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秋天，我随地质队进驻西北荒凉地带一所村落时，曾遇到一位性格古怪的老人，他的名字叫慕容浩，必须承认，首先是他的姓氏吸引了我，使我们有可能成为朋友。那次实地勘探由于种种原因，没能收到预期效果，我们的人很快撤离了该地。临行前的一夜，他在自己的草屋里用山芋酿造的酒款待我——它的苦涩至今已被许多人忘却，就像一些人忘却自己的过去。——可在那个年代，劳累一天的农民总是藉此度过剩下的夜晚，并且感到生命的意义。二十年后，当我重新回到这里，原先的村落已被森林般疯狂生长的烟囱和高炉所替代。在一座土坡上，我找到了他的坟冢。墓碑上没有亲人的落款，上面仅仅刻有他的名字：慕容浩。这个生前孤独的老人，默默地插秧、犁地，喝山芋酿造的酒，承受自己命运的摆布，直到死亡把他带走。

    准确地说，他不是一个农民，甚至不是一个普通人，他的姓氏所属的家族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1956年秋天的某个夜晚，我们之间发生的一次谈话，使我相信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已经死去的人。在酒精发作后迷迷糊糊的状态里，他的目光茫然而痛楚，甚至包括对于自身的仇恨。

    下面就是他所说的话：

    “是的，我的家乡不在这里，和你一样，我生长在南方。尽管二十多年的生活逐渐把我变成一个农民，正如我希望的那样：早晚不停地干活，吃自己地里结出的粮食，喝苦涩的烈酒——它让我的神经麻木，感到安逸。我的手如今生出了茧子，西北部的阳光把我的皮肤晒成了紫铜的颜色，和别的农民没有区别。可我的家乡是在南方，在长江中下游平原，那里的空气湿润、温和，天空没有这儿开阔，被参差升起的飞檐和屋瓦所分割。如果不是命运的捉弄——这个小小的捉弄确凿无疑地改变了我的一生——我可能会永远生活在那儿。

    我从前居住的镇子名叫“竹”，我的家是一个除住所外有亭子和游廊的庭园。由于祖上留有微薄的产业，父亲逐渐经营起镇上近乎一半的店铺。因而在我的童年，并不懂得生活的艰辛与命运的无常。母亲去世得早，我与哥哥以及父亲，我们三个人生活在一起。父亲对我们一向很慈爱，他沉默寡言、意志坚定，有着极好的修养；文人儒商的气质同时存在于他的身上，显得协调。他写过一本建筑学方面的书，还复原了北宋业已散佚的几首词谱。和当时大多数人一样，他信奉私塾老套的教育方式，可在孩子的教育上，从不相信任何人。他对我们的慈爱也表现在一条戒尺上，因而，我对他的尊敬是有限度的。

    十二岁那年，镇子上来了一个卖艺人，连同一把胡琴，在下着绵绵细雨的清冷的早晨，一段段琴声便像是雨中升起的雾气在空中飘散，透过一道道门廊，被厅堂中用膳的父亲听取。门楼下蜷缩着瘦弱、孤独的老人，雨水把他的脸浸得透湿。在他身边，有一个女孩，像是他的女儿。父亲没说一句话便收留了他们。从那以后，每天黄昏都能听到胡琴的哀鸣在园子上空盘旋，仿佛在诉说一种极为凄凉的命运。老人话很少，只是必要时才从沙哑的嗓子里挤出几句难以听清的话。直至死去，也没人知道他的来历以及和那个女孩的关系。从早到晚，他不知疲倦地打扫整个园子，闲下来便拉上一段胡琴，这时候哥哥便出现在他身边；或者抽一袋烟，一大团烟气从他的嘴角飘出，有一刻功夫，几乎看不清他的脸。

    日子一天天过去，那个小女孩像一棵空气中跑动的树，到我二十岁那年，已经是大姑娘了。父亲给她起名叫琴，我们也这么称呼她。那会儿，哥哥帮父亲料理生意了。他比我年长两岁，头脑虽有些迟钝，却不乏南方生意人的谨慎。前两桩买卖的成功，为他在镇上博得了好名声。在父亲的安排下，我搬到了后园，每日里翻阅浩如烟海的典籍，希望藉此走向仕途。我们家有几代没人做官了——父亲反复这么念叨。就在那年双十节的前夕，父亲宣布了一个决定。

    我们家也许一辈子没那样热闹过，至今我还记得当时的场景：接下来的几天里，不断运送来的货物堆满前厅。园子上上下下被粉刷的干干净净，仿佛新落成的样子。到处都张贴了喜字。双十节那天，镇上有名望的士绅悉数到齐，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夸张的笑容。筵席摆满园子里的空地，新出锅的菜肴一道道传递上来，冒着热气，被一双双筷子夹起送入口中，不时发出咀嚼的声响；一只只酒杯相互碰撞，笑声此起彼伏，似乎喜气也会复制散播。空盘子依次撤下，后续的菜肴不断地添加。又是笑声又是尖叫，吃饱肚皮的几个孩子在园子一角燃放爆竹，清脆的鸣声和浑浊的烟雾在四下里弥漫。就这样，哥哥和那个卖艺人带来的女孩成亲了。

