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九渊去行都做了“删定官”之后,青田“槐堂书屋”的众儒生都散了。有的考中功名,有的自我进修,有的招收学生,有的则转向朱熹门下问学。
“圣人无常师”。一个学者的成长,可以拜几个先生,但必须遵守道德,不可出卖老师。又有一句俗话:“一日之师,终身之父”。在封建社会里,“师道尊严”偷换了“尊师重道”的概念;虽说韩愈的《师说提出“是故弟子不必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但是,生活中扯皮的事是很多的。
朱熹和陆九渊之间的矛盾发生、发展与激化,除了“朱学”和“陆学”在哲学逻辑结构上的本质不同以外,与几个学生行为不检或从中撺掇或或失于语言有关。先是朱门弟子一宜黄知县刘子澄无凭无据打小报告:硬说陆学是禅,甚至比那些文化低浅的和尚还厉害,弄熹信以为真,说了许多话。朱熹说话是很有影响的。因此,“槐学”就成了名声不好的“异教”,至少是夹杂“异端”的成份在内。“槐堂诸儒”多数人对陆学的信奉是坚定的。有些则如吴金玉以亲身验为准绳,始疑而后信,否定了流言蜚语;也有个别动摇以致背叛门的,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曹立之。
在叙述曹立之叛陆之前,先说另外几个陆门弟子：
第一个是刘淳叟。
淳喜欢参禅问道,游山玩水。本书前几章已叙述他参禅,主动遇见朱熹,引陆九龄二上鹅湖,与朱熹会见于观音寺等等,此处不赘,只说他在朱熹处出丑卖乖一两件事：
坐间有及刘淳叟事。(朱熹)曰:“不意其变常至此!某向往奏事时来相见,极口说陆子静之学大谬。某因诘之云:若子静学术自当付之公论,公如何得如此说他?此亦见他质薄处。然其初间深信之,毕竟自家唤做不知人。(《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
刘淳叟为了取奉朱熹,背地竟说先生(指陆九渊)“之学大谬”,又不出究竟。谁知朱熹也瞧不起他,说这种人“质薄”、“变常”;自悔“不知人”,当初为什么那么“深信”他?…实质上,刘淳叟即陆九渊之“附物”。
因论刘淳叟事,云:“添差体可以为。”论治三吏事(4云漕自来为之亦好。不然,委别了事人。淳叟自为太掀揭,故生因论今赵帅可语盐弊,何不一言?云:“某如何敢与?大单以沉为是,出位为戒。(同上)
刘淳丑态毕露。做个副差使他也愿意。漕吏(运贡品)最好。要他揭露盐吏的弊端,向福建的赵帅告发。他竟说:“我怎么敢,凡事要沉着审察利弊为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这种猥的精神状态,利欲薰心,怎么像“参禅”的人呢?如果此条记录宇字实的话,这个弟子也堕落得差不多了!陆九渊听了也很惊骇,虽不完全相信,但也认为他“无学力”。他说:“淳叟事,此中初传,殊骇入听。徐核其实,乃知小人傅会之辞。要之后生客气如此,足见无学力也。”(陆集)94页
第二个是陆深甫。
陆深甫问为学次序。
(朱熹)曰:“公家庭尊长平日所以教公者如何?陆云:“删定叔(指陆九渊)所以见教者,谓此心本无亏欠,人须见得此心,方可为学。”(朱熹)曰:“此心固是无亏欠,然须是事事做得是,方无亏欠。只说道本无亏欠,只见得这个便了,岂有是理?”因说:“江西学者自以为得陆删定之学,便高谈大论,略无忌惮。忽一日自以为悟道,明日与人饮酒,如法骂人。某谓贾谊云,秦二世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今江西学者乃今日悟道而明日骂人,不知所修者果何道哉”?(同上)
查《西江陆氏家乘》,陆德迁下第六代是陆九渊;再下去五代没有陆深甫这个名字,甚至没有“深”字派和“甫”字派系。可见陆深甫是冒牌“青田陆”,或陆九渊的远房侄孙。这样一个毫无道德学问修养的人,口口声声“删定叔祖”,信口开河,惹得朱熹耻笑。陆九渊是强调践履式道德修养(朱熹也是承认的),从来没说过空空洞洞“见心为学”的“见心论”的;元晦先生借机发作,大骂陆门弟子以“陆删定之学”高傲自大,不懂礼节,今日悟道,明日骂人。是这样的吗?即使有几个人确实是这样,无非是维护“陆氏门庭”的学派意识,朱熹不也在夹枪带棒骂人么,难道还有比用“秦二世”(谁是秦始皇呢?)这个词汇骂人更刻薄的吗?
