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阳之战以大反转作为结局。后面还有一些尾声还没有交代，但是司马光忽然停止了历史叙述，插进来一段议论。分析智瑶是为什么失败的，或者说，分析智瑶的失败对今天的人有什么启发？

      原文为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译文：司马光他认为智伯的灭亡是因为才能超过了品德。才与德是不同的，然而世俗之人不能分辨，都通称为贤能，这是用人失当的原因。聪明、明察、坚强、刚毅被称为才，正直、公正、平和被称为德。才是德的辅助，德是才的统帅。司马光还将人才分为圣人、君子、小人、愚人四类，并指出如果不能得到圣人和君子，与其用有才能但品德不好的小人，不如用没有才能但品德好的愚人。因为君子凭借才能行善，小人行恶，愚人即使想做坏事也因智力和能力不足而容易被制服，而小人有智谋又有勇气作恶，危害极大。同时，由于人们往往喜爱有才能的人而容易疏远有品德的人，所以观察者常常被人的才能所蒙蔽而忽略了品德。自古以来，国家的乱臣和家庭的败子，大多是才能有余而品德不足，导致国家和家庭覆灭的，不止智伯一人。因此，治理国家和管理家庭的人，如果能明辨才与德的区别并知晓先后主次，就不必担心失去人才了。

      在当时王安石变法的背景下，司马光和王安石在朝堂上是对立的两派。从司马光的立场看，王安石作为变法的主要推动者，得到宋神宗的大力支持。王安石才能卓越，其变法举措大刀阔斧地改变了北宋的诸多政策。司马光可能认为宋神宗在用人（王安石）时过于注重才能（推行新政、改革旧制的才能），而没有充分考虑可能带来的道德风险（如对旧有秩序的冲击、部分变法措施实施过程中对百姓利益的损害等）。

      所以，他写下这段话或许带有委婉提醒君主在用人方面要权衡才德，不能单纯被才能所吸引而忽视品德因素的潜在含义。但这也只是一种推测，因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本身是一部以史为鉴的编年通史，他也确实希望通过历史事件总结出治国理政的一般性原则。

      司马光认为，智瑶的失败完全是因为才胜德，而作者熊毅老师觉得单从才胜德这个观点来看，也言之成理，但如果说智瑶失败就是财政得的结果，显然有失偏颇。他说晋阳之战的胜负其实有很大的偶然性，如果智瑶的水利工程再强一点，一举冲垮晋阳城赵无恤就不会有翻盘的机会，韩魏两家联手也未必对抗得了风头正劲的智瑶；如果赵无恤也学韩康子和魏桓子，一开始就满足智瑶索要土地的要求，事情接下来会如何发展，也未可知。智瑶最关键的失误其实是策略上的，在实力不足以碾压韩、赵、魏三家时，拉二打一才是经典战术。在取得阶段性胜利之后，再把拉二打一变成拉一打一。智瑶虽然表面上做到拉二打一，其实局面比一打三还要凶险，因为韩魏两家随时可能变卦。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一批竹简。其中有一部分《孙子兵法·吴问》记载了吴王阖闾与孙武的这样一段对话：原文我就不赘述了，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吴王问：晋国六大家族哪个会先灭亡，哪个能一直存续下去，然后孙子分析说范家和中行家会先灭亡，其次是智家，再其次是韩、魏两家，赵家最后会统一晋国。给出这个说法的原因，不是兵法上的原因，而是说范氏和中行氏的田制是160步为一亩，收取五分之一的税，这种方式会使统治者富庶但导致民众贫困，国力容易衰竭，所以他们会最先灭亡；智氏以180步为一亩，同样收取五分之一的税，情况类似，因此次之；韩氏和魏氏以200步为一亩，也是收取五分之一的税，随后灭亡；而赵氏以240步为一亩，并且不抽税，藏富于民，国基稳固，有可能统一晋国。这表明智家税收高、内部不稳定、扩张过快，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导致了智家灭亡，可见智瑶失败不只是才德问题，还有战略、经济等因素。