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声明：文章为原创首发，文责自负。本文参与「薇泩铃单月征文」第八期【母亲】
我和母亲之间，多年来为她的菜地发生了无数次争执，但无论是对我的好言相劝还是严厉呵责，母亲都只是表面唯唯诺诺，实际却阳奉阴违，百折不屈地捍卫着她的领地。
我之所以总和母亲的菜园过不去，是因为母亲的腰腿病。
自我能记事起，母亲就有严重的腰腿病，许多次母亲拖着疲惫的身躯从生产队歇工回家，立刻会请一个堂婶来给她放血。
母亲站在门口，一手扶墙，一手将卷起的裤脚高高提着，裸露出的那条腿上青筋暴起，堂婶捏着一把锃亮锋利的小针刀，刀尖往青筋中轻轻一点，“扑”地一声，一股紫黑的鲜血喷射而出，直溅落在一、二尺地外。
我们兄妹自小怕打针，几乎不敢睁眼去看，但母亲却谈笑自若，一针又一针，仿佛不是扎在她的腿上，不但不痛苦，还似很享受，扎完一只腿，换一只手扶在墙上，换一只手将另一条腿卷起的裤脚高高提起，继续扎。
母亲每次扎完，要擦好多张草纸，地上都有两大滩血。
渐渐习惯了的我们，害怕换成了担忧，一见母亲腰腿酸胀难受请堂婶来针刺放血，便去给母亲拿草纸，等扎好后去灶膛下铲来草木灰，盖住地上的血，等吸干后再清扫掉。
放血疗法对母亲的腰腿痛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每次扎完后，母亲又能照常洗衣做饭喂猪，又能和父亲一样起早摸黑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
农田承包到户后，父母不用像生产队时天天到地里瞎忙，平日的农活父亲一人即能搞定，只在抢收抢种的农忙季节，才要母亲和我们兄妹帮忙，但母亲在村麻织厂织麻布，先手工后机械，农闲时也不得轻松，而且工作以坐着为主，更伤腰，因此母亲一直受着腰腿病的折磨。
随着经济和医疗条件的好转，与以往相比，母亲不再经常请堂婶来扎针放血，而代之以吃药打针。
父亲是六十年代初的精减下放职工，每月有生活补助，他还在家里开了个酒水饮料代销点，我再按月给一些，父母的生活根本不成问题。父亲在七十多岁时自感力不从心，终于听从我们的劝告将责任田转包给了他人经营，母亲也因麻织厂搬到镇上而不再去上班。
我以为两老从此可安享晚年了，然而那些年邻市闻名于世的小商品市场生意特好，老板们争先恐后、源源不断地将手工活送上门来，做中国结，贴标牌图案，分装打包饰品……这些手工活工价不高，但不需什么技能，且可利用闲散时间在家做，很自由，村里的老人无一例外地沦为了这些老板的廉价劳动力，我闲下来的父母也无法幸免。
我回乡下时，禁不住数落了父母一阵，他们像做错事却不肯认错的小孩，迫不及待地向我辩解：人总不能吃饱等死吧，有点事做做充实，好打发无聊时光，而且想做就做，不高兴就不做，没人逼。
可我知道父母的脾性，这也是周围所有老人的脾性：只要一干上手工活，他们就钻进了钱眼里，一刻也不肯把时间耽误到别的事上，恨不得连吃饭睡觉也省略了，他们会不由自主相互攀比，谁都不甘落后。
回城时，我无可奈何地给了父母比以往更多的钱，嘱他们劳逸结合，虽知他们未必真的会听我的话。
种菜加上没日没夜的手工活，母亲的腰腿疼自然更频繁地发作了，也不得不更频繁上医院去。听人说哪个医院治疗疼痛好，哪个郎中能药到病除，她都会去一试。
但即使进城来看病，母亲也从不告诉我，偶尔因她很迟未回去，担心她出意外的父亲打电话来我才知道，有时我赶到医院时她还在等检查结果没找医生复诊开药，有时她已在回去的公交车上了。
就这样，母亲的生活陷入一种“劳作——腰腿痛——求医问药——继续劳作”的恶性循环之中。在这个循环中，母亲劳作所得的钱或折算成钱，远不够其求医问药花的钱多，做的完全是得不偿失的亏本生意；在这个循环中，母亲的腰腿病日益严重，身体越来越差；在这个循环中，我对母亲说得越来越多，她却始终不加辩驳，同时一如既往地将我的话当作耳边风。
