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能买粗粮，粗粮便宜不说，而且一顿莜面可以杠一天，真是半大小子吃穷老子。”李阿姨难为情地说，此时，她推着自行车正准备离开，我妈微笑点头表示理解，同时深感庆幸，幸好家里只有一个男孩，不然既要算计着吃饭，还要求着别人。

每月的第一个周末，是我家买粮的日子，我妈翻出粮本，把粮票夹在里面，又带上了我爸的粮本和军用粮票，他的细粮比我们多，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啃老。

假期回姥姥家之前，也需要到粮店“起全国粮票”。我妈给姥姥带一些全国粮票，姥姥见了粮票，满脸笑开了花，比见到我都开心。

那天在粮站门口遇到了楼下的李阿姨，她家的四个男孩正像小白杨似地往高里蹿，我妈给过她粮票，她不好意思，就和我妈用细粮换粗粮。计划经济时代每个人都有固定的数额，买米买面都需要粮票，妇女能顶半边天，女孩和男孩的粮票是一样的。

平时在食堂吃饭，我们嘴上说喜欢吃粗粮，但是身体很诚实，吃小米饭的时候面带愁容细嚼慢咽，一粒一粒数着吃，我爸催促道“快点吃，小资产阶级思想又出来作怪了。”

继续说买粮，我跟着我妈进了粮店，里面摆着一排很大的木箱，形状酷似放大的升，里面推满了各种粮食，有黄澄澄的玉米渣子和小米，圆滚滚的高粱米，还有玉米面和莜面，但细粮只有白面和大米。粗粮占比较大，细粮占比较小。军队的细粮占比比地方多一些，豆油每人每月半斤。

那时票证满天飞，不仅有粮票，油票，还有豆腐票，肉票，肥皂票以及种类繁多数不胜数的各种票，我妈每次整理那些票的时候表情都如数家珍。

我妈在窗口交款后，收款员将付款凭证和我妈要买的粮食写在一张纸片上，把那张纸夹在空中的铁丝上，用手轻轻一打，“嗖”地一声，那票据就飞到了秤粮食的服务员面前，服务员用一个特制的铁簸箕把称好的粮食倒进我们的口袋里，白面像尘土一样飞舞起来，卖粮的阿姨脸上身上都挂着一层面粉，粮站的地上也是如此。

打油时，服务员果断麻利地用量筒装一斤，再装半斤，最后，装两次一两的，不差分毫。男孩子多的家庭，油也不够吃，李阿姨家每次买肉都要肥的，回到家里炼成大油，炒菜时挖一小勺，内蒙人喜欢用猪油炖大烩菜，土豆白菜炖熟加上粉条和冻豆腐，汤汁浸透在豆腐中，甭提多香了。

练完大油的油渣也充分利用，和大葱一起剁碎，撒上椒盐烙葱油饼，烙饼时满走廊香气四溢，整个一舌尖上的中国。

那天，我妈推着一辆自行车，使尽吃奶的力气把粮食架到后座上，一百斤的面袋子刚好从中间一分为二，保持平衡。前梁上挂了半袋子小米，挂面装在塑料网兜里，挂在车把上，我跟在后面拎着一瓶油。

挂满了粮食的自行车负荷沉重，难以保持平衡，所以推自行车要有一手绝活，我妈一路提心吊胆地推着自行车，不敢有半点闪失，自行车碰到石头就会歪倒，倒了就很难扶起来，要请路人帮忙才能重新摆好，再次启程。

终于到家了，我家住在三楼，往楼上搬粮食又是一个挑战，我妈在北京长大，属于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兵，她每次都把粮食抱在怀里，就像抱着一个婴儿。每走一层，她都把粮食放在地上，停下来踹口气。每当这时，我就会背语录给我妈打气，“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我妈甩一把汗珠，烦躁地呵斥道“闭嘴！大人烦着呢！”

周末全家出行的最佳交通工具也是自行车，在那个年代，自行车为我们每个家庭的出行立下了汗马功劳，应该授予三等功。

我爸的自行车前梁上坐着俩小孩紧紧地挤在一起，我爸骑上去之后，我姐快速跳上后座，无缝衔接，动作完美堪比杂技表演。

我妈的自行车上，前后各坐一个，我妈不会溜车，她一脚踩着马路牙子，一脚登上去，就摇摇晃晃地骑走了，每次我都替她捏把汗。

一次，我弟坐在后面稍微扭了一下身体，我们三个就一起摔在了马路上，我妈起来，不由分说就给我弟一巴掌，“我让你乱动！”

小学时，我和一个叫王锦的同学特别要好，天天一起上下学，她是家里的老二，下面儿还有三个妹妹，一个弟弟，最小的是男孩。

上学路上，我问她，“六一儿童节你最想要的是什么？”她说一双白球鞋，一条新裙子，一个洋娃娃，我也说了一堆，然后我们叹一口气，知道我们想要的都实现不了。她又问我，“你长大想干什么呀？” 我说“长大了想当演员。” 她说，“我长大了要去放马！”

她学习比我好，做事比我踏实，我非常喜欢她，尤其是她的圆鼻子，他们家每个女孩儿的鼻头都圆圆的，全都像父亲。

秋天到来时，开始流行吃“忆苦思甜”饭，大家坐在一起，表情庄重，不许说话，每人发一个糠饽饽，里面掺了野菜，就是现在人们都爱吃的那种杂粮饽饽。

吃糠饽饽的时候，请来一个满脸皱纹苦大仇深的老大爷，他穿着陈永贵那样的衣服，坐在前面讲旧社会的事儿，口音很重，只能听懂一半，老师提前告诉我们，“听贫下中农忆苦思甜的时候，会有人来拍照，你们最好流着眼泪听。”

我天生会演哭戏，忆苦思甜时我流眼泪简直顺手拈来，再后来看电影“卖花姑娘”，我哭得稀里哗啦不能自已，如今的老泪眼就是那时落下的病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