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6年小学,总共经历了3个班主任,两年一个。
头一个是个年轻姑娘,18、9岁,漂亮可亲。两条辫子垂在胸前,宽宽的额头光洁而饱满,一对大眼睛总是在笑。老师的名字叫王美南,开始还纳闷,这个女老师怎么叫“美男”呢?
说起来,王老师于我有知遇之恩。这个故事像极了那个由谁来做三楼楼长的著名段子。
1959年的9月,天津铁一小开学的第一天。一年级五班新入学的50多个学生坐在教室里,听王老师点名。点到谁,谁就站起来答一声到。点着点着,听见老师叫:周xi远!我知道这是叫我呢,那是因为在这以前,在各种场合已经有很多人把“迺”读成了xi,不新鲜。这也是我后来干脆用“乃”字的一个原因。我站起来答了到,接着说:“我不叫周xi远,我叫周nai远。”落落大方,从容不迫。王老师从谏如流,马上改口。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点完名,王老师对着全班同学说,我们就让周nai远做我们班的班长,大家说好不好?全班同学整整齐齐地一声喊:好!就这么着,上学的第一天,我当了班长。
很多有用的东西,比如加减乘除、汉语拼音什么的都是跟王老师学的,直到今天还在用。
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见到王老师,那时她已经不带我们班了,看见我胳膊上的一道杠,有些失望地说,小队长啊?我显然和她的期望有些距离。
离开铁一小的第二年,文革开始了。由于家庭的原因我不能加入红卫兵,基本上就是逛着看运动。有天听说铁一小有热闹,就跟高年级的学生一起去了。到了那儿看见礼堂里外都有许多人。我跑上二楼,靠着围栏往下看,是在宣传那副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楼下一个年轻的女老师正在慷慨激昂地演讲:我是资本家家庭出身,我承认自己是个小混蛋,但是我要怎么怎么样什么的。
院子里围了一圈儿人,我个子瘦小挤不进去,就在人缝儿里边往里看。几个老师你一嘴我一嘴跟围着的人讲着什么,大概是说有些外边来的人在学校里边煽动捣乱,不听劝阻还蛮横不讲理。我看见王老师也在里边,脸气得煞白。她也许看见了站在前边的大同学衣服上别着的校徽,就说铁一中的同学有水平,你们给评一评理!结果可想而知,哪有理可讲。
王老师曾经到我家家访,我给她倒了杯白开水,把她喜欢的不行。“还给老师倒水呀,还给老师倒水呀”,眉开眼笑地连着说了好几遍。
记忆中的王老师就像是个天真的大二女生,没有一点点的世故和城府。
后来就再也没见过她。估计着现在也有76、7岁了吧,早些时候见到德敏、宝茹同学几年前和王老师的合影,老师不再年轻,但还是那么可亲,一脸的慈祥。
祝她长寿。
第二个老师叫马臻祥,是个男老师。马老师30几岁年纪,高矮有1米7上下,身材略显单薄。浓眉大眼,脸颊总是刮得很干净,泛着青光。说话带些昌黎秦皇岛那边的口音。马老师很严厉,对课堂纪律要求尤其严格。同学们做课堂作业,马老师就提着他那条结结实实的教鞭沿着课桌弄堂来回溜达,教室里一定是鸦雀无声。有一回不知哪个同学做了什么错事,马老师一教鞭抽在这个同学的课桌上,同学们的心肝都跟着颤抖,直到现在我都忘不掉。有一次因为贪玩儿,我课间迟到,被马老师罚在墙边站了小半节课。
马老师住家离我家不过百米,是在二马路辰纬路口一个大院子,周围的人都叫它马家大院儿,不知道这马家和马老师有没有关系。后来直到文革时期,总是能看到他从我家门前经过,深蓝色的铁路制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两只手插在裤子口袋里,半低着头走过去。
自打我下乡去插队,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关于马老师,就记得这么多,其他的都被岁月湮灭了。
小学最后一个老师又是个女的,名字叫付春生,那时候大概有40岁上下?她从5年级接手,一直送我们毕业离开学校。她是满族,不知道她的满族姓氏是什么。付老师教语文,算术老师姓张,也是女的,是其他班的班主任。付老师高高胖胖,一张脸圆圆的。她夏天不穿裙装,穿灰的蓝的半截袖儿大褂儿。不是旗袍,是大褂儿。没有凸显曲线的裁剪,基本上是上下一笼统。即便如此,这穿着也很另类,我不记得学校里还有其他人穿这个。付老师爱出汗,夏天衣服的肩背处总是被汗水浸湿。
小学毕业那年,是文革的前一年,毕业考试语文试卷就是一篇作文,不考基础知识。大概是教改的某种试验,只有那一年是那样,挺特殊的。语文教学也是这样,偏重作文训练,老师在课堂讲,校长在礼堂讲,都讲作文。付老师的语文课常常是把范文写一黑板,讲范文,练作文。时至今日,还能够写一些读起来还算通顺的文字,大概也多多少少得益于那时的训练吧。
有一次,我的作文有幸被选作范文,依稀记得是写古罗马斯巴达克斯起义的读后感。付老师肯定了作文当中好的部分,同时指出其中的不足。其中一条是这样的,我写到奴隶主军队被义军打败时,用了“屁滚尿流”这个词。老师批评说,尿可以流,屁怎么能滚呢?全班哄笑。我谨遵师训,包括今天这次,这个词我这一辈子只用过两次。
六年级时,有一阵我做过班里的少先队中队组织委员,是两道杠了。有个同学红领巾弄丢了,想再买一条,这是组织委员的事。我拖拖拉拉好几天也没给人家办成。付老师知道了找到我,批了我一顿,主要意思就是该你办的事怎么不给人家办,这么简单的事怎么那么难什么什么的,全程没有笑脸。她从来对我都是和颜悦色的,这脸色是头一回。以后渐渐懂得责任和效率。
有一次,刚开过了家长会。付老师指着我对其他同学说,他妈妈是个非常棒的老师。我很意外又深感自豪。我妈妈早年就学于河北省立女师,上世纪50年代起先后在新开小学、新开中学、区教师进修学校教书,在河北区小有名气。
很快就毕业了。我一点也不记得同学们是怎么和付老师告别的,我甚至不能确定有没有这个告别。
文革当中回铁一小,就是前面说到过的那次,遇到了教体育的张老师,上学时候喜欢踢球,跟他熟。那时候,他大约是学校搞运动的负责人。打过招呼,他看了我一眼,然后望着别处说:“你们付老师……”嘴边一丝冷冷的笑。我知道付老师的处境一定不好了,然而那一次没有见到她。大约一年前,偶然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作者文革时是铁一小的在校生。文章里提到在文革中,他见到过付老师。就在我们读六年级那座楼的地下室,付老师在那儿劈木柴,低着头也不和人说话,身后是小山一样的劈柴堆。想想真让人心酸。
我诅咒文革。
三位老师,不管你们现在何方,我都祝愿你们得到你们应得的幸福。
写在2017年教师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