十多年前的一个初春下午，母亲在门前路下的菜地种马铃薯，等她忙完活想站起回家时，却因腰椎病发作怎么也不能如愿，最后只得叫父亲将她搀扶上来。
当时去医院作了检查，医生建议手术，但母亲觉得自己能走，只不过暂时一腿乏力，歇几天吃些药就会好，坚持要保守治疗。
可一段时间后，母亲的病情虽有所好转，一腿仍时感力不从心，留下了间歇性跛行的后遗症。
我借机告诫母亲要听医生的，不要久站久坐少弯腰，菜地少种些，够她和父亲吃就好了，再不注意身体，腰腿病会越来越严重，到最后瘫痪都有可能。
但母亲对我说的毫不为意，最后我急了跟她吵了起来，她才勉强答应，可等我下次回家，她该种豆就种豆，该种瓜种瓜，时节一刻也没耽误，菜地一厘也没闲置。
其实之前我家种菜的一直都是父亲。早年生产队给各家一二分自留地种菜，但父亲觉得不够，于是就在房前屋后的空地上见缝插针种南瓜葫芦，在水塘边捞泥种丝瓜豆角，在山脚路边开荒种上其他应季蔬菜。
因要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父亲总是在早晨出工前和傍晚歇工后去打理菜地，而对于母亲来说，每天早晚这点空闲时光，够她在家洗衣做饭喂猪和照料年幼的我们兄妹仨就不错了。
儿时我也常跟父亲去种菜，有时帮父亲拿点工具或种子，有时将父亲采摘好的蔬菜先送回家给母亲烧，有时则纯粹跟父亲去玩。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村里办起了麻织厂，妇女们织麻布，朝五晚九，挣的工资远比大男人们多，她们的家庭地位一下提高了，理直气壮地将所有家务全甩给了男人，洗衣做饭喂猪成了那时我村男人的本职工作。我父亲也不例外，他虽和母亲同在厂中上班，但他做的是管理工作按日计酬，母亲织麻布按件计酬，吃饭都像抢的一样狼吞虎咽，哪有时间做家务活，遑论原本属父亲职责的种菜。
后农田承包到户，父亲再不用愁菜地太小，父亲在原先的自留地上，在责任田蜿蜒绵长的田塍上，在前山桔地后山枣林中，种满了蔬菜瓜果，多的自家根本吃不完，即使分送亲朋好友还常剩下很多，幸好当时家里还养着鸡和猪，不致暴殄天物。
再后我进了城，过几年又买了车，虽说离乡下老家只二十来公里，但觉得父母还康健，除了逢年过节和农忙时，我一般也就每月回去一次。
每次回乡下，我都会满载而归，后备箱里装满了父母亲手种的时令蔬菜和瓜果。除了我们回去时自带，父母有时会亲自送进城来，有时会托人带给我们，父母会选择最好的、最新鲜的蔬菜瓜果，以最佳的品质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父亲将责任田转包给他人耕种后，仍在前山的桔地和后山的枣林中按季套种豆麦粟红薯等杂粮，在自留地种瓜果蔬菜。这还不够，父亲还将家门前的小半亩因村批地基多余的空地包了下来，围上篱笆，做了菜园，为了方便，要经常采摘的蔬菜瓜果就种在了家门口。
不再去麻织厂上班的母亲，也开始参与种菜。父亲大母亲八岁，后来又因车祸等原因患上了帕金森、阿尔茨海默症，父亲的代销点和菜园逐渐由母亲接手，最后完全由母亲打理。而我也是从一月一次到两周一次，最后每周末回去。
虽然这时期，母亲偶尔还会做些手工，但她腰腿病的主要敌人已是菜地。
说不动母亲，我幻想能减少母亲的菜地，但我苦思冥想了好久，却无计可施。
幸好，此时美丽乡村建设进入了高潮，我建议和支持村干部去申报旱地改造项目，我家前山后山的果林都收了回去整改，一改二年，而且改后原先肥沃的耕作层都丢失了，再不适合种菜，母亲知难而退，不得不放弃了旱地。
后母亲因腿脚越来越不便，主动将坐落在村后两里外一山谷中的自留地给了一个堂叔，她的菜地只留下了门前的一块。
尽管母亲的菜地越来越少了，但由于她的精耕细作，间播套种，每次我回城时，仍然能满载品类齐全的蔬菜瓜果而归。
