者。”奏表一上，朝廷却久不批复，某些士大夫中的小人还讥之为“怪事”。朱熹不屈，自力筹款，自立方案，坚持修复书院。
在他的大弟子刘子澄、杨方等赞襄下，由南康军教授杨大法和星子县令王仲杰负责工程，不到五个月一淳熙七年三月，白鹿洞书院焕然一新，共有学舍二十余间，增置学田给养。任命学录杨日新为“书院堂长”。朱熹亲任“洞主”。又请吕祖谦先生撰《白鹿洞书院记》：
建炎再造，典刑文宪浸还旧观；关洛绪言，稍出于毁弃翦灭
之余。晚进小生骤闻其语，不知亲师友，以讲求用力之实，躐等陵节，忽近慕远，未能窥程、张之门庭，而先有王氏(王安石)自高圣贤之病，如是洞之所传习之道或鲜矣。然则书院之复，岂苟云哉！
值得注意的，这篇由朱熹授意，东菜执笔的《白鹿洞书院记》道出了主旨，即朱吕的忧虑：王安石之学自熙宁之政成为官学，如今北宋已亡，“王学”阴魂不散；后生小子仍从之，超越等级，追求功利，目无师友，根本不知程颢、程颐、张载之学。因此，白鹿洞书院的修复，对于传圣贤之经，扫“异端邪说”，以正人心，有着深邃的意义。这些以天下为己任的儒者，于国家存亡之秋，在精神文化领域，竭尽全力，寻找救国良方，赓续绝学。奇怪的是：某些富贵场中人，贪图西湖歌舞醉生梦死，嘲笑这些书生没事找事，呆气十足；另一方面，为了寻找国大道，书生内部分野，争吵不休，相互指摘，几同“仇仇”。特别是有超前意识者，一生殉道、蒙垢，在精神的苦刑中突围，在寂寞的黑暗中踽踽独行。中国的传统文化人，弄潮儿，有着共赴国难的弘毅精神。正是他们的切磋，龃龉，碰击甚至室操戈，谱写着民族痛苦而又深沉的文化壮歌。
朱熹和陆九渊正是如此。
比如：朱熹先生在复建白鹿洞书院时，得不到国家财政支持，后来上朝入奏延和殿，凛然发问：“今老佛之宫遍满天下，大都至逾千计，小邑亦或不下数十，而公私增益，其势未已。至于学校，则一郡邑仅一置焉，而附郭之县或不复有。盛衰多寡之相绝，至于如此，则邪正亦已明矣。”朱熹的话，在垂危的南宋偏安政权的糜烂空气中，残留着一丝春意和无奈的神圣。
陆九渊呢？此次匡庐之行，除了请元晦兄为七九哥书写墓志铭(吕祖谦撰文)外，主要是共同悼念南轩、九龄之死。朱熹还亲撰《祭陆子寿文》。落星湖泛舟时，已看到元晦先生的友好热情和携手的诚意。上得山来，粗略地游览了匡庐风光。他想起了陆氏十七世祖陆修静曾在庐山修炼，便到处寻找丹炉旧迹。到了白鹿洞书院，别有一番天地。自洁亭侧，迎面两个勒石大字：鹿洞。彝伦堂一副楹联：
鹿豕与游，物我相忘之地。
泉峰交映，智仁独得之天。
还有书院附近的“贯道桥”、“钓台”、“漱石”、听泉”、“观德”、鹿眠处”、“流杯池”、“隐处”、“枕流”、“文行忠信”等，均为朱熹手书。这些天，听人讲元晦先生为修复“鹿洞费尽心机，又见现场如此浓郁的文化氛围，虽说某些措词并不与自己“心学”相吻，但也满心欢喜，为乱世的斯文未丧而庆幸，六年前的鹅湖裂痕似乎无形地弥合了。
当他又看见悬在书堂的《白鹿洞书院学规》(朱熹亲手制订)时，虽说暗暗地皱了皱眉头，却也细心读过。学规开头就是《孟子》的“十字打开”：“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朱熹称它“五教之目”。
紧接是《大学》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尊行之”，朱熹称它“为学之序”。接着是“修身之要”：“言忠信，行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他的眉头锁得更紧了。为什么要敬”字呢？笃敬、持敬，均为后人杜撰，要不得，“存诚”则可。
何必“室欲 呢？人之欲能“室吗？…下面是“处事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修身处事、接物何必分开写呢？又是繁琐、支离；但“尊德性”了，何必“敬知双修”呢？……晦庵请我“讲学”，无非是他要我“入他中”但也是“友好”。自己讲什么呢？接受鹅湖教训，再不要心浮气粗了……对，还是讲“义”，讲“义利公私之辨”吧，集中在“场屋之累”、科举之弊”上。此间士子正在沉溺中，就和自己年轻时在青田陆家老屋时一样，受到好心的长辈的重重情结包围，“科举”正是锦覆陷阱不辟之终身不能见“道”…在白鹿洞庄严的讲台上，在考虑洞主元晦先生苦心的前提下，他陆九渊要开言见胆，又一次为明“道”大声疾呼！……于是，他在书院下榻处，秉烛疾书简明讲义。
第二天(二月十日)，白鹿洞书院的讲堂上，座无虚席。星子、都昌建昌、安义各县的莘莘学子都来了；朱门部分弟子及书院新招收的生员也来了。
由南康军秘书先生(姓名不可考)、教授先生杨大法引子静登堂升席，朱熹(元晦)先生也亲自听讲，全堂为之轰动。
陆九渊正襟危坐，说了一段开场白：