    那年冬天冷得快，未进腊月，雪就落了下来。清早父亲出门，在一级石阶上失了脚，跌闪了半边身子，从此便没有离开过床榻半步。生意上的事只得由哥哥独自料理。世道不太平，生意也难操持，一个月里多半的日子他都在外面奔波。呆在家中的时日，则经常和媛私下议论。哥哥的嗓门有时突然提得很高，仿佛在争吵，这当儿我才会听见诸如“废物”“白痴”之类的语词。嫂子每次从里屋出来，都沮丧着脸。而我和哥哥的关系日益紧张也是必然的，他可不愿意看到自己用心积攒的财富被不中用的弟弟靡费。我在等待一次会考，希望日后可以和哥哥安好如初。

    一天，他运送一船布匹从水路回来，在园子中的凉亭碰上我，我刚巧在那里读书。他一把夺去我手中的书，让我去码头卸货。我和脚夫一道登上货船，那是我头一次涉及家中生意。除了上下跳板恐有失足落水之虞，忙碌两个时辰，出了一身热汗，倒是觉得做体力活远比读书求功名来得简单。

    另一天，可能还下着雨，或者冰凌。一批货物售罄，他在家里宴请生意上的朋友，多半是镇上的乡绅。几杯热酒使他的面部有些扭曲，目光中出现迷离的色彩。他让我这个从来不识杯中物的弟弟陪客人喝酒，继而又让我背诵自己写的诗赋；他甚至打算叫下人去取纸笔，现场写诗以助酒兴。我涨红着脸落荒而逃。而此刻躺在里屋的父亲已经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了。

    事情发生的总是很突然，那一次哥哥外出时间特别长，而我几乎每天都去镇上的酒店买醉，内心徒然地回忆那些已经逝去的日子。除夕前的一天，酒店里空荡荡的，只剩下我一个人。那天不知道喝了有多少酒，可能头一次喝醉了，醒来已是月眉灯豆的子夜。街道上冷冷清清，我一摇一摆地往回走，进门后没能让开脚下的台阶，身子栽了下去。石板地摸上去凉丝丝的，我缓慢地爬起，却远远看见一盏灯光，以为是幻觉，心中并没有多想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只是在台阶上坐了一会儿，而这一会儿的时间已经足够让自己感到是一个男人了。

    我是在天明以前趁着稀薄的夜色离开镇子的。狗的吠声在四更天里还听不真切。我把背包扛在肩上，一个运货的马车夫把我带到相邻的镇子，天明时，我发现这儿很陌生。

    起先我是乘坐马车沿着渐趋荒凉的土路向西北方向驶去的。逐渐地，我身上的钱财用尽，锦缎长袍换成了布衫，皮靴也换成了布鞋，可以折换成路费的物件都留给了驿站上的马车夫，最后不得不开始步行。当我怀着饥饿、恐惧和内心的自责一点点接近这所村落时，我的身体已经和我的灵魂一样地憔悴。腿上满是伤口，未愈的旧疮上被新划开的口子里流出的血所覆盖。我终于晕倒在村头的土坡上。

    救我的人后来成为我的妻子，她是个哑女人，她为提供可以遮风避雨的屋子、可以耕作的地以及自己的身体。接下来的几年里，又为我陆续生下几个孩子，可他们都在出生后不久相继夭折。来到这里的第五个年头，村子里出现过一个算命先生，着一身黑色长袍，鼻梁上的墨镜有一只镜片碎裂了，嵌在镜框里。手上的铃铛边走边响，带着悠长而令人难以忍受的间隔，响过每一家门口。他的形象使我无端地在夜里梦见那个拉胡琴的卖艺人，在一场伤寒的煎熬中几乎死去。不断降临的灾难像影子一样反复出现在我妻子的梦中，她终于无法承受这样的折磨，毅然决然地抱着最后一个未满周岁便夭折的孩子走下村外的水塘。

    对于我来说，你只是外乡人，是个过客，我也就不忌惮自己说出的话。我曾经算是个读书人，酒后无德做了错事，而这个错误永远把我留在了这个异乡。生活对我来说是忍受和偿还。我只是一具行尸走肉。我每天都能听到我哥哥拉胡琴的声响——他从卖艺人那里学来的曲子。我在等他有一天能找到我，我是为他而活着，尽管这样的活法比死亡更加痛楚。“

（原创作品，樊剑勇1992年11月写于雨山老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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