我觉得要控制母亲的病情不至于发展太快，最有效的办法是让母亲离开农村，这样她才能彻底离开菜地。为此我花了九十多万元，在老城区买了套二室一厅，那里周边配套设施齐全，一百米内吃穿住行生活用品都能买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近在咫尺，大医院也不过几百米，如父母进城来住，生活和就医都极方便，而且我也不用每周往乡下跑，还能天天过去看看他们。
但父母怎么也不肯进城，说乡下空气好，村里人人熟悉，打门前过坐坐聊聊就一天过去了，而城里人生地不熟的，整天关在家中要闷死，出去又怕找不回家，再说他们从来没离开过家……
听了父母之言，想到人老了都盼落叶归根，我又怎忍心让老父母背井离乡，尤其是对父亲这样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换到陌生环境，会令他局促不安，对他的病情不利。
万般无奈，我只好打消了让父母进城的想法，但退而求其次，无论如何我要让母亲放弃种菜。
我和母亲重复着之前说过不知多少次的话：只重求医，不重保养，病是看不好的。不种菜自然身体不受累，腰腿病就会少发作，用省下的买药钱来买菜，必绰绰有余。就算照样吃药，省不下钱来，我们家也不差买菜的钱，不再种菜，至少会让生活更轻松，身体更舒服。
但母亲却固执己见，认为种菜可活动关节，舒筋活血，有益健康。其实母亲的观点没错，问题是母亲不知道劳逸结合，她细心沉稳，习惯忍耐，干活慢条斯理，一丝不苟，父亲十来分钟能干完的活，母亲往往要半小时，为此她常常在菜地一呆就是半天。不容置疑，只要菜地在，母亲的身体甭想好。
如我所愿的是，不久天赐良机，政府号召并拨款改造整治村庄环境，起先村干部看在我的面子上，不敢动我家门前的菜地，我知情后主动去电表示不需要特殊照顾，让他们一视同仁将这块菜地规划成了车位和花坛。母亲心里虽有不舍，但以为这是村里的决定，也无话可说。
母亲无地可种，自然能免许多劳累，我安慰母亲我以后回家会多带点新鲜菜，而且村里很多年前就开始几乎天天有小贩来兜售蔬菜瓜果、猪肉、豆腐、甜品糕点等，想吃什么买什么，而且种了我家自留地的堂叔，还有左邻右舍，都时常会将自己种的菜分给父母。母亲不种菜，也根本不用愁没菜吃。
孰料我隔周回去，发现母亲又在后屋后的荒地上忙碌了。母亲像许多习惯于自给自足的老农们一样，只要地上能长的，她更愿意付出汗水求大地恩赐。
我家屋后的三间房子，是从志洪家调换过来的，他家因批了新房，需要拆除旧房，我就同他商议，找补他一些钱，将我家在村中间的几间摇摇欲坠的老屋与其对调，以方便父母堆放农具和杂物。
志洪家屋后的那种块空地，原是他家用来圈养鸡鸭的，有上下两阶，还挖有口小水塘，种着一株枇杷和几棵水杉。因有门前的菜地，父母除了初夏去摘枇杷吃，一直没搭理这块空地，这一荒便是好几年，杂草丛生，遍地瓦砾。
母亲叫大妹夫砍去了水杉，用清理出来的杂草和瓦砾填没了小水塘，费了许多工夫，将荒地改造得可以种菜了。
我心里极是不安，自己机关算尽，结果却适得其反，不但没能让母亲放弃种菜，反而害她遭了更多的罪。
过了个把月的一个周末，我要回城时，母亲早早地将从屋后菜地采摘的头茬蔬菜瓜果，分装在一个个塑料袋里，等着放到我的车上。
我怪母亲不听话，赌气不肯带。之前我妻子就曾说，只要我不带母亲种的菜，母亲就不会种了。
母亲见状忙哀求我：“自己种的环保，不打药，就是打了，我也会算准了药效过后再采摘。城里卖的菜只是卖相好，都打了激素农药的。”
我知道母亲之所以不顾惜身体，要坚持种菜让我们带，就是为了能让我们吃上绿色环保的放心蔬菜。
“你一定要我带也可以，你可以帮我向邻居或村民买，不一定要你糟蹋自己的身体去种啊！”
“哪有农村人手脚能动不自己种菜的？”母亲笑道，“我以后会注意身体的，你听话带走，你不带，我心里不舒服的。”
父亲站在门口，用和母亲同样的企求眼神看着我，我忙钻进车，偷偷地抹去眼角的热泪，长按住后备箱开启键。
