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阳城被淹了三年，大水灌城的危机时刻，一个有趣的细节出现了。关于晋阳城内的人心向背，《资治通鉴》和《史记》给出了截然相反的说法，我们到底该相信谁呢？
《资治通鉴》的说法是：城里的灶都被水泡了，没有办法生火做饭，但是晋阳人民依然没有叛乱的意思。《史记》的说法是灶没法用，只能把锅吊起来做饭，粮食也没有了，到了“易子而食”的程度，也就是说只能人吃人了。但是因为谁都不舍得吃自己的孩子，就互相交换孩子来吃。在这样的绝境下，赵无恤的家臣全都生了异心，对主君越来越不尊重，仅高赫仍守人臣礼数。司马光采用了《国语》的记载。因为国语的版本没有伦理瑕疵，而史记的版本就很让儒家学者为难。
就当时的情况而论，三年水漫城池，赵无绪只要投降，就可以保住全城居民的性命，不投降的话，就意味着赵无恤为了保住自己家族的土地、财富，不但不惜与智瑶开战，甚至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子民易子而食。
熊逸老师给出的解释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司马光不能够充分考虑到人的复杂性、多面性。古代世界充满着简单直接的二分法。诸如君子和小人，忠臣和奸臣，好人和坏蛋。在晋阳之战的问题上，既然智瑶已经做了标准的反派，那么赵无绪不可能再变成一个反派了，
所以在司马光看来，记录历史的目的是教育人，既然要教育人，价值观就必须端正。记述历史必须观念先行。再看司马迁他就没有儒家哲学的那些条条框框，所以《史记》个别篇目的价值观在今天看来并不端正其。道德色彩和教育意义也经常被后人诟病。
由于没有更详尽的历史资料，我们无法从现有史料的角度来片面的评价赵无恤是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假设我们穿越回当时的晋阳城，来看看赵无恤的现状，投降可能只是短期保住居民性命，但从长远来看，家族可能会被完全掌控，自身也会失去发展根基，陷入更被动的局面。他看到了战争背后复杂的政治博弈，并非仅仅是对土地、财富的贪恋。而且在这种艰难处境下，他可能也在积极寻求破局之法，而不是简单地选择投降这种看似“仁慈”却后患无穷的道路。不能简单地将复杂局势下的艰难抉择曲解为对人民的不顾，或许他有自己的战略规划以图最终保全民众和家族。毕竟晋阳之战最后是在他的努力下逆风翻盘的，当然对这个人也有争议的部分，就是在谋取代国时不顾及亲情，设宴杀死代国国君（赵无恤的姐夫），致使其姐姐悲愤自杀。
历史人物总是复杂多面的，赵无恤也不例外。我们在解读他的行为时，应尽力拨开岁月的迷雾，从更多角度去考量，而不是简单地依据有限史料下论断，这也是研究历史人物带给我们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