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部门职位设计源于整个现代国家建构。传统中国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国家内部管理实际上是一盘散沙，近代以来的列强侵略，我们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血缘社会逐渐淡化，对于地缘社会公共领域的管理和成长为完备的“现代国家”以求进步让我们开始需要公共部门并整合其职位体系。
中国职位设计的历史发展沿着工作专业化方向有层次地建设，应有一个宏观的逻辑。在此引用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关于现代国家建构的观点，他认为在中华民国至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中国就初步建构了现代国家的上层结构（领导人，政府机构，军队）缺点在于无法与中国“下层结构”沟通，以至于国民党“头重脚轻”的政治结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回应了这个问题，重塑了中国的“底层结构”（组织农民运动、土改、扫盲）；1978年改革开放实际重建了缺失的“过渡”的“中层结构”（市场经济，国家配套的司法、监察、税收、物流）。因为中国社会这样连贯的发展，我们才出现当下具备完全三层结构的强大的现代国家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才会出现空前统一的政府、市场，这也奠定公共部门职位设计的大致框架。
中国具有典型的四大特征：超大型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中国占世界人口20%，国土面积世界第三，从中央到地方，中国的公共部门设计最为复杂，职位数量最多，种类最广泛。随着中国教育水平的提升和人口的规模效应，电子商务、旅游业、物流行业、人工智能的发展，信息文明时代的变化，公共部门职位逐渐升级，对人员素质要求和岗位发展上升到新质量台阶，中国往往在改革自身体制下就能产生改变世界的效应。职位工作专业化发展后，利用中国人口、地理优势，又能积极推进工作轮换提升工作效率，在这个方向上不能以静态而应以动态视角来看，中国的岗位调换实际有更深的战略之义。首先是基础，中国超大国土经历了“百国之和”的漫长历史，长时期的人口整合过程产生了高度的“文化同质性”（相同的语言、价值观、生活方式）对于各地之间的职位调换并没有太大差异；再说其重要性，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为避免地方本位主义和经济文化封闭性，各个地方的人员交流更有力于成就中国公共部门系统的活力，职位设计流动更加合理高效，而并非让这偌大的管理系统陷入冗杂的瘫痪；最后是必要性，在人口多、土地面积广的中国发展经济，必然会出现区域发展不协调、贫富差距分化的现象，职位调换实则是站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构建，经济上中国产业升级不用迁移到国外，而在本国内部就可实现产业梯度转移，将东部沿海的制造业转入西部地区，实现“发达板块”和“新兴板块”的良性互动，这种经济上的发展潜力本身也是因区域发展产生的职位调换在制度上的潜力，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们悠久的历史传统具有丰富的内源性和传统性，如“民本主义”，领导要率先垂范的观念影响，形成了公共部门职位设计的根本性准则和职务人员的行为规范，如何更高效地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公共形象。从中央到地方的公共职位设计保持着强度的一致性，但又不同于地方差异性进行个别调整，这都得益于中华博大精深的文化资源，海纳百川“和而不同”的包容性，从而出现强大的国家统一景象。
最后是职位设计会走向工作扩大化和工作丰富化的道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衷是实现的人的全面发展和价值，工作扩大化和丰富化意味着岗位生产效率的提高，每个人将有更多的时间创造更多价值，并提升自己的技能，职位设计的创造性也会有更多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