此后我只能劝母亲少种点，干活不要太久，可以歇一会干一会。母亲口口声声地答应着，但我知她肯定做不到。
二0二0年七月，饱受腰腿病折磨的母亲，在长期吃药打针理疗仍不断加重的情况下，终于答应住院手术。但在手术前的检查中，又查出她有冠脉重度狭窄，医生要求母亲先放支架，过一年后再来动腰椎手术。但母亲一直来并无冠心病的症状，经向心内科专家咨询，专家建议可先服药控制，加上骨科医生说，母亲腰椎手术早已失去最佳时机，效果不会很理想，且风险较大，经反复权衡，最终母亲和我们决定继续保守治疗。
我很后悔自己当初没选择读卫校，初中毕业时我考上中专，当时师范和卫校招生最多，上卫校还是上师范，全凭我个人的意愿。但我自小脾胃差，容易犯恶心，偶尔去医院，闻到消毒药水就想吐，听说上卫校还要解剖尸体干嘛的，想也没想就选择了师范。
如果我读了卫校当了医生，就算不能治母亲的病，也会有更多更好的医疗信息和资源，就不会延误母亲治疗的最佳时机，能获得更佳的医疗方案，也会因医生的身份让母亲更听我的话。
二0二一年，父亲的病情加速恶化，生活不能自理，而有时帕金森晚期的小妹也会来家让母亲照顾。母亲跛着足，有时自己都站立不稳，却要照顾两人。
母亲从未在我们面前说累，但我知道她早已疲于奔命，便旧事重提让她不要再种菜了，但又被母亲婉拒。
每个周末回去，给父母买些水果糕点，再给他们做一顿饭菜，这貌似是我回去尽孝，实则让母亲更加劳累。每当我要回去的日子，她总会早早起来，采摘好蔬菜，拿回家整理，有些还给我们洗干净了。吃了午饭，她则就打发我回城休息。
这年十月父亲病故，次年五月小妹又不幸走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失去了两位至亲，我母亲自然哀痛不已，我再不提让她放弃菜地的事，回去时有空就帮她做一下农活，种菜对于母亲而言，是最好不过的排解孤寂和忧伤的办法。
菜地之上大路的里面原有条从附近的景山水库蜿蜒而来的干渠，干渠有个涵洞，能引水而下灌溉我家门前的大片良田，这些良田被批了地基后再无须用水灌溉，为怕雨天发大水，有人就把涵洞堵死了，母亲屋后的菜地只得抽自家的井水去浇。冬春还好，盛夏晴多雨少，为防蔬菜被晒死，母亲几乎天天傍晚都去浇水。
母亲用几根软管连接起来，才够得上菜地，因没专门的灌溉龙头，母亲采用指头压住水管的部分出口，来增加水压和控制方向。有时指头压住水管口太多水压过大，致几根软管的连接处突地断开，她只好跛着回去重新接上。每天下午，母亲拄着拐杖要在菜地浇个把小时的水，对腰的伤害有多大，可想而知。
去年上半年，我见无法阻止母亲，就叫了做水电的朋友，直接将自来水管一直埋到菜地中，安上了两个水龙头，再在水龙头上接上软管和喷头，这样母亲就方便省力多了。
今年春节后，母亲左腿偶尔会出现如机器停电似地不能动弹，敲打一阵后才能恢复如初。我怀疑母亲是中风或得了帕金森综合症，经医生检查仍是腰椎病加重所致。
听说我家后排七十多岁的邻居光明夫妇今年不再去工地了，我向母亲提出等她种的菜收了后就将菜地给他们种，光明夫妇也向母亲表示，母亲吃的菜他们会无偿供应，如果母亲身体还好，他们种的菜，母亲可以当自己种的菜一样，随时去采摘。
这回母亲勉强同意了，但坚持要留下二垄较平坦的自己种，后来母亲在这二垄地上播撒了苋菜籽。一月前母亲的左腿突发僵硬的情况日趋频繁，在我的劝说下，母亲终于同意将屋后全部菜地给邻居光明家种。
上周末回去，见后屋南墙与路间那个二平方不到的小三角，母亲种上了一些葱，小沟的边垠，栽着几棵丝瓜秧，我瞬间泪崩了。
为了母亲的菜地，我和母亲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我知道岁月无情，最终的胜利者必定是我，但这没以我想要的时间和方式赢得的胜利真正来临时，我只感到无限的惆怅：其实我是多么希望这一天能够来得迟一点，再迟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