第三个是包显道等。
包显道领生徒十四人来,四日皆无课程……(先生次日说论语)课)先生曰:“大事小事皆要敬。圣人只是理会一个敬字。若是敬时,方解信与爱人、节用、使民;若是不敬,则其它都做不得。学而)一篇皆是就本领上说。如治国、礼乐、刑政,尚有多少事,而夫子却只说此五项者,此盖本领所在。”…先生谓显道曰:“久不相见,不知年来做得甚工夫?(显道)曰:“只据见(现)成底书读。”先生曰:“荷显诸生远来,某平时说底便是了,要特地说,又似无可说。而今与公里(暗指陆九渊)平日说不同处,只是争个读书与不读书,讲究义理讲究义理。如某便谓是须当先知得,方始行得……(同上)
陆九渊也说“知先行后”,和朱熹说的并无二致,只是方法不同。包显道来投,朱熹讲(论语)并强调“敬”字;显道说了句:“我在读现成的书。”朱熹抓住大作文章,似乎陆门弟子都是不读书不讲义理的角色又不敬“圣”敬“师”,实在不像样。也许是好意,但在自己学生特别有陆门包氏在场上课时,说这番话是什么目的?有什么影响呢?陆九渊早已作了回答:“某于显道,恐不能久处此间。(《陆集》463页)“人谓某不教人读书,如敏求前日来问某下手处,某教他读《旅獒(熬)、(太甲》、“告子”牛山之木以下,何尝不读书来?只是比他人读得别些子。(陆集46页)
下面说到曹立之。
曹立之,字建,饶州余干人。他和弟弟曹挺立()同为槐堂弟子。曹立之“天资甚高”,读书过目不忘,本为门弟子中之佼佼者。湖会上,陆氏兄弟曾在闲谈时向朱熹提及曹立之。朱熹说:“子寿昆弟于学者少所称许,间独为予道余干曹立之之为人。”可见曹立之是陆氏兄弟称许的聪明学生。谁知曹立之从小就“视释氏如仇”,在心理上厌恶佛教;因谣诼蜂起,儒林刮起一阵风:“陆学是惮”,他就只好投向朱熹了!
《陆九渊集》详细记录了这件事：
朱季绎云:“近日异端邪说害道,使不知本。”先生云:“吾友且道甚底是本?又害了吾友甚底来?自不知己之害,又焉知人之害?包显道常云:人皆谓禅是人不可无者,今吾反又云害道,两个却好缚作束。今之所以害道者,却是这闲言语。曹立之天资甚高,因读书用心之过成疾。其后,疾与学相为消长。初来见某时,亦是有许多闲言语。某与之荡涤,则胸中快活明白,病亦随减。迨一闻人言语,又复昏蔽,像与某相聚日浅。然其人能自知,每昏蔽则复相过,某又与之荡涤,其心下又复明白。与讲解,随听即解。某问:比或有疑否?立之云:无疑。每常自读书,亦见得到这般田地,只是不能无疑,往往变其说。某云:读书不可晓处,何须苦思力索?如立之天资,思之至，固有一个安排处。但恐心下昏蔽,不得其正。不若且放下,时复涵泳,似不去理会而理会。所谓优而柔之,使自求之;厌而饫之,使自趋之,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为得也。如此“相聚一两自而归,其病顿减。其后因秋试,闻人闲言语,又复昏惑。之又适有告之以乃释氏之学,渠平生恶释老如仇仉,于是叛某之说于却凑合得元晦说话。”(《陆集》437-438)
曹立之既然“叛陆投朱”,陆九渊任之。后来,“曹立之有书于先心生曰:愿先生且将孝弟(悌)忠信诲人。先生云:立之之谬如此,孝弟忠信如何说且将?(陆集416页)并亲自写过两封信给曹立之严肃地批评他:
以为有序,其实失序;以为有证,其实无证;以为广大,其实小狭;以为公平,其实偏侧;将为通儒,乃为拘儒;将为正学,乃为曲学。以是主张吾道,恐非吾道之幸。……子夏孔门之高弟,百世之师表,其才质岂易得哉?当时夫子告之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夫所谓小人者,岂险贼不正之谓哉?果险贼不正,则又安得谓之儒?虽曰儒矣,然而有所谓小人儒。……立之能于此自省,则庶乎能免于不明之患矣。(《陆集42页)
淳熙十年癸卯,三十七岁的曹立之不幸逝世。朱熹亲笔为他写《曹立之墓表》:
立之幼颖悟,日诵数千言。少长知自刻励学,古今文皆可观。一日得河南程氏书读之,始知圣贤之学为有在也。则慨然尽弃其所为者,而大覃思于诸经。历访当世儒先有能明共道者将就学焉。闻张夫讲道湖湘,欲往见之不能致。有告以沙随程氏学古行高者,即往之,得其指归即字言语之所及者,则又往受其学,久而若有得焉。子寿益深许之,而又闻陆氏兄弟独以心之所得者为学,其说有非文立之未敢以自足也。则又寓书以讲于张氏敬夫(即张轼、南轩先生)。书喜曰:“是真可以共学矣。”至敬夫寻没,立之竟不得见,后至南乃尽得其遗文,以考其学始终之致。于是喟然叹曰:“吾平生于学所闻,而不究其归者,而今后乃有定论而不疑矣。”自是穷理益精,反躬益切。而于朋友讲习之际,亦必以其所得者告之。盖其书有曰学必贵于知道,而道非一闻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学之则,加穷理之工,由浅而深,由近而远,则庶乎其可矣。今必先期于一悟,而逐至于弃百事以超之,则吾恐未悟之间狼狈已甚。又况忽下趋高未有幸而得之耶?”此其晚岁用力之标的程度也。……与人教,敬而忠。苟心所未安,虽师说不曲从,必反复以归于是而后己。……胡子(即:胡宏)有言:学欲博不欲杂,欲约不欲陋。信哉如立之者,博而不杂,约而不陋,使天假之天年以尽其力,则斯道之传其庶几乎!(《朱文公文集卷九十)
《曹表》注明时间是“癸卯五月”,距离“南康之会”仅三个月。白鹿洞书院陆子的“义利之辨”难道不是社会现实之“下学”?朱熹对子的讲义佩服得五体投地,当场说话“与诸生共守”,“负愧何言”并刻石留念;三个月后轻信“小人儒”之言,《曹表》就完全换了调子,全面定“陆学”,甚至借曹立之攻“陆学”是“弃下学”、“忽下趋高”的“杂学、“陋学”,又是抨击对方,又是刻石,其为死人立“表”还是为活人立表”不是很清楚的吗?好在连投朱熹的包显道也“不以为然”。情况不妙,淳熙十一年甲辰,只好写信给子静,并附表原文,征求陆氏意见立之墓表今作一通,显道甚不以为然,不知尊意以为如何?(陆集495页)三月十三日,陆九渊回信,指出朱熹写的墓表“未得实处”;记起去世的七九哥的话,他应该咽下这口缠气。但是,陆门弟子强烈不满,“陆学者以为病己,颇不能平”“厉色忿词,如对仇敌”。朱熹对《曹表》引起的纷争,自感做得太过份了,亦引以自咎:“比来深欲劝取两家之长,不可轻相诋訾,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论,而姑勉于吾之所急,不谓乃以《曹表》之故,反有所激，故深以自咎。”(文公文集)卷四上(答刘顺伯》）
《曹立之墓表)是否刻碑?是否立碑?不得而知,亦无文字可查但,朱熹又全面否定了自己昨天的立论……
《墓表》即使刻石,也不好立起来,或许是砸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