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社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家庭教育尤甚。

在我们这代人小时候（20世纪七八十年代），父母管我们的方式特别简单：做错了就惩罚。她的原则是：手做错打手，脚做错打脚，嘴巴说错打嘴巴……哪里错了打哪里，如果是脑子犯错，那就罚跪！

那个时候，孩子完全不觉得父母打我们有什么问题，孩子不听话，父母打一顿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有的孩子甚至常常毫无理由地被打，而且还打得重。那个时候，父母具有绝对的权威，顶嘴和还嘴都是不被允许的，会带来更严重的惩罚。

但现在，父母就没有这样的“权力”，越来越多的孩子清楚地知道：打人是违法的，父母也没有权力打孩子。甚至父母即使对孩子凶一点，他们也会立马反应：“妈，你难道不爱我了吗？”

所以，家庭的文化和权力关系在过去40年中真实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父母的权威失落了。这种失落不是因为父母本身由于爱孩子而选择变弱了，而是因为社会文化和环境变化了，无论父母是否愿意，都不再拥有过去那种不容置疑的权威了。

家庭文化的变化主要是由三方面的变迁引起的：

首先，整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平等和民主。在中国传统社会，无论是公领域还是私领域都存在等级，张之洞在著名的《劝学篇》中，一方面强调国家自主之权，另一方面又坚决反对人人有自主之权。

因为在他看来，“中国所以为中国”是因为有三纲五常，而倡民权会导致“子不从父，弟不尊师，妇不从夫，贱不服贵，弱肉强食”，从而使社会秩序解体。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在参与公共事务的时候有了“权利”概念，但是正如金观涛和刘青峰在《观念史研究》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在处理私人关系时，特别是在处理家族内部事务时，个人权利观念与儒家伦理是有矛盾的，“儿子对父亲是不能讲个人权利的，在亲戚和朋友之间谈个人权利亦是十分可笑的事情”。

家庭教育者在做家庭研究的时候，老一辈就会说：他吃我的、穿我的，凭什么和我谈权利？但是，进入民主社会，“权利”是天赋的。因此，在人人平等的现代民主社会中，孩子们似乎越来越“叛逆”：凭什么要照着你说的做？孩子们最重要的人生目标就是：追求自我。这个自我是独立的、有权利的，不遵循上下尊卑的等级体系。

所以，其实不是孩子越来越“叛逆”，而是社会文化赋予了个体独立自主的权利。这种社会的转型听上去很抽象，但是却对家庭教育影响巨大。越来越多的父母发现，如果沿用自己父辈的方法来教育孩子，孩子常常特别有反抗精神，根本无法实现教育目标。

其次，家庭的价值取向也从“家庭主义”转向了“个人主义”。在过去，我们结婚生子的目标是传宗接代，我们努力奋斗的目标是光宗耀祖，这都是为了家庭的利益，家庭的利益是高于个人利益的，这就是“家庭主义”的价值取向。而父母代表着高于家庭成员个体利益的整体利益，父母因为有这个代表身份可以安排孩子们的生活，对子女有绝对的权威性。

比如，过去某一徽商有三个儿子，大儿子跟着徽商做生意，二儿子去考科举做官，老三去学一门专门的技术。这个徽商不是根据三个孩子的特点来安排他们的分工，而是根据家庭利益最大化来安排的。子女如果反抗父母就是损害家庭整体利益，会被大部分家庭成员压制。此外，在过去，个体必须依附于家庭才能生存，反抗代价非常大。因此，在家庭主义的文化中，代表家庭利益的父母具有绝对的权威。

但是进入现代社会，个体流动是工业化发展的必要条件，个体已经完全不需要依赖家庭生活，每个人都把自己个人的幸福看作人生的终极目标，因此，家庭主义必然被削弱，个人利益被置于家庭利益之上，父母无法再代表“家庭利益”，也失去了至高无上的权威性。

最后，随着信息时代和智能时代的到来，父母的经验和知识面临过时的风险。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一书中从文化传递的角度，将人类社会由古及今的文化分为三种基本形式：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前喻文化是指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比如在农业社会中，老人的经验能指导年轻人；并喻文化是前喻文化与后喻文化之间的一种过渡；而后喻文化则是指年轻人因为对新观念、新科技良好的接受能力而在许多方面都要胜过他们的前辈，年长者反而要向他们的晚辈学习。

社会学家周晓虹在研究中国的代际关系时提出了文化反哺现象。也就是说，中国进入了后喻文化占主导的时期，老一辈的经验无法复制到年轻人的生活中去，反而是年轻人掌握了新的技术、新的信息源泉反哺老年人。这样，老年人就失去了其经验价值，从而彻底丧失了权威。

社会发生了变化，父母权威的丧失并不由个人意志决定。无论父母接受与否，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孩子年龄的增长，父母必然会失去权威，除非父母让孩子丧失生存发展的能力，在经济上完全依赖父母，否则，带有专制性的权威必然遭到反抗。在这种社会转型中，父母必须寻找新的教育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