某虽少服父兄师友之训，不敢自弃；而顽钝疏拙，学不加进，每怀愧惕，恐卒负其初心。方将求铖(针)砭镌磨于四方师友，冀获开发以免罪戾。比来得从郡侯秘书至白鹿书堂，群贤毕集，盛观，窃自庆！秘书先生教授先生不察其愚，令登讲席，以吐所闻。顾惟庸虚，何敢当此？辞避再三，不得所请，取《论语》中一章、陈平日之所感，以应嘉命，亦幸有以教之。
在掌声中，他掏出了“讲义”手稿，边念边插话，讲得切合实际，全是真话，生动，透彻，感人。
《讲义》全文如下：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篇第四)此章以义利判君子小人。辞旨晓白，然读之者苟不切己观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读此，不无所感。窃谓学者于此，当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习，所习由其所志。志乎义，则所习者必在于义；所习在义，斯喻于义矣。志乎利，则所习者必在于利，所习在利，斯喻于利矣。故学者之志不可不辨也。
科举取士久矣，名儒钜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场屋之得失，顾其技与有司好恶如何耳，非所以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汩没于此而不能自拔，则终日从事者，虽曰圣贤之书，而要其志之所乡(同“向”)，则有与圣贤背而驰者矣。推而上之，则又惟官资崇卑，禄廪厚薄是计，岂能悉心力于国事民隐，以无负于任使之者哉？从事其间，更历之多，讲习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顾恐不在于义耳。诚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为小人之归，其于利欲之习，怛焉为之痛心疾首，专志乎义而日勉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笃行之。由是而进于场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学，胸中之蕴，而不诡于圣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职，勤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其得不谓之君子乎？
秘书先生起废以新斯堂，其意笃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愿与诸君勉之，以毋负其志。”(《陆集》275—276页)
陆九渊根据《讲义》文字，随时结合实际情况插话，从血脉上感移，以雄辩的口才，说来痛快淋漓：“今人只读书便是利，如取解后，又要得官；得官后，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顶至踵，无非为利(陆集493页)等等，听者汗出涕流，情绪激动。当时虽是早春，天气微冷，但朱熹先生也深感动，“汗出挥扇”，当场起身离席说：“熹当与诸生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熹在此不曾说到这里，负愧何言。于是，在讲学结束后，请子静整理《讲义》，朱熹亲笔书写，并刻碑立于“白鹿洞书院”。(以上均见《陆集》492-493页)朱熹又为《讲义》写跋于后，全文是：
“淳熙辛丑春二月，陆兄子静来自金溪。其徒朱克家、陆麟之、周清叟、熊槛、路谦亨、胥训实从。十日丁亥，熹率寮友诸生，与俱至白鹿书院，请得一言以警学者。子静既不鄙而惠许之。至其所以发明敷畅，则又恳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盖听者莫不悚然动心焉。熹犹惧其久而或忘之也，复请子静笔之于简，而受藏之。凡我同志，于此反身而深察之，则庶乎其可迷于入德之方矣。新安朱熹识。”(《陆集》276页)
白鹿洞书院修复时，朱熹曾赋诗《次卜掌书落成白鹿佳句》，内有“重营旧馆喜初成，要共群贤听鹿鸣”陆九渊讲学正是“白鹿传经”，可谓“听鹿鸣”的盛况之一。至于“朱陆异同”，是否真正弥合？“莫问无穷庵外书，此心聊共此山盟。”但愿如此。但是，陆子的“贤者蔽于意见”之说，是人性之高度概括，朱、陆双方哲学的逻辑结构根本不同，其“心”能不各有“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